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先生，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对于我们时代的良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这个腐化的社会和浮华的时代，我们将荣誉和尊重归给了一个应该享受它的人，同时将谦卑之心归于我们个人。这一天，或者可以为十六年来我们的各种躲避和内在不安而赎罪，并让我们从胡石根一案中获取我们对时代精神的诚实评价，从他那里支取我们对六四的记忆能力和政治智慧，从而推进中国在新精神运动中免除表演和堕落，获得新的生命。

为了赶上这样一个颁奖仪式，我等了十六年。我听闻过我们时代很多奖项和各种精致的获奖演说，但今天，是我这十六年来最得安慰的一天。我由衷地感谢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所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我感谢胡石根家人和朋友对我的委托和信任，使我这本不配的人站在这里得以分享胡石根先生的荣耀。事实上我很难代表胡石根先生向评委会或公众说些什么，他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三年的黑暗时光；这个奖项对这种苦难和荣耀并不能增添什么。这是一个迟到的颁奖。但它毕竟来了，这一授奖行动更大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给胡石根什么，而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因此，我更愿意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度，认识胡石根的存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对中国自由主义事业的象征性意义。

一、胡石根案述评

胡石根先生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出身于江西南昌农村的一个家庭，五岁的时候父亲早逝，家境贫寒，母亲只好把七个孩子中的最小的三个都送给了人抚养。胡石根直到九岁才被送南昌市石头街小学读书。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家庭，作为长子，胡石根１６岁进入江西汽车制造厂当工人，一直工作到１９７９年考入北京大学。自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胡石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教书。他凭着自己的专业水平，很快就评为副教授，并担任了系副主任职务。这位本来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因六四惨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将北京各阶层的人卷了进来，在镇压之前，荆棘和稻子在街头混杂生长，人们从各个角落奔赴天安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枪声之后这十六年可耻的平静。胡石根在所谓“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里并没有显示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然而，正是在“六四惨案”后全国一片红色恐怖之际，在象我这样的所谓六四分子纷纷逃离北京并以各种方式倾诉自己逃难经历的时候，胡石根先生却挺身而出，他背对着我们站在北京街头抗议镇压。胡石根是六四之后的王维林。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也是这样一个分界线，在这一天以后站在戒严体制中继续抵抗的人，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政治英雄。胡石根的抵抗方式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极端主义的，我现在也不知道这种评价是出于学术理性还是为了掩盖怯懦。胡石根先后和王国齐、王天成、康玉春、安宁、刘京生、陈卫、陈青林、刑宏伟、高玉祥、张承珠、许东岭、赵昕等朋友发起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等组织，印刷张贴邮寄了大量宣传自由民主，批判专制独裁，呼吁平反“六四”的传单。在“六四”三周年时，他们准备用遥控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散发传单，事机泄露，于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８日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首犯”的罪名被逮捕。

胡石根在法庭上的勇敢广为人知。他站在法西斯主义的法庭上，象一头狮子咆哮如雷。据现场亲历者讲述，面对非法审判，胡石根先生和其他同案难友一起，坚决采取了不合作态度，甚至和王国齐、王天成、陈卫等难友在法庭上高喊“自由民主万岁”，“打倒共产党”。我相信，即使今天我们想象那场景仍然震撼不已。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本该是常识性的呼喊为什么让心灵如此震撼。胡石根是中国的哈维尔。当然，这种绝决的态度更震撼了有关当局。“审判”的结果是：胡石根先生被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罪，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是“六四惨案”后所判刑期最长的民主人士之一。我相信，对胡石根惨案的判决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审判之一。

