“超女”的火爆前所未有，也引发出前所未有的争论，学者、专家和评论家纷纷加入，从“超女”唤醒的民间参与中读出了“民主启蒙”和“投票预演”的微言大义。 

在微言大义的背后 

的确，超女动员出的大众参与，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超女”是一次平等、公开、透明、互动的选秀节目，，是一次平民文化的滥殇，是平民美学对精英美学的胜利。但“超女”是不是一场“大拇指投票”的民主选举？是不是一次“审美民主”的空前动员？则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有许多人指责“超女”低俗，开了大陆电视娱乐节目的低俗化的先河，有引导中国大众文化走向“娱乐致死”的危险；也有人认为，支持“超女”的强大民意，其驱动力毫无严肃性可言，仅仅是基于追逐娱乐致死和偶像崇拜的时尚，或干脆就是危险的“民粹主义”；“超女”的胜利，也至多是大众娱乐的一次凯旋，而与民主完全无关。如果拔高“超女”的社会意义，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可能是一个噩梦。

然而，由超女引发的超级争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超女”本身是否民主，而在于为什么人们如此偏执地把“超女”与民主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在这种拔高“超女”的评论背后，是民间公共参与陷于“极度饥渴症”的现实：一方面，是独裁强权一向害怕且不允许民间的公共参与，另一方面，是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民间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渴望。所以，当严肃公共话题被官权设置了种种参与限制之时，借助于商业性娱乐的机会来变相地满足公共参与的饥渴，也就带有某种必然性。

是的，“超女”的庸俗一目了然，但来自官权的意识形态批评，要么是既得利益在作祟，借政治正确之名来行打压竞争对手之实；要么是敌视民意的独裁习惯作祟，用上纲上线来封杀民间的自发动员；所以，央视名嘴对超女的批评，完全基于垄断体制的最大受益者的酸葡萄心理，批评得不到位，还尽显第一喉舌的小心眼；至于那种上纲上线的政治声讨，除了“恶毒”和“卑鄙”的评价之外，根本不值得与之争论。

在来自知识界的负面评价中，那种把“超女狂欢”视为“资本操纵”、“民粹主义”、甚至“多数暴政”的批判，是一种狂妄的精英姿态带来的目盲。如果说，从“超女”中看出民主的微言大义，是一种“拔高”的解读；那么，把“超女”斥为“民粹主义”或“多数暴政”，就是一种比拔高更不着边际的滥用。因为，任何社会中商业文化之流行，大都是资本操作的结果，也都带有大众狂欢的色彩。如果没有资本操作和大众狂欢，也就不会有商业文化的泛滥。

商业操作带来的“超女狂欢”，与政治操作造成的“文革狂欢”，二者毫无共同之处。不管怎么说，“超女”还讲究程序的透明和公正，还尊重大众投票的民意，从中读出“娱乐民主”，并不太离谱；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极权之手的一手遮天，说造反就有千万红卫兵齐造反，说军管就军队接管所有机关和单位，说停课就全国大中小学齐放羊，说下乡就千万知青奔赴广阔天地……没有任何程序，肆意摆布民众，老毛的心血来潮，就将决定整个运动的方向变换和所有人的命运。

就我所看到的对“超女”的负面评价而言，最到位的批评来自学者刘擎先生。他在《超级女声与生活世界的成功神化》（载于《新京报》05－08－18）一文中说：“超级女声召唤的是一个‘成功的神话’，激励的是一举成名、脱颖而出的梦想。正是‘偶像的诞生’构成了兴奋和刺激的群众动员力量。”然而，“为了最终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可以忍受海选中可能遭遇的羞辱，可以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迎合评委与大众口味，可以面对严酷的PK考验（PK是网络游戏用语‘player killing’的缩写，意为‘玩家杀戮’）……，难怪每个选手在被淘汰出局时，都会有‘一路走来’如何如何的万千感慨。说到底，‘超级女声’不是一场‘想唱就唱’的自娱自乐游戏，而是某种‘青春残酷物语’。在这里，青春不是反叛，不是另类的开拓，不是想象力和自由，而是反复地肯认、加固和强化了那个主宰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成功神话，那个竞争中的残酷对决，那个输赢决定一切价值的文化。”“我们除了成功，除了PK掉对手，除了成为或崇拜偶像，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吗？我们在‘淘汰/晋级’的输赢文化中还有什么另类的选择吗？被淘汰出局的大多数人如何可以有意义、有自信、有个性、有尊严地生活？”

