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当代文学批评家出于为当代文学“正名”、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这门似乎“名不正、言不顺”的学科确立“存在之意义”的目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寻找大师”运动。这些已经蜕变为“吹鼓手”的批评家们，希望通过塑造“当代文学之大师”，来实现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之超越。他们匆匆忙忙地将王蒙、贾平凹、莫言、余华、刘震云、王朔等作家“定位”成“大师”。某些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以为，提升了研究和评论对象的价值，自然也就提升了研究和评论本身的价值。殊不知，这是一种拔苗助长、缘木求鱼的行动，这种可笑的行动恰恰说明他们已然丧失了研究与评论的激情和创造力。与他们的期许截然相反，一个无比真实的事实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仍然无法与现代文学相提并论，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弊病和缺陷，正是在与现代文学的对比中得以彰显。迄今为止，当代文学并未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诞生了若干大师级的作家，如鲁迅、郁达夫、沈从文、李劼人、老舍、曹禺、萧红、穆旦等等。毫无疑问，现代文学的最高峰是鲁迅。鲁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衡量中国作家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的“标尺”，也是时代文化、政治思潮变迁的“晴雨表”。在一切均被“革命化”的毛泽东时代，鲁迅遭到了可怕的阉割与扭曲，被伟大领袖当作残酷的权力斗争中的遮羞布；而在全面商业化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鲁迅则第二次被置身于争论的漩涡之中。“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物质主义的享乐倾向和商业主义的拜金倾向，使得八十年代本来就很脆弱的精神原则（如人道主义原则、创作自由原则、思想解放原则、平等对话原则、介入现实原则、主体重建原则等），几乎在一夜之间，以一些事件的终结为标志，趋于瓦解。商业化的利益原则取代了超功利的价值原则。”１正是在此背景下，包括当代作家在内的当代知识分子几乎全面“下海”，争先恐后地成为官、商及大众的帮凶、帮忙与帮闲。“下海”之后的当代作家们意识到鲁迅的存在（尤其是其精神的存在）成为他们反崇高、反价值、反真理的“障碍”，因此“清算鲁迅”势在必行。一时间，“走不近的鲁迅”、“无法面对的鲁迅”和“必须打倒的鲁迅”等说法纷纷出笼，“反鲁迅”成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文坛的一种“集体狂欢”。

无论反对还是捍卫，无论贬损还是赞美，无论是蔑视还是尊崇，鲁迅都是当代文学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鲁迅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亦呈现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痞子与贵族、左翼与右翼、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以攻击或皈依的方式向鲁迅寻求文化和精神资源。在世纪末的这场以“非鲁”为标志的“集体狂欢”中，王蒙和王朔的“反鲁言论”最引人注目。“城头变幻二王旗”，王蒙与王朔属于两代人，他们的经历、身份与创作风格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否定鲁迅和“拒绝崇高”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亦撰文互相声援和支持。讨究两人“反鲁”的内在动因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一件颇有价值的工作。而在彼岸的台湾，至今仍然坚持极端左翼立场的小说家陈映真，则始终充当着鲁迅的捍卫者的角色，他对鲁迅的解读定格在特殊的意识形态格局之下。陈映真的“鲁迅观”与“二王”形成鲜明对比，其内在的张力也表明海峡两岸文化人截然不同的生存处境。比鲁迅稍稍晚一些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和代表着近二十年亚洲文学最高成就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鲁迅都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们的“鲁迅观”在另外一个时空之中展开，他们眼中的鲁迅是浸润着人道主义的悲悯的鲁迅，这一鲁迅形象可成为王蒙、王朔、陈映真的“鲁迅观”的参照系。