胡石根先生１９９５年被送往北京第二监狱服刑，那座罪恶的监狱由于他的存在将更为著名。尽管有某些不同声音，但几乎所有胡石根同案的朋友都称胡石根先生是共产党的铁狱里表现最为坚贞不屈的人士。每年的“６·４”那一天，胡石根都用绝食的行动来抗议六四镇压、缅怀“６·４”的死难者。为此他已连续９年被狱政部门关禁闭室，理由是“抗拒改造”、“煽动闹事”。一些难友回忆，由于警察暴行，他手足都留下了终身残疾。今年《华盛顿邮报》采访了“对话基金会”的康原先生，康原说，中国政府答复他说，根据胡石根对改造的态度，认为胡石根不适合假释。胡石根先生在继续他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抗战。胡石根是林昭之后的林昭。遗憾的是，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我同意这种评价：胡石根是最没有名气的大政治犯——虽然胡石根先生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一案在全国牵涉二十多人系狱，为“六四”以来年最大的一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但是外界的报道极少；几乎很少有人为胡石根先生呼吁和给予必要的关注。去年年初有朋友在ＧＯＯＧＬＥ上搜索“胡石根”时，仅仅才有六百多条信息跟胡石根有关系。

就像以色列先知的遭遇一样，厄运往往加倍于被拣选做光与盐和被试炼的人，而这些人不仅是国家暴政和人民暴政的敌人，也同时将被时代遗忘和厌恶，更可能被最亲近的人所弃绝。来自后面这种打击更具有毁灭性，这显然近乎于魔鬼的作为。据胡石根先生的朋友赵昕回忆，在中国的民主人士中，很少人象胡石根先生一样得不到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因为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还被妻子用剪刀捅了整整十一刀！历经十二年多的磨难之后，今年胡石根先生的妻子也和他离婚了。而他的女儿，这十三年来他也只见过一面。胡石根先生的母亲也因为在１９９９年得知胡石根被判二十年大刑后，忧急交加，悲愤辞世。显然，将这家庭悲剧归咎于胡石根的妻子是不公平的，甚至也不能将这悲剧简单归咎于中国当局——那么，将这悲剧归于胡石根确实“公平”的，他必须背这十字架。胡石根是中国的苏菲，他的抉择超过了我们理性的评价能力，但它被用来挑战并照亮了我们的心智。

胡石根本是中国的昂山素姬。１３年来，胡石根先生在监狱里受尽了磨难，疾病缠身，５１岁的他已经鬓发全百、步履蹒跚。他患有乙型肝炎、腰椎突出、类风湿、过敏性鼻炎、偏头痛等多种严重疾病，却从未得到有效治疗。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７日，胡石根姐姐胡风云女士就胡石根身体健康问题致信中国监狱当局，胡风云说，胡石根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胡石根的弟弟胡水根致信给我，称胡石根的身体状况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至今每况愈下，担忧体弱多病的胡石根可能熬不到出狱的那一天；因此呼吁国际舆论和人权组织“救一救”胡石根。

我关注胡石根一案是去年５月份。当时我在郑州遇到胡石根同案的一位难友，那是我全面了解胡石根的开始。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感到羞愧莫名的同时，也在１９８９年之后第一次为中国骄傲。在这个灾民社会，我们毕竟还拥有胡石根。我与这位朋友拥抱而别，并决志为胡石根奔走呼号。２００４年６月初我回到北京发起的《八九一代关于六四事件的声明》，第一次开始呼吁国内外舆论关注胡石根。去年８月份我来到北美，开始撰写胡石根案件的系列评论文章，得到了国内胡石根朋友和家人的热烈支援，也看到了《新闻自由导报》和“魏京生基金会”等机构的回应。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这成为我继续声援胡石根获取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助力。我专程找过胡平先生和张伟国先生，我找过王军涛先生和周丰锁先生，我很荣幸与这些朋友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共识。今天，我仅代表我个人谢谢你们，由于你们的努力，我们赢得了一场良心对虚荣的胜利。对我个人而言，这是赎罪之举和回家之旅，这是在颠倒的世界中捍卫时代真相的事业。

二、用胡石根仗量我们的高度

我不想制造一个胡石根神话，胡石根一案本身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神话。但是，胡石根仗量着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穿透了我们时代由于利益盘算繁殖出来了各种政治神话和文化表演。后一九八九的时代是一个商业时代，政府当局贩卖盛世神话和和谐社会的神话；文化界和某些民间运动贩卖苦难和正义感而购买注意力，这个神话的高峰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某某事件是当代最大的镇压惨案”等等。然而，由于胡石根站在那里，盛世破产了，和谐破产了，苦难矮化，正义感黯然失色，公共领域成为精明的谎言。也许正因为如此，将胡石根边缘化，贬低正义的价值并让人们忘记底线的存在，就成为这个商业时代的共谋。这种共同一致不是“联席会议”决定的，它是自发的，来自警察体制之下人性的普遍黑暗和共同愚蠢。

