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是慰安妇，而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诸多出版物中，班忠义的《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暴力十年调查》是最为沉重的一本。这本书触及了那场战争最黑暗、最邪恶的深渊，这本书记录了一群被那场战争所伤害的最悲惨、最凄苦生命。班忠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部宏伟的“史诗”，而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山西地区侯冬娥（外号“盖山西”，意即山西最漂亮的女子）、万爱花、侯巧莲、李秀梅、郭喜翠、陈林桃等数十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经历。这些被历史所遗忘、生活在“边缘的边缘”、“底层的底层”的女人们，终于打破那铁一样的沉默，言说那段不堪回首的、地狱般的遭遇。这些珍贵的文字，是班忠义经过长达十年的调查而获得的第一手史料。

作为一名留日学者，班忠义在偶然的机会里接触到了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赴日本进行法律诉讼的情况。一开始，他只是凭着新闻人的敏感和中国人的自尊去关注这一事件，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逐渐将自己的生命与这一事件联系起来。在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对山西日军性暴力历史的调查成为班忠义最重要的事业：一项没有工资收入而只有付出的事业，一项“吃力不讨好”的、经常遭致日方乃至同胞的误解和敌视的事业。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相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班忠义与几十名被病痛和贫困所困扰的、朝不保夕的幸存者们成了朋友，他获得了她们的信任、支持和尊重。他记录下了她们所讲述的一切，并发出了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发出过的绵延不绝的呼喊：一定要让历史记住这些人！

如孔子所说“名不正，言不顺”，班忠义首先为“盖山西”们“正名”——她们不是慰安妇，而是日军暴力受害者。这两个名词有何不同呢？苏智良在《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一书中指出：在日语中，慰安妇常常被称为“从军慰安妇”，或者“随军慰安妇”，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千田夏光著的《从军慰安妇》一书出版后，该词被广泛使用。但是，这个说法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从军’和‘随军’的说法，容易使人误解为‘慰安妇’似乎与‘从军记者’、‘从军护士’等一样，是自愿随军到战地去服务的成员。”那么，被“慰安妇”这个词语所遮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苏智良指出：“此制度是日本军部将日本兵战场性暴力合法化、组织化和永久化，其实质是日本国家及其军队有组织的性暴力问题。所以，慰安妇最准确的解释就是日军的性奴隶。”班忠义所记载的“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实实在在的就是日军的性奴隶：当年，她们都是被日本占领军用暴力掳掠到据点，长期囚禁、长期强暴和长期虐待，直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失去“使用价值”之后，日军方才准许其家人前去收领。以“盖山西”为例，与她同时受难的幸存者陈林桃这样描述说——“她抬回来的时候，就跟死人一样了……回来时肚子大大的，裤子都不能穿，她妈妈就用擀面杖在肚子上擀，流的那白的呀，叫白带呀！……她那儿子小银根，从门蓬儿偷偷地看那不成样子妈妈，好久都不敢回家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体无完肤的侯冬娥好不容易才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却落下了诸多纠缠她终生的严重疾病。毫无疑问，她们并不是“自愿”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她们与日军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商业关系”。因此，用“慰安妇”这个以加害者为主体的概念来命名她们，无疑是再度粗暴地凌辱了她们的尊严。

日本士兵曾根一夫在回忆战时情景时说：“无论是老爷般的士兵，还是童颜般的少年兵，都一致渴望早一点接触到女体的猴急模样，实在是滑稽透顶。”老兵水野靖夫指出：“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体验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支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对女性的蹂躏，是为战争的胜利服务的，是天皇允许和赞同的。至于受害者的生死，则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在施加性暴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也有母亲、妻子、姊妹和女儿。在人类战争史上，没有哪次战争的性暴力的广泛程度超过了日本侵华战争。在中日双方持续多年拉锯战的山西，更是性暴力事件的重灾区。于是，班忠义的调查便从这片黄土地上开始了。 