我想，以刘擎先生的文化视野和透视能力，不可能看不到造成此种“青春残酷物语”的社会的制度的原因，但囿于大陆媒体窘迫的言论尺度，就连几年前的那种打擦边球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所以，刘擎先生的文章无法点破那层窗纸，也是情有可原。

在时政话题仍然限制重重的中国，首先是作为最重要公共生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走向超级丑陋，其次才是追逐商业利益和平庸娱乐的大众文化。特别是对于控制最严的电视媒体来说，电视人们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只能用平庸的娱乐节目来赢得收视率。商业化娱乐通过消闲解闷、慰藉创伤和麻醉良知来操纵大众，娱乐时代的所谓“精英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换言之，当国人无法通过严肃的公共关注来展示个人的责任和尊严之时，也就只能通过“娱乐秀”来自我展示。在此意义上，“超女”代表了整个中国不得不回避严肃问题而转向“强作狂欢”的无奈。 

见缝插针的参与饥渴 

也有人指出，从“超女”这类纯商业性的娱乐节目中读出严肃的微言大义，颇有混淆商业和政治之嫌，无形中给官权打压“超女”提供了口实。但这样的指责，必须顾及到另一个社会常识，才是有的放矢。

首先，在一个正常国家里，人们早已习惯了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知识阶层决不会把大众对商业娱乐的热衷与“民主启蒙”之类政治参与联系起来。

而在类似中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家里，统治者是邪恶的，社会发育是畸形的，精英是丑陋的，民智是幼稚的。僵硬的一元化政治构成社会多元化的最大瓶颈，官权政治的无孔不入必然导致社会的泛政治化，官权政治不但要垄断所有公共权力，还要干涉市场、道德、思想、信仰，也很难阻止它不干涉公共娱乐。所以，在这种一元化政治结构之下，垄断了一切公共领域的独裁者，才是混淆政治与商业的第一罪魁。也只有在官权政治被强加于整个社会之时，才会产生混淆商业与政治、拔高商业娱乐的社会意义的畸形现象。

比如，“中国超女”来自对“美国偶像”的模仿，后者在商业上的成绩远远超过“中国超女“。但人们很难想象，美国的知识界会从“美国偶像”中读出严肃的民主启蒙。

其次，在美国这样的正常国家里，人们具有公共参与、特别是政治参与的充分自由，公共参与的渠道是通畅的，根本不需要“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以至于在大选中频繁地出现投票率低的“政治冷感”的现象。

但在畸形的独裁中国，国人还不具有公共参与、特别是政治参与的自由，即便是中共法律明文规定的合法参与渠道，在现实中也是阻塞重重（比如上访），所以，国人对参与的向往，就特别需要“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以至于，这种参与饥渴之严重，引发出“饥不择食”的参与。

第三，美国有充分的参与自由，放弃投票也是其自由之一。但在我这个毫无参与自由的中国人眼中，也会时而产生一种不近人情的“畸形嫉恨”：美国人的政治冷感，甚至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当中国人还处于投票饥渴状态，一大半美国人却自愿放弃投票，很有点自由富翁在挥霍或浪费参与权利之嫌。

饱汉容易“厌食”，而饿汉常常“饥不择食”。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就有二百多年的民选总统的历史，部分选民感到厌烦，进而产生政治冷感，再正常不过得了。而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大陆，却至今还没尝试过民选总统的滋味。所以，如果美国知识界对“美国偶像”的参与，也象中国知识界参与“超女”那样，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反过来，如果中国知识界象美国知识界那样，不关注不参与“超女”的讨论，不从“超女”的公众自发参与中读出微言大义，那就不再是什么笑话，而是“哀莫大于心死”了！

还有人说：“借超女而民主的人，既手淫超女，又意淫民主”。这恰好说明：在今日世界，民主被公认为是“政治美女”，而在“政治美女”迟迟不肯露面的中国，遍地都是被逼无奈的患有“民主单相思”的“光棍汉”。无权与民主谈恋爱中国人，总不能连“意淫”的权利也被禁止。所以，在“光棍汉”的单相思中，民主就不仅是“政治美女”，且是“超级政治美女”；中国人“意淫民主”，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大众“超女”VS精英“长江读书奖” 

此次“超女”选秀的全程直播，专家评委、大众评委和观众投票相结合的选拔机制，即便不是政治民主，起码也是娱乐民主。

“超女”程序的公开、透明和公正，让我想起几年前大陆知识界的一次评奖大丑闻——“长江读书奖风波”。那次评奖与大众无关，只是知识精英的自我奖励。主持那次评奖的知识精英们，居然可以不顾通行的学术公正和程序常识，设计出评委可以参选且获大奖的程序。名誉主席、主编、评委的作品入围，这已经有违公认的评选规则了；最后又得了奖，等于公开宣布此奖不是公共行为，而是类似“家天下”小圈子的内部分赃；再后来，当该奖的评选程序受到批评时，获奖的主编和评委非但不公开道歉，反而搬出“本质正义”进行公开的自我辩护，就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了。