我不想过多谴责官方那些盛世谎言，因为这些谎言的制造者代表了人类低级堕落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已经被驳倒而低于批判的水平。但是，我们时代由于胡石根在场，当局必然被指控为法律上的罪犯，而人民成为道德和宗教上的看客。曾有来自某一宗教的朋友向我抱怨说，我们被镇压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鸦雀无声。他没有完全说错。他也没忘记趁机表扬我以换取我的赞同，“只有你在国内敢公共给胡锦涛写信抗议镇压”。我是一个不尽人情的人，我问他：胡石根被判刑并在黑暗中煎熬的这十几年里，你们又在哪里呢？今天一些维权运动也有类似抱怨，然而１９８９年以后，他们所遭遇的这些灾难，不可以理解为我们面对六四悲剧和胡石根案的整体逃避和沉默所赢得的惩罚吗？胡石根不仅警戒我们离开炫耀，也让我们告别抱怨。谦卑下来是我们唯一理性的出路。

“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耶３：２５ａ）“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辨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耶５：２８-２９）

在这“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之中，在这“所多玛的官长，這蛾摩拉的百姓”中间，中国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据说兴起了一个叫“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以关注公共事件为己任，据说是中国良知的代言人。然而六四事件显然是中国当代最大的公共事件，他们在这一公共事件上完全鸦雀无声；然而胡石根案件是六四以来最震撼人心的公共事件，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为胡石根说过一句话，尽管我们与胡石根都居住在一座城市里。本来，这种半吊子自由状况，或者修改过的公共意见，应该起基本的羞耻感，但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以自己偶然敢于向官方做些鬼脸骄傲无比，他们互相吹捧，轮番站在讲坛或领奖台上表演他们的道义担当和半勇敢。当然，这种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不知羞耻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

官方强制遗忘六四，这种国策客观上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赞助。一部分六四分子象我一样逃走了，逃往各个方向。另一部分留在国内，在新政府边缘地带讨生活，恐惧使他们避重就轻地关注“公共事件”，并通过谈论“成熟”、“保守主义”等新概念来捍卫陈旧的“灾民理性”。然后７０年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填补到公共领域和网络世界，这一代人成为明星和成为文化演出的基本观众。这一代人总体上既没有文革记忆更没有六四的切身经历。他们当中一些优秀份子可能同情甚至向往八九民运，但这种移情缺乏血与火的感受，它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立场选择。然而，这代人在中国主流媒体和民间舆论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个商业时代，他们可能敏感于自由与文字市场的关系，但未必真正意识到这个世代如何彻底的弯曲悖荒谬，这世代是如何建筑在屠杀的基础商人其本质就是戒严。这一代人的正义担当不是以六四血案为逻辑起点的，而是以“本来我们可以活得更好”为道德起点的。这些背景决定他们更容易被自己的抵抗所感动，并常常在互相感动中以为自己就是这时代的文化巨人，并愿意随时随地向那些同样的半吊子自由主义者顶礼膜拜。所以他们中有朋友明确告诉我，羞耻感是你们八九一代的事，“我们的事”大概就是迫不及待地炫耀。从这种思想里生长出“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奇怪的。年长一代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功利主义共同制造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神话。不过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他们甚至也是真诚的；由于信息封锁和代际隔离，他们可能确实不明白什么叫苦难和良心。他们不可能理解六四悲剧对整个一代人的心灵所造成的伤害，这场事件及其长达十六年的活埋，如何把整个民族放在了世界历史的屁股上。在这文明的底部，任何喧嚣，即使其中最破马张飞的，不过是摆脱羞耻的努力，与荣耀毫无关系。正如一个根本没有经历过泰坦尼克号海难的人，忙于评选“最佳幸存者”，而真正的幸存者完全缺乏这种“雅兴”。真正的幸存者拥有悲伤和羞耻感，他们应该拥有真正的罪恶感，并看见这个时代在总体上是颠倒的，所有的正义都是小于一的。遗憾的是，中国的灾难永远产生着逃跑的英雄和肤浅的观众，却没有忏悔者。今天，那两代人继续合作垄断着中国的“公共舆论”，继续在尸体和监狱上面展览自己的英雄事迹，却不知道那里展出的每一件事迹都不过是污秽不堪的算计而已。