（一）世人都成了鲁迅可不好——王蒙的鲁迅观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批评痞子文学”与“寻找人文精神”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坚持人文精神的学者批评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成为一种精神迷幻药，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普遍的幻灭感。对于这样的批评，王蒙站出来为王朔辩护，在辩护之余还对鲁迅顺刺一笔：“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２在《小议大师》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种王蒙式的排比和戏拟的修辞手法来消解鲁迅的价值：“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大师不容毁损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的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３王蒙不喜欢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说，但还是朱学勤说得好：“本来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４王蒙将攻击鲁迅作为一种“破除偶像”的工作，却假装不知道今日中国真正的偶像崇拜并非鲁迅崇拜，而是领袖崇拜、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他不敢对离他住宅不远的、躺在水晶棺中的伟大领袖的干尸发表一句议论，却不能容忍作为精神存在的鲁迅。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师崇拜，另一方面却对别人将自己当作大师来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个在美国开中餐馆的“文学中年”，在美国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海外作家协会”，每年都发起提名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活动。王蒙本人从来没有加以制止或者声明拒绝，相反这名“作家”却因其钦点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国参加作协大会。最近坊间还出现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写的名为《我的先生王蒙》的畅销书，极写老公王蒙如何关爱小猫小狗，此种将老公当大师的写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么，鲁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让王蒙先生浑身难受呢？在某种意义上，王蒙的作品确实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几乎代表着“文而优则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长、作协第一副主席等官衔不可谓不让大多数文人眼红。王蒙的创作，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的话来说就是：“他几乎始终置身体制之中；他平正、通达、热乎、幽默，乐于把事往好处想，乐于把话往好里说，虽然幽默也含有反讽的锋芒，但那锋芒决不越过宽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于所当止；王蒙不写那种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写暴力与死亡的惨痛场面；他的笔是‘止于流血’的。”５王蒙的为人，用评论家王彬彬的话来说则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堪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典型。６王蒙以“宽容者”自居，他宽容贪官污吏，宽容社会不公，宽容痞子文学，宽容下半生写作，却批评不能宽容鲁迅。王蒙严厉批评鲁迅的“不宽容”，他本人却从未宽容过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意见，王蒙曾经将批评过他的王彬彬侮辱为“黑马”生出来的“黑驹”，谁批评他谁的动机便是想出名。如此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绅士风度？由此可见，王蒙以“反鲁迅”来“争自由”的说法，其实无比虚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蒙从来没有对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言，从来没有对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有任何的关心。相反，他自得其乐地写了不少“喷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对于不愿写作此类文章的作家则统统斥之为“极端主义”。正是在此维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直线下降，“季节系列”和《青狐》等作品，仅仅是一时的畅销书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与艺术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危机。所谓“过于聪明”，其实也就是一种已经不自觉的奴才人格。从一九五七年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场“误会”——“坚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们认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倾向，然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读。当甘肃夹边沟数以千计不知名的右派在饥荒中悲惨死去的时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却因有高层的照顾而“瓜果飘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毕竟还被伟大领袖亲自点过名。对于王蒙来说，“文化部长”和“作协副主席”的头衔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荣”，这意味着权力阶层的认可。与此同时，王蒙还时常作出某种“体制外”的姿态，扮演辉煌的“成功人士”与清高的“隐士”的双重角色。其策略有两个：其一，大谈“人生哲学”，教大众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学”无非就是经过精美的语言包装的“厚黑学”；其二，为以王朔为代表的“反智主义”文化叫好，以猎取所谓“亲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对赵本山的欣赏，王蒙对王朔也大加赞扬。从骨子里看，此四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鲁迅恰恰对中国文人身上的奴性进行了最为深刻地揭露和最为猛烈的批判，鲁迅说的很多话，都说到了王蒙的痛处。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鲁迅，则无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仅难以面对鲁迅，就连鲁迅欣赏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惯，经过王蒙的一番阐释，嵇康因反抗专制统治者而被杀害也成了自讨苦吃——谁让你的性格“太认真”、“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呢？

王蒙担心世人都成了鲁迅，也担心中国若有“五十个鲁迅”会发生“地震”。王蒙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今天的中国不是“鲁迅过剩”的中国，而是“鲁迅精神极度匮乏”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不缺少王蒙式的宽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聪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肩起闸门的担当和铁屋里的呐喊。王蒙精于盘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贾，而远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论：“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７

（二）他不是一个正经作家——王朔的鲁迅观

王朔对鲁迅的“挑战”成为世纪之交的一个文化热点。在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否定鲁迅的价值与意义：首先，王朔质疑鲁迅的文学成就，认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仅仅依靠杂文和短篇小说无法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把小说当‘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在写散文。……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８

王朔的这个观点是靠不住的。此观点流露出了强烈的文体优越感，对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文体崇拜”。如果用王朔的这一标尺去衡量，那些散文家和诗人，简直就连“作家”这一名称也不配享有了。在西方古典作家中有蒙田这样的散文大师，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梁实秋这样的散文大师，难道他们只是因为选择散文这一文体，其成就便微不足道了吗？在我看来，文体的差异与艺术、思想水准的高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一篇一流的散文显然比一部三流的长篇小说有价值。

