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状态是自由的试金石。

                                                                                               ——（英）阿克顿勋爵

近日从网络媒体上看到大量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三山地区的征地纠纷案件的报道，尤其是民间学者侯文卓女士和郭飞熊先生的文章与呼吁，本人对当地失地农民及维权人士的处境深感担忧！

佛山市南海区地处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毗连广州，邻近香港、澳门，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三山就在南海区境内，是广东省的商贸黄金地段。当地农民的农作物主要用于出口，多年来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公粮、税入与创汇。农民的农作物包括香蕉、芭蕉、名贵的花卉树木及用于出口的草皮。不幸的是，这片金子般的土地被南海区政府盯上了，必欲据为已有。

据媒体披露的消息，１９９２年３月，在当地村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南海市国土局与三山岛的乡干部及八个自然村的村长签订了一份预征协议，强占了农民的土地，共１２。４平方公里（其中农田面积超过了１００００亩）。就是这份所谓“预征”土地的合同，被南海区国土部门用来证明土地产权已经转移了。该地区的村民虽然非常不满，但是在政府的压迫之下，无处申诉。直到今年３月，新当选的一些村委干部被村民们推举出来之后，开始依法展开维权行动，才从律师那里了解到在所谓“预征”的情况下，土地的产权并没有转移。因而，从今天春季开始，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的三山东区和三山中区的八个村庄先后开始了坚定的维权行动。村民们选出了９名代表到广东省人民政府、省人大、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佛山市政府、市土地局、南海区国土局进行申诉，但只有省公安厅有回音，其它各级机关均不予置理，如泥牛入海。

今年５月３１日，在大部分村民还在梦中的时候，南海区政府竟然出动了警车１２７辆、钩机２８辆、消防车４辆、救护车４辆、推土机９辆等各种车辆约２００辆及各种人员４０００多人，其中有涉黑人员，还有预备人员包围在区外埋伏，在三山东西两桥及村外海陆路口重重把守，在有纷争的所有地段通信全中断，更有甚者在有争议的耕用土地上强行填土。对部分村民使用野蛮暴力手段，进行殴打、捆绑、脚踢、四脚朝天抬走抛起抛下，有的还把村民绑上他们的车辆，把一些村民打成不同程度的创伤，村民想把他们的罪行拍照下来，却遭到公安干警推开阻挠。据当地村民描述：“田里优质香蕉正果实累累，名贵花木正长得茂盛，肥大的鱼群在欢奔跳跃，瞬间４００多亩农作物全被埋没夷为平地。耕户损失惨重。初步估计约损失８００多万元人民币。在极其野蛮的填土情形下田里的高档名贵动、植物在推土机的摧残下变得面目全非。当时有耕户要拿回留在田里的农具都遭到拒绝。被区带来的两队所谓工作人员（实际是黑社会），两派相争抢走约６车的农具和设施，价值约４０万元当废品贱卖了。”

对这次事件，当地流行三首顺口溜，照录于此：“南海狗官真霸道，五三一镇压全封路，警匪合作施强暴，打伤村民数十人，三山村民受糟糕。”“捉拿妇女关监房，凄凉小孩找爱母，跪地求饶曾晕倒，南海狗官真无道。”“动用银元超百万，几千警员镇三山，护地村民忙撤退，才免这次大劫难。”“５·３１事件”之后，农民们都感到非常地恐怖，参与保卫农田的人士减少了很多。然而，面对即将发生的侵害，农民从６月８日开始再次组织起来；至６月底，农民的集体抗争更加活跃。大多数的白天时间，农民都有一两百人组织起来，保卫在土地周围。７月１日，在农民再次组织试图阻挠政府的强行征地的过程中，陈惠英、李礼沛、林间容、郑如桃等四名村民被政府抓捕。但是，在农民的集体压力之下，四人在当天晚上被释放。７月２日，农民们手持着小红旗举行抗议活动，抗议的内容有：“南海未天明”、“三山无青天”、 “南海还我征地补偿费”，“依法还我耕地”，“反对盲目填土”，“反对抛荒土地”，所打的横幅是“坚决支持土地管理法” 等。村民们围在当地派出所门口，要求释放被警方带走的本村司机和外国调研员。派出所警察对村民大打出手，在警车门前的邵顺甜女士被警棍击中了头部，警察把她推倒在地，然后用脚踏在她身上猛踢，邵女士试图反抗，但是，很快就被强行带进了派出所。邵女士被抓进派出所之后一直关押到７月９日晚才被释放。