中国的“公共舆论”完全缺乏羞耻感，这就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品质。这种精神通过反对所谓的“道德乌托邦”建立了一种不道德的乌托邦。在这种莫名其妙的辩护中，不讲道德成为政治正确；而谈论忏悔意识的人被放在“道德警察”的位置上遭受犬民暴政。然而正是这些强烈抗议用圣人标准要求他们的人，反过来把自己打扮成圣人。这一盘算正如一位基督徒朋友所说的：“他们由于自知自己不够圣人，又想成为时代圣人，成为”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就只能先打倒那个圣人标准，抢占最底点，然后自己再站上去，站在最高点。而事实批评”中流砥柱“的那些意见并没有否认他们半公共的价值，只是劝他们干点正经事，不要干了点事就忙着建立光荣榜。”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用圣人标准建立社会评价体系（这无可非议），然而这种否定却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圣人，这是令人费解的。

“人民群众”当然赞助这种表演，因为这种骄傲将所有人从六四以来那种罪恶感中解放出来，反而获得了升华，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获得了“尊严”的幻像。本来，我们时代和我们的民族仅存的最后记忆六四的方式就是羞耻、谦卑和沉默寡言，我们在世界的底部就剩这么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了。但这个民族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把这点尊严也挥霍一空，由于他们的张扬而中国正在浪费六四惨案给我们的那些管教和属天的祝福。公共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这是一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一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他们因被自己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他们把半吊子自由视为自由本身，他们无视或有人的确不了解六四和胡石根的存在。是的，他们与中国当局一起，虚构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这个时代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这个社会不是盛世，也没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一定有，他就在监狱里。

胡石根是六四之后的王维林，但他不是。王维林的照片挂在世界上很多政治活动人士的办公室里，但胡石根鲜为人知。然而，胡石根是六四之后的王维林。胡石根是中国的哈维尔，但他不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把哈维尔变成理想寄托，但中国的哈维尔无人提及。然而，胡石根是中国的哈维尔。胡石根是林昭之后的林昭，但他不是。在人们争相哭喊着追寻林昭的时代里，林昭之后的林昭继续承担了林昭一样的苦难并象林昭一样震撼人心却没有一个人为他写一个字。在这个有趣的时代，不仅林昭成为英雄（这是应当的），纪念林昭的人也成为英雄（这当然也是应当的）；然而，胡石根就是林昭之后的林昭。胡石根是中国的苏菲，但他不是。苏菲的抉择已经成为奥斯维辛灾难和文革灾难之后文化界苦难记忆所谈论的象征性符号，但胡石根在这种高谈阔论中正在被这一抉择所折磨却无人问津。然而，胡石根是中国的苏菲。胡石根本是中国的昂山素姬，但他不是。昂山素姬获得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并不断获得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慰问和赞美，而胡石根十多年来没有接到一点这样的安慰和敬意。然而，胡石根本是中国的昂山素姬。