就小说内部的区别来说，长篇小说与中短篇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篇幅的长短不同。小说的价值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其独创性。如契诃夫、莫泊桑等作家，即专以短篇而著称，难道他们算不上“正经作家”吗？具体到鲁迅的创作上，鲁迅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在艺术形式上都有探索和创新。鲁迅在这些作品中塑造出了数十位个性鲜明而复杂的人物形象，汇集起来堪称民国时代中国社会的一幅清明上河图。鲁迅并不需要一部长篇学说为他“撑腰”。更何况，并非每部长篇小说都能像王朔所说的那样“戳得住”，如今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文学垃圾，哪一部的价值能与鲁迅的一个短篇相比呢？在这个长篇小说泛滥成灾的时代，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曾经说过“长篇学说已经结束了”，“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随意。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而真正的书是那些流传下来的书，不是抄袭。我要说我宁愿读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书。”９

其次，王朔武断地批评了鲁迅的小说技巧、人物形象和文学语言。他认为：“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Ｑ正传》中尤为明显。……有一次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给我腻着了。严顺开按说是好演员，偏这阿Ｑ怎么这么讨厌，主要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小说，……更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１０

王朔的这些论断也是靠不住的。他因为电影演员颜顺开没有演好阿Ｑ而否定《阿Ｑ正传》，这种思维方式简直只有三岁小孩的水平。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作品多如牛毛，其中改编失败者也有不少，难道能因为改编的失败而否定原作的价值吗？王朔批评鲁迅的小说观念先行，其实文学形象的塑造不可能没有作家本人思想观念的渗透，即便王朔自己的作品，所谓“平行于生活”的作品，背后也蕴涵着暴力崇拜、虚无主义等王朔式的价值观念，而并非生活的“原生态”。说到语言，鲁迅的语言确实具有历史转型期的特点，有不少半文半白之处。但是，任何一个作家均无法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亦无法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鲁迅的语言有其时代特色，难道也应该由他来负责吗？更何况，那种转型期的文学语言，一切尚未定型，反倒有某种活泼泼的生命力。喜不喜欢这种语言当然是个人的口味使然，但要求鲁迅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显然是强人所难。其三，王朔还集中攻击了鲁迅的人格，他说：“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１１

王朔认为鲁迅不该攻击别人，尤其是不该批评不如他的人，否则便将自己降低到与之同等的水平上。这一批评简直就没有正常的逻辑，难怪你王朔要选择鲁迅作为批评对象了。关于鲁迅与论敌的关系，孙郁编有《被亵渎的鲁迅》一书，收入若干篇鲁迅论敌所撰写的文章。确实，鲁迅的一生是论战的一生，他的杂文与别人争鸣而发的数量很多。孙郁将鲁迅的论敌大致分为三种：一是针锋相对的攻战，如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冲突；二是纯属文化论战反面的，如与创造社诸人的论战；三是政治上的，如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左联的抨击与批评。孙郁认为：“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甚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鲁迅的文章，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疾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１２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撰稿人”，鲁迅从来没有能力发起对某人的“围剿”，被屡次“围剿”的反倒是鲁迅本人。鲁迅身边没有一个“鲁迅党”，而他的论敌或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创造社、左联等知识分子群体，或为党、政、军之实力派，他从来都是孤军奋战。这样一位思想界之战士、这样一位“摩罗诗人”，却被王朔嘲讽为“格局小”。我真不知道格局小的究竟是谁。

王朔“主营”长篇小说，善于“码字”，故将长篇小说作为“正经作家”的入场券。他既自命为“顽主”、“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却又斤斤计较“正经作家”的定位，可见流氓仍未做得彻底，流氓仍有被招安的期望。王朔被视为平民文学的代表，与王蒙被认为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王朔是大院子弟，其作品中渗透的是大院文化，如朱学勤所论：“文革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大院子弟的作恶，是如何令人发指，父母受到冲击后，有过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在街头闲逛逐渐流氓化，又开始复制他们的祖辈在进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为社会上的大款、体制内的第三梯队。这个三点一线，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影响至深，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１３王朔作品中饱含着大院文化的毒素，此毒素仍未引起人们的警惕。

