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０来农民冲击学校，对学校震动很大，校文革小组、工作队为此开了大会。主要是讲现在阶级斗争形式很复杂，正象毛主席说的：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必然要作垂死的斗争，以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现在学校里的黑帮分子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以及对无产阶级教育怀有深仇大恨的人相互勾结，向革命师生反攻倒算。对这一严峻的阶级斗争新形式，革命师生必须有所认识，提高警惕，不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

学校里建起了黑帮室，男“黑帮”和女“黑帮”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学校的第二个院子有并排的两个教室，两个教室之间有一间宽三米多，长五米多的屋子，过去是教研室，文革中关了九个男黑帮。依次为教语文的李得良、李铁成、教数学的张丕树、王兆同、教物理的杨洪贵、教生物的靳鹏、后勤的董振兴、烧水的张丕林、作饭的周永祥。

女黑帮室有四个人，教语文的李国福、教数学的胖丽华、教政治的姚志敏、还有一个身体很弱的郭艳，现在想不起她当时任什么课了。瘸子校长白振东当时虽然靠边站了，但没有和黑帮关在一起，被看起来了，相当于软禁。

至于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打成黑帮，原因也各不相同，三个语文老师由于教的是语文，在这样的运动中似乎是在劫难逃。人们常说，语文老师的脑子是杂货铺，在杂货铺里找点犯禁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比如你在谈话中说过吴晗对明史很有研究，行了，你吹捧过吴晗；再比如你在讲课中说过邓拓的杂文写得很好，那当然你就是歌颂过邓拓了，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

另一类黑帮是出身成份高的一些老师，他们的错不在说了什么或作了什么，而在他们的出身。十月革命后，前苏联一个高级官员在《红色恐怖》报上说过：“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这些话用来说明我们学校当时的情况非常恰当。这些教师的出身依次为：杨洪贵、郭艳，资本家；胖丽华、靳鹏，地主；张丕树、王兆同，富农；张丕林、董振兴，过去的右派。这些人被统称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是教育系统的残渣余孽，打成黑帮也是在劫难逃，全校只要有一个人说出他们有问题，就一定会被揪出来，没有人敢为他们辩护。

姚志敏老师出身没有问题，又是教政治的，好象可以作运动的骨干，但她社会关系有问题。她有亲人在海外，那个时候海外有关系或者你会外语，就会成为间谍的嫌疑，或者干脆就说你是间谍，先关起来，然后再调查。

更倒霉的是周永祥，他是学校食堂一个作饭的，天津人，胖胖的，很爱说一些怪话儿。他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工人，没有海外关系，没有顽、伪、党、团、特的历史，没有出身不好的亲属，这在当时是很值得炫耀的，其光荣程度就象古书上说的“四世三公”一样，当时叫“根红苗正”，是革命的依靠力量。

但他还是被打成了黑帮，原因是他爱说“破坏话”，他说红卫兵造反是“瞎折腾”，“吃饱了撑的”，“一窝蜂地上，家贼（麻雀的土语）似的散，闹饿了还得到我这来吃窝头、咸菜、粥。”“人家北京那是大地方，‘三家村’都是大学教授，你王庆坨中学屁股大的一个学校，有什么黑村黑店的！看人家放屁你也跟着使劲。”更重要的是他的“怪话”还涉及到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如他说：“毛主席也不是活神仙，他饿了也得吃饭，困了也得睡觉。见了他你就光荣了？见了他你还是个你。”周永祥是因为这些被揪的。加上平时说话得罪人，挨打最重，好在他皮糙肉厚，禁得住打，放在体质弱点的教师身上，可能早打死了。人们说他是“撅嘴骡子卖了个驴钱，倒霉倒在嘴上了。”

九个黑帮关在不足２０平米的屋子里，再加上看管他们的四个红卫兵，又是夏天，那里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屋子后边的两扇大窗户和前边的门一直打开着，为的是通风。屋子的一面用木板搭着一个大通铺，“黑帮”们并排睡在上边，红卫兵白天黑夜地看守着。到吃饭的时候，他们排成一队，由红卫兵押解着去食堂，吃完饭再押回来，上侧所有两个红卫兵跟着。由于人太多，白天门口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活动活动，只是不能到远外去。如果有人贴了他们的大字报，他们可以在红卫兵的看管下去看大字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倒是希望有人贴他们的大字报了。经常有“黑帮”问，“有我的大字报吗？”红卫兵就回答说，“没有你的，你就老实在这呆着吧！”

由于我是贫农出身，这是“自身条件好”，后来我也被派去看管“黑帮”。

屋子里阴暗、憋闷，最里面有一个桌子，上面放着他们喝水用的碗、瓶瓶罐罐。墙上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标语。通板铺下放着他们挨斗时往脖子上挂的牌子。“黑帮”们很希望我值班，他们可以象文革开始前一样和我说一些话。比如张丕林还是和我开玩笑地叫“曹先生”，而不叫“革命小将”，李得良可以在我在的时候抽烟，李铁成在别人不注意时向我表示，对我写大字报为他“拔闯”很感谢。张丕树和我家的私人关系很好，他的儿子和我哥哥是同学，又是“生死哥们儿”，在我家困难时他们帮过我家３０斤小麦和２０元钱。但张很少说话，就象他以前教课一样，生怕因说话惹出事来，他活得很仔细。

差不多没有一个“黑帮”承认自己是敌人，都认为把他们打成“黑帮”是错误的，是运动的“过火”行为，这个错误早晚有一天要改正。对这点上他们比我更有信心，这个信心使他们在极苦生活环境中挺了过来，脸上有时还会出现笑容。这一点和运动后期不一样，运动后期出现自杀的教师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

我对“黑帮”不狠，不坏，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没错，我的思想没有那么超前。比如周永祥的一些言论，以我当时的思想意识看，就是算不上反革命，也是非常愚昧和落后的。我当时的许多行为，都是由于心软，我性格中善的一面受到了家里和社会上一些农民的鼓励，让我坚守了下来。《人民日报》当时也有社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为我坚持我的行为提供了武器，在那一段儿日子里，这张报纸我一直带在身上。许多学生攻击我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我就任由他们说。

有些学生看管是很凶的，我们班有几个学生就经常打这些老师，粗爆地大喊大叫，脸色铁青，有事没事大发脾气，有些女生甚至一点也不比男生心软。有一个姓王的学生为“黑帮”规定：“不管什么时候，我喊‘一、二、三’，‘三’字喊出来你要是还没起来，没坐好，就别怪我不客气！”他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演练，“黑帮”起来躺下地折腾，闹得整个屋子里污烟彰气。他还经常摔东西，屋子里经常会出现水、玻璃碴、碎瓷器等，都是他摔的。一些学生经常制造“红色恐怖”，把“黑帮”带出去批斗，每一个被批斗，回来的教师轻者疲惫不堪，重者鼻青脸肿。“黑帮”教师只要一听到学生喊“ＸＸＸ，你出来！”，就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些学生这样作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野心，主要是以此显示自己很“革命”，那个时候“革命”是很时髦的，就象现在青年表现很“新潮”，很“前卫”、很“酷”一样，有时男生也以打骂“黑帮”的方法在女生面前显示自己。他们这样作了以后，自我感觉形象很高大。

这个黑帮室坚持了大约两个多月，后来就渐渐取消了。女“黑帮”那边我不太知道，后来我听说，她们那边的人也经常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