世界上好象还没有这样的比赛规则：裁判兼球员，结果还进了球，通赢其它的竞争对手。即便比赛中不能完全避免的黑哨黑球，也至多藏着掖着，那敢象操纵“长江读书奖”的精英们那样，明火执仗且义正词严，用谁也无从把握、内功颇深的“本质正义”，取代可以一目了然的公开的“程序公正”。

试想，如果担任“超女”专业评委的歌手柯以敏，也一边品评他人，一边自己参赛，由于她在演唱上的科班出身和专业水准，即便进不了前三，也肯定会获得不俗的名次。按照“长江读书奖”评委们的自我辩护逻辑，如果柯以敏参赛并获得好名次，尽管违背了程序公正，但符合“本质正义“，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她是位好歌手。

两相比较，起码从评选程序的民主含量角度讲，商业娱乐的选秀程序，竟是如此干净！而知识精英的评奖程序，竟是如此龌龊！

由此也能发现，在民主素质上，大众娱乐的“超女”节目远高于精英们举办的“长江读书奖”。而某些知识精英却经常以大众民主素质低下为由拒绝民主，只能说明那些精英们的“自我认知障碍症”，一点也不比心中无数的“芙蓉姐姐”轻，甚至是一种更不堪更有害的知识狂妄。 

社会多元VS政治一元 

关于“超女式民主”，年轻记者安替的一段话说得精辟而感人：“超女当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亿中国人对民主的幻想。想到这里，我为我中华悲凉。”

我要补充的是，如果对民主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狭窄政治领域，而是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扩展到价值认同、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等层面，那么，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期待就不会过于悲观。

因为，后极权中国的不争事实是，毛时代的整体官权社会早已不复存在，社会已经发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官权已经无法完全操控整个社会。仍然僵化的一元政治，正在不断地遭到日益走向多元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挑战，民间力量的自发扩张不断蚕食着官权政治划出的边界。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的大一统意识形态，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官权蛮横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所以，中国政治领域的民主奇缺，并不表示其他社会领域里没有民主因素的生长。恰恰相反，谁也无法否认民主力量在非政治领域的自发成长，在官方意识形态无法操控的价值领域，民间心灵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也日益普及；即便在政治领域，民主奇缺是强权压制的结果，而压制下的奇缺正好说明官方对不断成长的社会性民主力量的恐惧。

仅就2005年而言，在新闻领域，有2300多位新闻人签名声援身陷冤狱的俞华峰，有《中国青年报》资深报人李大同公开挑战总编辑的官本位办报方针；在教育领域，有围绕着“卢雪松事件”所展开的民间讨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反抗独裁教育体制的舆论潮；在底层维权领域，有民间社会和开明媒体对“陕北油田案”及其受害者的持续而广泛的关注；……这些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民间反抗，凸现的正是民间民主力量的存在和行动。

是的，中国人还无法在政治上民主起来，但在民主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官权控制越来越捉襟见肘的窘态，政治镇压越来越不敢公开张扬的心虚，使民间表达有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即便这空间还显得过于狭窄，以至于，稍有不慎，就会撞上强权的铁壁，不头破血流，也要鼻青脸肿，但民间对民主的渴望之强烈，已经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而且，民间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机会，而是主动地寻找机会、创造机会。为了能够提高呼唤民主的音量，任何官权控制上的漏洞，都可以变成民间插针的缝隙。

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超女”的海选盛况和拇指投票风暴，完全可以称之为娱乐领域里自发的草根性的“审美民主”；知识界从“超女”现象中读出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民主幻想”，不如说是“呼唤民主”！遗憾的是，超女们“想唱就唱”且“唱得响亮”，而在民主启蒙的观念市场上，“想唱就唱”的机会还太少，呼唤民主的音量也还不够响亮。

也许，在很久的时间内，这种呼唤还是无法践行的幻想，但正是不灭的幻想，让心向民主的人们看到未来中国的希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向主流文明的转型路径，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蒋经国式”革命，而主要要依靠自下而上的社会渐进改良。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转型肯定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漫长过程，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绝不要奢望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只能致力于踏实的渐进改良，依靠不断成长的民间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即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2005年8月31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