（二）日本文化中“不忏悔”的因子

这本厚厚的调查报告，其主人公不仅有作为受害者一方的中国妇女，还有作为加害者一方的日本老兵。班忠义将这两方面的内容交织起来叙述，使这本书具有了某种“复调”的性质。他笔下的日本老兵，个个都是“正常的人”。班忠义并没有像某些国内作者那样将日本兵“鬼子化”、“非人化”——这样的作法除了发泄一时的愤怒之外，并无助于公义的实现和真相的呈现。班忠义所接触的日本老兵，对人彬彬有礼，生活富裕安宁，与那些依然深陷在病痛、困窘和羞辱中的受害者们的生活境遇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愿意向班忠义讲述当年罪行的老兵寥寥可数，即便是这极少数开口说话的老兵，在讲到关键环节的时刻大都吞吞吐吐、闪烁其辞。对于他们当年向被害者施加的戕害，并没有深切的内疚和忏悔。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与日本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中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根基有关。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存在着一种对邪恶和暴虐的欣赏与赞美，以及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蔑视与贬低。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在《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指出：“与其将日本社会中恶的观念说成是对于存在的否定，不如说它更带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性、生命性，甚至可以说其意味着一种存在的过剩。例如，中世纪时期日本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恶党’的与众不同的战斗集团，而且这个集团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集团。被称为‘恶党’的这些人是一些非常勇猛、具有独特美丽的‘野人’们。他们与需要他们为之战斗的人们签订契约，在战斗中非常勇猛。但是他们的手段则非常残忍，人们对他们是闻风丧胆。但是，‘恶党’中的某些人却成为了当时世人对于镰仓政府不满的代言人，并且负担着人们渴望改变现状的历史重任。”这是一个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的民族。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激发下，日本的士兵才在前线疯狂地杀戮、毫无廉耻地奸淫，正如老兵铃木对班忠义所说的那样：“越想报效祖国，就越要英勇杀敌。”

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并未得以全面而彻底的清理与更新，经济的迅速腾飞又遮盖了战争的创伤与反省。于是，战争中的性暴力事件也就在日本民众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那些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加害者们则悠哉游哉地享受幸福的晚年。近年来，中国、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数百名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日本舆论依然对此遮遮掩掩、百般抵赖。右翼教科书《新历史》编纂会的创始人、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不应该向中学生讲授军队慰安妇》的文章，认为把日本军队中只有随军妓女而没有慰安妇：“事实是，慰安妇不过是被代理人送到战区的妓女。”因此，他认为在教科书中涉及此事是故意贬低日本：“战后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已经把贬低日本和日本人民变成了美德。这一趋势只会导致道德沉沦和知识分子的腐化。”他反对让学生了解此情况：“在学生尚未形成人生观之际，深入了解人性的阴暗面没有任何意义。”编纂会的另一成员涛川荣太则振振有词地说：“在教科书中写入描述慰安妇的内容，也是这个国家病态心理的证明。写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要逐词逐句掂量邻国的反应。这是知性和意志衰退的典型表现，也是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精神上受人奴役的典型表现。连最微不足道的错误都会引起邻国的强烈抗议，他们就有力量推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日本是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支持此观点的日本棋圣米长邦雄更加赤裸裸地说：“对我来说，《新历史》就像《圣经》一样。《圣经》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对人类的爱，以及应该怎样生活。事实并不重要。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重要的是它积极地引导我们。《新历史》有同样的效果。它讲述了一个故事，教我们去爱我们的国家，而且写得就像《圣经》一样。里面甚至也有天使。”他认为，日本人应当把国家当作自己的信仰：“信仰很重要。我们必须信仰国家，才能信仰我们自己。美国人绝对热爱他们的星条旗，好像那是信仰的条款一样。英国人也爱他们的国旗。我们却教育孩子们不能爱我们的国旗，我们初升的太阳。教育孩子们把自己看成是魔鬼的后代。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既然“面子”比真相和真理都重要，老兵们便心安理得地保持了缄默。当国家成为惟一的、最高的、不可质疑的信仰，而在国家之上缺乏一种普世性的人权价值，日本国民便理所当然地对罪恶闭上了眼睛。班忠义的这本调查报告，以详尽而真实的、无可置疑的当事人的讲述，证明了日军性暴力事件普遍性的存在，也是对诸如《新历史》教科书等右翼宣传品的有力回应。 

（三）她们永远生活在伤害之中

美国学者约翰·内森在《无约束的日本》中引用了日本极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在《战争论》中的一段叫嚣：“事实是：大东亚战争是一首史诗，表达了我们日本精神所有内涵。我们早期胜利的奇迹，我们可怕而心酸的撤退，这是日本的战争！我们单独和西方作战；我们有义务战斗；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世界的地图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我可以傲慢一点吗？重评这场战争的日子总会到来的，那时人们会发现事实的真相：这是人类最美丽、最高贵的战争。让我们向那些英勇的英雄们表示感谢，为了我们，他们超越了自己。”这样的历史观在日本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它已经开始悄悄地蔓延开来。小林试图“重评”日本所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然而他刻意回避的事实之一是：这场所谓“人类最美丽、最高贵”的战争，却带来了无数无辜女性一生的毁灭。

