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体育爱国主义盛行，女排火爆而男足阳痿，就连邓小平也看不下去了，他曾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邓大人的指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也死了８年了，但中国足球依然不成器。

怪诞的是，“从娃娃抓起”没有让中国足球起飞，却让中共各级衙门多了一个的意识形态工具，动不动就用“从娃娃抓起”来应对各类精神危机。

最近，针对腐败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如媒体常有关于中小学生靠送礼选班干部、班干部收了同学礼物就向对方提供方便的报道），中共团中央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深入开展廉洁教育活动的通知》，与之相配合的中共教育部声称“反腐败要从娃娃抓起”。教育部有关文件指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教育部将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湖北、陕西、太原、南京、广州、深圳的大中小学开展这项“从娃娃开始抓起”的反腐败工程。

人五人六的大人先生们都在腐败大道上前赴后继，凭什么要拿还未被污染或污染较少的娃娃们的心灵开刀？

该文件还特别强调此项工程的微言大义：“在大中小学开展廉洁教育试点工作，是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长效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对于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最反讽的是，教育部居然把腐败低龄化的趋势归结为西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青少年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消极腐朽的思想观念和侵害公众利益的腐败现象对他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真是独裁制度的教育部！

依我看，不抓倒好，一抓更糟。

其一，官方为青少年确立价值标准，这本身就是权力滥用——强制性的观念灌输和思想独裁——无论怎样滥用公权力，都脱不了腐败的嫌疑。

其二，负责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几个主管部门的官员，即便抛开他们自己的品德如何不论，仅就他们的制度常识和历史知识而言，他们就是绝对不称职的教育者。众所周知，自从东西方有了交往以来，大凡东方的独裁国家都喜欢为维护独裁找个外部理由，顺便也为内部危机找个外来的替罪羊。加强思想独裁和加大军事投入，是因为国际反华势力的存在，特别是美国霸权的“亡我之心不死”；国人的道德堕落和普遍腐败，是因为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袭。于是，不但大人们而且娃娃们都要充当抗拒西方价值和反和平演变的先锋。

相对于东方国家、特别是相对于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腐败程度要低得多，堪称东方廉政典范之一的香港政府，也是拜港英当局所留下法治传统及其“廉政公署”。奇怪的是，西方价值为什么没能腐蚀他们自己及其青少年，而在远渡重洋之后偏偏腐蚀了我们中国的成人和青少年？

首先，稍微了解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腐败的最大根源，不在于人性的善恶之别，而在于制度弊端，在于权力得不到制约、人治代替了法治的制度。所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才会变成千古箴言。

现在的中共高层，不仅要强加大学里的思想教育和严控高校ＢＢＳ，而且还专门召开关于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的高层会议，在这种意识形态急遽左转的官方主旋律下，反腐败从娃娃抓起的工程，与其说是为了从根基上建立廉洁的道德基础，不如说是加强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管制的洗脑工程。

其次，中国现在的各类腐败现象，实在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稍微了解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帝制时代的腐败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现在的“跑官卖官”在古代叫“卖官鬻爵”，现在的“司法腐败”在古代叫“买法卖狱”，现在的“贪污受贿”在古代叫“贪渎”。

在家天下的中国，皇帝之腐败不能叫“贪渎”，而只能叫“昏聩”，因为天下是他家的，再荒淫无度也就落个“败家子”的恶名。帝王的荒淫无度始于先秦的殷纣王和周幽王，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银两大办六十寿辰而作结：“卖官鬻爵”的制度性腐败早在秦朝就开始了，有所谓“纳粟授爵”；汉代的“卖官鬻爵”兴盛于汉武帝时期，直到清代的“捐纳”；南北朝时期的皇帝石虎一次就征集美女３万，隋炀帝更是挥霍无度的典型；贪图女色和享乐的荒淫皇帝，也有“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唐代玄宗和明朝万历。就连农民起义的领袖诸如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一个个也是荒淫成性和挥霍无度。

贪官文化更是一代胜似一代，有人曾统计过史料上腐败记载，远古至先秦７８起，秦汉至唐末五代４６０起，宋代贪官已是十有六七，宋末更是廉吏１０％而贪吏９０％，明代是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清代是贪官污吏遍天下。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评出千年历史上的世界最大富豪５０人名单，中国人占去六席：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和宋子文。六人中的三人和珅、刘瑾、宋子文的财富积累与腐败高度相关。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从他家中搜出黄金３３６０公斤、白银７２５万公斤，而明末国库仅有２００万公斤白银。乾隆一死，和珅就被清算，查出他贪污白银达２·２亿两，梁启超统计的和珅家财是８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

看看那些来华传教士的回忆录，每人都谈到了令他们吃惊的官场腐败。英国人赫德之所以被朝廷委以大清国海关总管的重任，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治下的海关能够大大减少腐败，从而为朝廷财政多提供银子。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赢得诸多清朝高官乃至光绪皇帝的信任，就在于他在中国的早期传教生涯，是一边传教，一边赈灾。１８７６年－１８７９年，中国曾遭遇的大饥荒，饿死１５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在灾情严重的山东和山西，李提摩太进行了极为有效的赈灾，得到了百姓、地方官和清廷的高度评价，当地百姓送上“万民伞”和树立“功德碑”。特别是，那么多经由李提摩太之手赈灾款项，居然没有出现过任何腐败现象。而且，他还向扣压赈灾款的中国官员据理力争，逼迫那些官员们不得不向灾民发放。

当年的鲁迅，从满纸仁义礼智信的字缝里读出“吃人”二字，愤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

其实，地方官员为了在反腐败问题上出政绩，想出过许多昏招，诸如妻子监督丈夫的“贤内助工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的“家庭廉洁工程”。“反腐败从娃娃抓起”的试验，也早就有地方政府尝试过。比如，２００４年４月，广州市芳村区推出一项“小眼睛盯住大眼睛”活动，通过任命学生监察员，用孩子们天真纯洁的眼睛来监督为官父母们的行为，防止贪污腐败的发生。在芳村区小学，该区纪委、共青团市委和区教育局等部门给１２名党风廉政建设学生督察员和１０名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赠送一批党风廉政教育的学习资料。１２名学生督察员，年龄最小的仅８岁，最大的１７岁。他们的爸爸或者妈妈都是在芳村区任职的科级以上的干部。小督察员们表示“要好好发挥廉政监督作用，因为监督当官的父母就是对父母最大的爱？”

中共教育部放着老祖宗那源远流长的腐败史不提，而把腐败源头归于西方价值的传入，不是故意歪曲历史，就是“史盲”。其实，日理万机的官员们，要了解中国的腐败文化，也不必费力去翻检原始史料，只找一本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读读，就足以达到“扫盲”的效果。

教育部如此兴师动众地“抓娃娃”，我以为还有更切身的利益在作祟。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的教育腐败之严重，已经达到国人公愤的程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权高度垄断下的产业化政策。而放着愈演愈烈的千夫所指的教育腐败不抓，却大张旗鼓地抓娃娃的廉洁教育，颇有转移视线和转嫁危机之嫌。

成人世界的腐败让孩子们当替罪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教育部吗？

在知识上，中共教育部是“史盲部”！

在政德上，中共教育部是“无耻部”！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２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