胡石根也陷落于一种心灵监狱里，这是整个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羞耻。由于他们还不知道这种羞耻而更为羞耻。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他在那篇著名的演说中悲叹：“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追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会令他们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大屠杀本身，第二件事是世界对这种罪行的反映。他将反复而仔细地考证有关的历史资料，才能相信在２０世纪中期，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竟会把政权交给一群杀人犯管理。这伙杀人犯竟把屠杀奉为公开的政策。这位历史学家将会看到有关毒气室和密封毒气车之类的史料。这些史料简直令他难以置信。当这位历史学家终于被这些悲惨的史料说服后，在他要对人类历史这一绝无仅有的暴行作出判断时，另一件事又使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为什么文明世界对纳粹残酷地和有计划地屠杀犹太人无动于衷。”我想把这段话转换一下：“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追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会令他们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胡石根案件本身，第二件事是这个时代不断涌现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等杰出人物。他将反复而仔细地考证有关的历史资料，才能相信在２０世纪末期，一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的国家的人民，竟会把政权交给一群杀人犯管理。这伙杀人犯竟把警察和监狱奉为公开的政策而这些极端重大的公共事件却从来没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开谈论的话题。这位历史学家或者将会看到有关胡石根和他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之类的史料。这些史料简直令他难以置信。当这位历史学家终于被这些悲惨的史料说服后，在他要对中国历史这一绝无仅有的暴行作出判断时，另一件事又使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为什么世界和中国，国际人权组织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共残酷地和有计划地迫害胡石根无动于衷。”我还想补充一句，他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一悲剧竟然发生在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无论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官方学者反复宣称并争相陈述的“奥思维辛之后”？

胡石根案件让我们谦卑。它让我们看见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这个高度有三条线索，第一，这是一个“六四之后”的时代，一个血案始终没有得到公共评价的时代因为是一个双重罪恶的时代。第二，这是一个监禁良心的时代，在良心被监禁的漫长岁月中，另外一些“良心”因为缺乏现场感并参与表演而蒙受羞耻。这个时代是一个双倍可耻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我高度评价今天的颁奖行动，它开始使我们多少免于羞耻。我祈祷这是一个理性的开端。第三条线索是一长串的受难者名单，他们而不是文化明星们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政治底线和道德真相。胡石根不是被这时代联合活埋的唯一人质。今天，我提请舆论记忆下面这些名字并向他们表达敬意。被中国当局因良心理由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政治犯至少包括：

王稼祥，死刑缓期执行（１９９７年死于北京第二监狱）。

路洪泽，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８日死于监狱，刑期不详。

董盛坤，死刑缓期执行。苗大侠，死刑缓期执行。

朱文义，死刑缓期执行。

张燕生，无期徒刑。

高  亮，无期徒刑。

余志坚，无期徒刑。

孙传恒，无期徒刑。

王炳章，无期徒刑。

蒋　生，有期徒刑２０年。

喻东岳，有期徒刑２０年。

孙燕才兄弟，有期徒刑１７年和１５年。

鲁德成，有期徒刑１６年。

李　作，有期徒刑１５年。

孔佑平，有期徒刑１５年。

刘玉生，有期徒刑１４年。

宁先华，有期徒刑１２年。

秦永敏，有期徒刑１２年。

黄金秋，有期徒刑１２年。

吴义龙，有期徒刑１１年。

胡明君，有期徒刑１１年。

李大伟，有期徒刑１１年。

许　敬，有期徒刑１０年。

祝正明，有期徒刑１０年。

王　森，有期徒刑１０年。

陈忠和，有期徒刑１０年。

徐　伟，有期徒刑１０年。

靳海科，有期徒刑１０年。

师　涛，有期徒刑１０年

刚刚出狱的有：刘京生（１３年）、康玉春（１２年）、王国齐（１１年）等。更多人则惨死于公共领域之外。那份六四死难名单特别是市民死难名单现在远未完备，其中一些人甚至是六四后被杀害的。这些未完的名单应该使我们颤栗，使这个时代所有的机会主义征战和功利主义表演垂头内省。那些所谓对正义事业有所贡献的人们，你们记住你们所做的不过是当做的，而你们所做的仅仅是当做的的一小部分。六四之后没有英雄。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今天用一些否定性的话语论断这个时代及其活跃人士。我想说明，第一，我本人就是被论断的对象之一，我不外在于这结构性的羞耻。第二，我珍惜任何方面的微小努力，但我反对任何人对这些微小的努力夸大其词，以至遮蔽了我们的羞耻和六四以后的全面败坏。胡石根以他的生命捍卫着我们时代的真相，我们聚集在这里正是想向世界阐述这一真相，并表达我们对真相的尊重。我们期待中国思想运动，中国的新精神运动能从从这里重新出发。

最后，请允许我用略作改动的北岛的诗句结束今天的发言：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监禁和遗忘的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褪色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谢谢大家！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１日星期四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