７月２５日，前来填土的“执法车”被村民团团围住，村民不惜在３８度以上的高温的天气下，睡在地上，以身体来阻挡车辆，不让其进行违法的填土行为。村民们质问带队者：“你们执的是那一家的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行为。是那一个人派你们来的，叫你们的上级部门给我们村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们人民群众给的。你们家里可有父母、弟妹，难道你们看着万亩良田被毁，都无动于衷吗？”拦车行动从早上８点３０分持续到晚上。到了晚上６点３０分左右，几十辆警车突然到达，大批手持盾牌、手握警棍的公安从车上跳下，杀气腾腾地向为土地而抗争的村民冲将过来。更有些公安恐吓手无寸铁的村民说要打死村民。愤怒的村民们不惧威胁，把公安拦住。不知是谁一声令下，公安竟丧心病狂地向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打出手。美国之音报导引述一名村民说，“那个公安来，向我们说，说我们违反妨碍公务罪和违反社会治安罪，叫我们走，不走的打。一打就打伤了一个农民，就流鼻血，头上脸上都黑了。村民很生气，问为什么警察打人，就这样，几分钟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冲突中至少有四名村民被警棍打伤，有的村民被打伤后又被公安带上囚车。在囚车上，部分公安还对被捉的受伤村民拳脚交加地暴打，不时传出受伤村民被打的阵阵呼救声。剩下的村民们立即把警车围住，要求其放下被捉村民。但警方仍强行把被捉村民带走。愤怒的村民们紧跟其后，追到平洲公安分局。强烈要求其放还被捉村民。期间，有部分村民因悲愤过度在平洲公安分局门前晕倒。但公安人员对晕倒的村民熟视无睹，任由他们昏死在公安局门前的水泥地上。村民们不禁喝问：“这还是人民公安吗，他们究竟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贪官污吏服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地地方政府的电视台近来每天都播放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学习报道。但村民反映，“政府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偌大一个中国，怎么就没有一个让我们村民申诉的地方呢！”

７月２３日，参与三山地区农民维权的侯文卓女士被佛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带走，留置在广州市天河区天河龙洞假日酒店的５０３房间，进行了大约５个小时的盘查和限制人身自由。并警告其不得再参与南海三山的征地案件，否则将会面临多年牢狱的危险。期间共有十五到二十个自称警察的人在未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对其搜身、拍照、录影、搜查行李、讯问、录音、笔录等，搜查者大部分都没有穿警服，只有两个人出示了证件，包括进行搜身的人，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或者证明身份，是一起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７月２６日，义务帮助三山农民维权的学者郭飞雄先生也遭遇诱捕之险。

从上述消息可以看出，南海地方政府违法行政，滥用公权力，肆意侵犯人权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三山地区的维权农民和参与维权的人士身处的环境是多么险恶，人身安全与公民权利是多么没有保障。中国宪法和法律在南海似乎完全失去效力，当地政府和警方可以为所欲为，想打人就打人，想抓人就抓人，想搜身就搜身，想关押就关押。难怪桂城街道党工委的一位副书记对村民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你们村民不够共产党斗，国家土地管理法不适宜使用在三山的耕地上。”难以想像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可以建成“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同样难以想像在这样一个黑恶势力肆意横行的地方可以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遗作《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中着重探讨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政府在市场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私人契约与个人财产权利的可靠保护，取决于政府要足够强大以保证这些权利的实施，同时政府又要受到足够的限制以避免这些权利受到侵蚀。在他看来，要使一个社会“拥有足以带来经济繁荣的市场”的条件是：（１）个人权利可靠、清晰的界定；（２）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离开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不可能繁荣。政府本身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正一反的两重作用，要使政府起到促进作用，就必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建立一个能给予共同利益最大决策权的政治体制。古往今来，兴衰成败，中国人怎样摆脱在过去无数世代束缚了他们生命与生存质量的治乱循环？奥尔森的回答是：偶然地，从一些社会里，可能形成某种能够不断强化市场作用的政府形态。于是，那些社会就繁荣兴盛，取代另一些社会，打败尚未建立良治政府的社会。奥尔森指出：“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什么是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互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将陷入低谷。”（中译本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４月出版）

中国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恰好是：一方面公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救济，申诉无门，连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都受到重重限制；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却大的无边，由于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政府机关及政府官员可以任意地强取豪夺、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对付民众、镇压异己。因此，形成了严重的权力与权利的失衡和官民对立，健全社会所必需的法治秩序严重缺失，市场经济被扭曲为权贵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向行政治制度存在重大弊端，而执政党一直排拒政治改革，抵抗民主化进程，则使得制度弊病愈演愈烈、沉疴难治。

南海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先生的故里（康先生自号“南海老人”）。康有为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呼唤政治改革与变法维新，对专制统治进行无情挞笞。他曾在文中写道：专制统治者“坐深宫，闭九重，俨然如天帝，与民之隔膜然如天渊；豪贵世禄，代持国柄，虐民如草芥，彼此不相谋，彼此自私自利，上无保护之律，下无爱国之心，散漫不相联属，有国之名，无国之实”。（《日本变政考》）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状况，只有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舍此别无他途。

今日之中国，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危机四伏，乱象丛生；权贵势力结党营私，互相守护，拼命圈钱，置民于水火；鼠目寸光的政客们自私自利，因循守旧，画地为牢，滥法施暴，压制异己，抗拒政治改革。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如遍地布满干柴，一旦烈火燃起，岂可望幸免乎？此理虽山野村夫亦甚明之，深宫九重岂独视而不见？执政党若不及早改弦更张，诚恐未来求为退台之国民党亦不可得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