这个时代是王朔的时代，而不是鲁迅的时代，这个时代王朔是风光的，鲁迅是寂寞的。李建军在分析王朔为何会走红的时候指出：“王朔的俏皮的油滑和嘲弄一切的游戏和玩主做派，给失去价值观而又充满内心压抑的大众，提供了释放的话语资源和安全通道，满足了享乐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消极的心理需要。”１４王朔发现喜欢他的小说的人多，喜欢鲁迅作品的人少，他掌握了“话语权”，而鲁迅早已无法回应了，因此他才放胆辱骂之。王朔有小说《动物凶猛》，有专栏“狗眼看世界”。他对鲁迅的论述正是在此思维下展开：“‘狗眼看人低’，通过把自身卑下化、粗鄙化、恶俗化，以贬低眼中的人，使之与己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正是王朔的独特策略。他的反崇高的‘动物’姿态，完成了对鲁迅文学场景的陌生化处理。”１５而鲁迅，早已预料到会有无数像王朔这样的苍蝇蚊子围绕着他的尸体嗡嗡乱嚷。

（三）一个激越的爱国者——陈映真的鲁迅观

彼岸的台湾，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国民党政权将鲁迅著作列为禁书，目录中写着“鲁匪迅”。我在阅读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个感人的细节：少年陈映真将鲁迅的著作藏在衣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点燃油灯拿出来读。后来，陈映真参与民主运动被捕入狱，其罪名之一便是阅读和散布鲁迅作品。后来，陈映真谈及《呐喊》给予他的影响：“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全心全意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１６通过鲁迅作品，陈映真获得了少年时代的文学和思想的启蒙，自此之后，他确立了作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与说谎者一起说谎、不为独裁暴政粉饰，为千万在天涯海角中沉默地遭受苦刑、逼迫的人说话，为人的自由和正义冒死歌唱和控诉，是作家与生俱来的责任。”１７

正如黎湘萍所论，在解严之前的台湾，“虽然有权力的压制与阻挠，但知识者与鲁迅之间，在精神联系上，的确是紧密而未曾间断的。对于鲁迅的阅读，构成了一种民间的思想资源和‘在野’的力量，因而也可以说鲁迅精神得到了‘复活’。鲁迅原是属于旷野的。”１８台湾的自由主义传统，以“胡适——殷海光”和“《自由中国》——《美丽岛》”为主流，而以鲁迅精神为潜流。陈映真属于后者的序列，他是一位通过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将鲁迅精神“复活”了的作家，同时亦遮蔽了另一部分的鲁迅精神。陈映真的多篇小说的母题都是来自于鲁迅，如《面摊》、《凄惨的无言的嘴》、《夜行货车》、《赵南栋》等作品，都从鲁迅的《药》、《狂人日记》、《故乡》中汲取养料。他多次谈及鲁迅的影响堪称“精神之父”的意义：“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的影响。至今，我仍然认为鲁迅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赶得上他。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和我同辈的一小部分人现在有分离主义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这个‘疾病’，鲁迅是一个重要因素。”１９他认为，鲁迅的小说集使他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理解的、且不激越的爱国者”。

如果说王蒙、王朔所附和是中国大陆九十年代以来彻底商业化、去价值化的社会背景，为了“与时俱进”，王蒙与王朔这两名分别属于两代人的作家，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媚俗和“非鲁”的立场；那么，陈映真应对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皈依均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后工业化的台湾社会，在“去中国化”的政治生态和“异化”的精神空间的压力下，陈映真为了将鲁迅“为我所用”，便自觉不自觉地将鲁迅的一部分思想放大，而将另一部分思想忽略。虽然陈映真自称在鲁迅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不激越的爱国者”，其实他把鲁迅偏颇地理解为一名“激越的爱国者”，并以此为模式塑造自我的形象。

“激越”与“不激越”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在此问题上，陈映真与鲁迅距离甚大。日本学者松永正义在八十年代即发现，鲁迅所给予陈映真的是与他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观察台湾社会的广阔视野和批判力。虽然当时“台湾民族主义”（即分离主义）已经彰显，但陈却“还能具备从全中国的范围来看台湾的视野”。２０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极端左翼思想立场并经常阅读毛泽东选集的陈映真，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看待中国之近代史，其结论自然无比“激越”。

例如，陈映真在谈到义和团运动时指出：“说到‘义和团悲运’，那是十九世纪西方列强肆意侵侮中国，当衮衮王朝的官僚、滔滔天下的士人在帝国主义的淫威下战悚、下跪的时候，中国农民决然而起，以血肉向‘文明’暴力抗议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民族运动。‘义和团悲运’，不在它反抗外来的压迫，以中国农民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尊严。”这一评价显然与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颇为近似。那么，义和团为何会失败呢？陈映真这样解释说：“‘义和团悲运’首先肇因于帝国主义本身，其次，在方法上，是由于中国农民运动普遍存在的前近代的、‘迷信’的性质，再其次是由于这个农民运动在方向上和反对农民的清王朝相结上，而造成了民族千古的悲怆。”２１尽管他也承认义和团运动中的“迷信”成分，但基本上还是对其持肯定态度，因为站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立场上，义和团无论如何都是“进步”的，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性的精华”。