从昔日的日本老兵到今天的小林之流，他们一直都在充当加害者的角色，并强词夺理地将加害者涂抹成“施恩者”。然而，加害者又不仅仅是他们。作为历史的发掘者，班忠义一次次地挖开坚冰，发现了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真相。在我看来，这本调查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单向度地对日本一方的谴责，同时还直面我们自己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中的最为阴暗的、令人揪心的部分。自我反省并不意味着减弱日本一方的罪恶，相反自我反省会让我们的谴责变得更有力量。班忠义在书中对比了中韩两国对待各自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不同方式：在韩国，政府和民间社会都关怀和同情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为她们修建居所，为她们提供生活费用和医疗服务。韩国社会普遍认为，这些受害者是民族苦难的承担者，她们与那些在战场上抵御日寇的战士一样，是民族的英雄，人民理应给予她们尊重而非歧视。然而，在中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北方省份，那些当年的性暴力受害者们却一直生活在伤害和侮辱之中。班忠义发现了这样一种可悲又可怕的事实：“当地人认为，女人要是被那么多的男人‘欺负’，就像一块洁白的布匹被搓成了抹布，谁也不愿接近，谁也不愿提起她了。”其中最让我震惊的一个场景是：当班忠义来到“盖山西”所生活的那个山村的时候，当地人刚刚得知他的来意，便激动和喧嚣起来——

他们像决了堤的洪水，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盖山西来。

“那‘盖山西’可惨了，当时据说从她身上经过的部队就有一个连。”

“她从进圭抬回来那回儿”，肚子涨得象个大气球似的，她的妈妈就在家里用擀面仗给她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擀，足足擀出了一洗脸盒子。”

“什么流了一洗脸盆子？”

“什么东西呀，那就是日本人放出那东西吗？”

说话人的声音未落，周围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哈哈哈，在场的不分年长年幼都张着大嘴，兴致勃勃地笑，津津有味地说。

“咳，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不知道盖山西的事情的，或多或少都听到一点儿，过去文革集体劳动到山里，休息时一坐下，没别的话题。尽讲些‘盖山西’的事情了。”

这个白描式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药》和《祝福》。吃夏瑜的人血馒头的人和拿祥林嫂的苦难当笑料的人，并没有消失，反倒越来越多。把他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快乐来咀嚼，这是人性中最残忍的部分。然而，事实恰恰是这样的：那些生活在苦痛和绝望之中的人们，如果能发现周围还有比自己的命运更加悲惨的人，那么对那些更可怜的人的羞辱和嘲笑则成为他们“活着”的支撑点。这种“以邻为壑”的生存法则，成为“盖山西”后半生精神苦难的根源。一直伤害“盖山西”们的，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无所不在的文化和伦理的“磁场”。如果说当年日本士兵施加给“盖山西”们的是第一次的伤害，那么这些乡亲父老们施加给她们的则是第二次伤害，一种冷酷的逻辑悬在“盖山西”们的头上——因为被日本兵强暴过，你们就是肮脏的另类，你们就是不洁的坏人。“盖山西”五十年代被开除出党，几次婚姻皆不幸福，在村子里遭到大部分人的嘲弄和排斥，全是因为她的性暴力受害者的身份。在此意义上，那些津津有味地讲述与“盖山西”有关的“黄段子”的同胞，比在“盖山西”们身上发泄兽欲的日本兵其实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凶手。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民族在心灵的意义并没有发生多少真、善、美的蜕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日本人的不忏悔无比容易，直面自己民族精神深处的丑陋无比艰难。班忠义有一种“捅马蜂窝”的大勇，比起那些去日本驻华大使馆扔几个砖头的、貌似勇敢实则为“孱头”的“爱国者”来，这种大勇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四）凭着爱，让自己作光

在我看来，班忠义的《“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的文字和影片，与旅美学者王友琴的文字著作《文革受难者》以及自由摄影人胡杰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一样，乃是近年来关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的发掘与还原，比所谓的远古“夏商周”断代工程还要艰巨。这里，处处有“地雷”，处处有谎言，处处有“不可言说”的禁区。因此，班忠义、王友琴和胡杰的事业，需要耐心、爱心、责任感，更需要无与伦比的勇气。值得深思的是，这三个“考古发现”都不是由历史学家们所作出的，班忠义、王友琴和胡杰都是另类的“编外人士”。