然而，鲁迅的看法却与之截然相反，鲁迅并不把自己当作“民族魂”，当他的尸身上被覆盖了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字的旗帜的时候，恰是这个最无情的民族最多情的时刻。鲁迅是“反义的爱国者”，是民族精神疾病的疗救者，这就注定了他爱国的方式决不会“激越”。他在批判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义和团这些“农民起义”的时候，毫不留情面。鲁迅深入分析说，奴才造反做了主子之后，其横暴、残忍和摆架子，又远远在原来的主子之上；而奴才造反失败，必然要疯狂地屠杀和毁坏，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也不能让别人拥有。对于义和团这场陈映真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运动”，鲁迅在《热风》中却这样写道：“近来有许多人，在那里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鲁迅又说：“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了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时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以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２２

由此可见，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不激越的爱国者”，因而有勇气对国族文化和历史进行最为尖锐的批判，在批判中寻求治疗和重生的可能性；而陈映真则是一个“激越的爱国者”，他未能消化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也未能积极回应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从而迷失在极端左翼学说和民族主义的雾障之中。从七十年代深切关注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到九十年代迷恋于若干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陈映真让人遗憾地越来越远离了真实的鲁迅，尽管他仍然在为鲁迅辩护。

（四）向他的悲悯慢慢靠近——沈从文和大江健三郎的鲁迅观

“鲁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当代文学之中，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２３王蒙、王朔的鲁迅观与陈映真的鲁迅观，或否定或肯定，都以“瞎子摸象”的方式勾画出了他们所理解的鲁迅。在如今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相对沉寂和边缘化的环境下，任何有关鲁迅话题却都能迅速引起文学界内外强烈的关注与反馈。当代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吸引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尤其感兴趣的问题是：鲁迅及其思想、文学究竟有没有“当下性”，究竟能为当代文学提供什么样的富于刺激性的精神资源？比起王蒙、王朔和陈映真来，更加接近鲁迅的是沈从文和大江健三郎。沈从文比鲁迅晚一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其创作的高峰期。沈从文与鲁迅并无多少直接的交往，其文学理念和政治观点也与鲁迅存在诸多不同。但是，沈从文却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与鲁迅相逢，他对鲁迅的理解比任何一个中国当代作家都更为深刻。而大江健三郎是一九九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他在当代日本作家中是坚持“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异数，像鲁迅拷问中国人的灵魂一样，他不懈地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和精神进行拷问。在此意义上，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的理解也比任何一个中国当代作家都更为深刻。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写过一篇《学鲁迅》的文章。那时，鲁迅尚未成为“官学”，提倡学习鲁迅并不能获得多少支持和褒奖。一九四九年之后，当赞美鲁迅成为时髦的时候，连内心仇视鲁迅的周作人也加入了“吃鲁迅饭”的行列，而此时沈从文却保持了沉默。这正是沈从文的可贵之处。因此，沈从文这篇写于四十年代初的文章，颇能代表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沈从文认为：“（在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２４他将鲁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自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营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二十年文学的主流。”２５这三点可谓持平中正之论，不贬低亦无溢美。沈从文的文学圈子与鲁迅并不接近，在他的好朋友中甚至有不少人还是鲁迅的论敌，沈从文却能推远拉近地观察鲁迅的成就。“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这是对鲁迅所有作品的最为深刻的概括，也是沈从文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同时，沈从文也颇为赞赏鲁迅之人格，“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的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２６所谓“志不同而道合也”，伟大的心灵总是相同的，也只有伟大的心灵方能息息相通。那些卑琐、丑恶的心灵，永远也无法理解何为崇高。面对这样中肯的评论，不知王蒙、王朔等“反鲁先锋”如何面对之？

日本作家大江键三郎是亚洲惟一在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拥有这样灿烂的光环之后，他依然极其谦逊地表示：“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步也好。”大江的母亲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喜欢阅读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还曾专程前去倾听郁达夫的演讲。鲁迅与萨特和加缪一样，对大江的思想影响甚深。鲁迅的思想中有诸多与存在主义相通的部分，这一部分亦打动了深谙法国文学的大江的心灵。对于鲁迅在现代亚洲文学中的地位，大江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我来说，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就是鲁迅。倘若现在由我来编选此类文集，鲁迅将会被排列在第一位。尽管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时期远远晚于鲁迅先生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早在我出生的翌年他就去世了，我也从不曾想象过自己将来会去写小说，但对于我这个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鲁迅却是同时代最为重要的世界文学的作家。这里说到的同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２７与鲁迅一样，作为“国家的敌人”的大江有着深切的世界主义的情怀，他将悲悯给予所有像他的残疾儿子那样的弱小生命。大江发现了鲁迅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那就是在无边的黑暗之中保持与黑暗战斗的勇气，在失败的命运面前不丧失人的尊严。在将鲁迅与同时代的日本作家进行比较时，大江指出：“当然，鲁迅进行文学活动的时代，是以我出世前的时期为中心的，而且，还深为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所折磨，那个不久后我出世来到的国家的国家主义。然而，那个时期，日本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备受磨难而不失威严。在我看来，晚于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中野重治是日本唯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２８第一流的文学家身上都充满了浓郁的悲剧精神，真正的喜剧背后也是悲剧精神。这也正是鲁迅的《故事新编》这样看似“油滑”的作品，与王朔、王蒙的作品的根本差异。后者只能称之为无所事事的“闹剧”。读到曾为敌国的日本的作家对鲁迅居然有如此高山仰止的评价，那些本国的鲁迅的亵渎者和辱骂者们该不该反思一下呢？一个不以自己的天才为荣，却不断地对其贬低、扭曲、侮辱的民族，有何希望可言呢？

大江健三郎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接近鲁迅的：“二十世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作家、诗人，他们各自表现着本国人民心灵的创伤，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也在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上刻下了印痕。”２９他坚信：“文学正是这样一项工作，感受矛盾的痛苦，却又不失根本的努力。文学，也必须是这样一项工作，不论它向着过去还是向着未来，都决不忘却，决不丧失注意力。”３０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当代作家们，是否应当倾听一下这样的声音呢？失去了痛苦感和崇高感的中国当代文学，又怎么可能凭空掉下一个“大师”来呢？

是的，让我们像沈从文和大江健三郎所说的那样，像鲁迅的悲悯慢慢靠近，那才是深陷于金钱与权力的泥沼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醒之路。

注释

１ 李建军《崇高的境遇及其他》，《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版，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２ 王蒙《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３ 王蒙《小议大师》，《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第２２版。

４ 朱学勤《城头变幻二王旗》，《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第１４１页。

５ 李建军《一个文体的两个答案及其他》，《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版，第３２８页。

６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第１８３页。

７ 房向东《相对于“褊狭”的“宽容”——王蒙与鲁迅价值观的歧异》，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２０４页。

８ 王朔《我看鲁迅》，《收获》２０００年２期。

９ 奈保尔《我相信文学的纯洁》，《米格尔大街》，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１９６页。

１０ 王朔《我看鲁迅》，《收获》２０００年２期。

１１ 王朔《我看鲁迅》，《收获》２０００年２期。

１２ 孙郁《被亵渎的鲁迅。序》，《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３－４页。

１３ 朱学勤《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录》，《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第４３７页。

１４ 李建军《崇高的境遇及其他》，《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版，第２７０页。

１５ 张伯存《<我看鲁迅>值得商榷》，陈漱渝编《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版，第４６１页。

１６ 陈映真《鞭子和提灯》，转引自黎湘萍《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１６７页。

１７ 陈映真《医学和文学山的几个共同思考》，见《陈映真文集。文论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１１８页。

１８ 黎湘萍《是莱谟斯，还是罗谟鲁斯？——从海峡两岸“走近鲁迅”的不同方式谈起》，见《收获》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１９ 陈映真《陈映真的自白》，见《陈映真文集。文论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２７页。

２０ 松永正义《透析未来中国文学的一个可能性》，转引自黎湘萍《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１６７页。

２１ 陈映真《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见《陈映真文集。文论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４３１页。

２２ 鲁迅《随感录。三十七》，《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２０９－２１０页。２３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第１页。

２４ 沈从文《学鲁迅》，见《沈从文别集》之《七色魇》，岳麓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１版，第２２０页。

２５ 沈从文《学鲁迅》，见《沈从文别集》之《七色魇》，岳麓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１版，第２２０页。

２６ 沈从文《学鲁迅》，见《沈从文别集》之《七色魇》，岳麓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１版，第２２０页。

２７ 大江健三郎《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２页。

２８ 大江健三郎《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２－３页。

２９ 大江健三郎《时代赋予我的主题》，《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第５２页。

３０ 大江健三郎《希望与不安同在》，《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第８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