我与班忠义的认识，始于二零零三年赴日本访问期间，主编中日双语文学杂志《蓝》的友人燕子向我推荐了作为“五十万旅日华人中的异数”的班忠义。我访问日本是为了完成《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一书的写作，而班忠义所从事的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和援助工作，恰好与我写作的主题有关。于是，我在东京会见了班忠义，听到他那出自肺腑的讲述，我被深深地打动了。班忠义每年都要从日本回中国，先乘坐飞机，再换火车，再换汽车，最后徒步翻山越岭，来到每一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家中，将他在日本所建立的基金会的援助款亲自送到她们手中。二零零五年春，为反对日本“入常”，据说网上有将近三千万中国人签名，但在这数目庞大的签名者中，却没有几个人像班忠义那样将“爱国”落实为“爱每一个被伤害的同胞”。他们爱的是一个抽象的、不需要为至付出爱心的国家。在我们身边，有太多虚张声势的伪爱国者，而缺少像班忠义这样实实在在的真爱国者。以班忠义的才华的能力，在日本完全在新闻界和学术界游刃有余、成就斐然，舒舒服服地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由于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调查和救助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项事业当中，他却不得不节衣缩食，有时甚至连地铁票也舍不得买，而徒步走几站路回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在一个功利主义占据社会主流价值的时代里，耗费了长达十年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无怨无悔地从事这样的事业呢？

要真正理解班忠义，就得理解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信仰。二零零五年夏天，我在北京见到了班忠义和她的妻子——温柔贤惠的日本女子高桥敬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后来，我在《日本新华侨报》读到了陈永和写的《上帝的助手》一文，这才知道他们传奇的爱情故事：

班忠义从帮助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老太太和韩国老太太开始，进而全身心地扑到中国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和援助工作之中。到日本十几年了，他两手空空，没有存款，住别人的旧房，开别人的旧车。他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他组织了两个会——“中国原慰安妇后援会”和“云南少数民族失学儿童后援会”，在日本会员有几百人。这是一种特殊财产。班忠义爱那些受苦受难的灵魂，爱那些无书可读的幼子。受苦受难的灵魂一年年逝去，无书可读的幼子一年年生出来。他把那些在苦难中哭泣的老太太全当作自己的母亲，他把那些在深山老林里无书可读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班忠义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年近四十却找不到女朋友——在某些国内世故的女孩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堂吉诃德，他惟一可以利用的价值便是作为到日本的跳板。

二零零零年，班忠义被邀请到日本的一个学校里讲课。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美丽的日本女孩高桥敬子。高桥敬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樱美林大学学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兴趣特别集中那些苦难的第三世界国家。高桥敬子认同班忠义的活法，并为他的活法所吸引。这个日本女孩真想要什么？一个基督教徒真想要什么？她要的就是像班忠义这样活法的人。奉献，奉献，再奉献，做一个上帝的助手。于是，他们结婚了，从第二次会面到结婚总共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班忠义的话来说，这妻子是上帝送来的。因为爱，他们走了一起；因为爱，班忠义也受洗成了基督徒。

信仰给了班忠义一颗博大的悲悯之心。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信仰，长久地倾听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讲述，长久地浸淫在人性黑暗的深处，班忠义如何能够坚持下去、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灵不受伤害。《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便走向了自杀，她的心碎了，她被那人性最隐秘的邪恶所吞没了。而持守信仰的班忠义和高桥敬子，却坚韧地、幸福地活着。《圣经》中说，耶稣惟一的诫命便是爱人如己，真正的基督徒无不实践这条诫命。班忠义和高桥敬子的爱，是超越国家民族观念的对人类的爱，对每一个具体的受伤的灵魂的爱。作为中国的人班忠义，他关心的不仅是中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他也关心被战争所伤害的、遗留在中国的韩国和日本的老太太，她们也被他看作“母亲”；而作为日本人的高桥敬子，无私地支持丈夫所从事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事业，她并没有像大部分的日本人一样出于对日本狭隘的爱而拼命维护祖国的“面子”。这就是基督徒的良心，在黑暗的深处闪闪发光。

我想起了半年前我们在北京的会面。那是在风雪漫天的北京的冬夜里，我送走了前来我家做客的班忠义一家，在书桌前第一次阅读这本尚未完成书稿的，我很快便泪眼朦胧了。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是那个寒冷的冬夜里直入内心深处的温暖。在我的眼前，隐约出现了班忠义在山西的崇山峻岭之间跋涉的身影，愿天使与他同行。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至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