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青年农民王斌余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外出打工，这与亿万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打工不能及时得到工资，因而生存依然得不到保障，这也与亿万农民没什么区别；王斌余讨工资不得反受辱骂殴打，这在中国有点特别了：谁叫你不像大多数进城打工农民一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呢？王斌余受到侮辱后，怒火中烧，找不到老板算账，却把气撒到了有过错的人员和无辜的人员身上，酿成４死一伤的惨剧，这在中国特别不特别呢？特别：债有主、冤有头嘛；也不特别：你看看中国家庭每天有多少“打憋气棒”的？

什么叫中国家庭中的“打憋气棒”？例如妻子的工厂被贪官们弄垮了，失业回家的妻子，再也不肯像往常一样料理家务，而是成天哭哭啼啼、骂骂咧咧，看丈夫不顺眼、看孩子气不打一处来，摔碗砸锅；再如丈夫在单位受到当官的歧视打击，回到家酗酒打人；又如有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却与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父母闹别扭……这些就是“打憋气棒”。

是的，“打憋气棒”与人的性格、修养、行为情境有关，不会是中国仅有，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专制的特别发达，老百姓的特别无助造成的特别内敛，出了家门外人不买账因而不敢造次，而家人为了顾全唯一的人生根据地不得不迁就，就弄出来特别发达的“打憋气棒”传统。忍无可忍了呢？在家庭当然是暴力冲突之后的分崩离析，在社会当然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偷盗打劫、杀人越货乃至结伙动乱的铤而走险。

我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安；我还曾撰文指出：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进入不可遏止的动乱期；我更撰文将中国出现的暴力作出系统归纳，用事实证明：中国已经陷入“暴力丛林”——首先是官方对人民的暴力！最近广州连连发生公共汽车爆炸，都是土制炸药炸的，这是重大信号，表明暴力开始泛化开始升级！最新出版的第９期《动向》杂志报道说：仅２００５年８月，中国就发生爆炸案４０７件。更让人震惊的是《动向》还披露说：最近官方查封了４１５间地下兵工厂。没有查封的又有多少？不要以为共产党的暴力控制是万能的，共产党在明处，亿万民众不可能都在共产党的视线之下，白天没有政治，政治就必然向黑夜转移！

王斌余得到了多数网民的同情和声援，有南京的知识分子还发起“刀下留人”的大签名，你可以说这是毫无理性的纵容暴力的，但是，理性、暴力自有其人性基础，而人性永远会有“境域反应”的顽固性。中国民众有多少受难者、他们受着怎样的苦难？我是个胆小的人，几年来我乘公共汽车，一直小心观察乘客们的神情行为，坦率说，我生怕车上有苦难的“反‘社会’分子”。中国是个“社会”吗？有众多苦难者嫉恨“中国”，包括嫉恨我这个被他们称作“命好的城里人”的人，奇怪吗？毫不奇怪！我早就在批评王元化先生的文章中说道：如果我是遭遇乱收费的农民或者遭遇失业的工人，很难说我回避这些工人农民更理性、更少些激进。什么理性、激进？首先是社会境域刺激的问题，其次才是个体性格、气质、修养的问题。世界上“本来”并没有“斯文高雅”！那些被认作“斯文高雅”的人，“原本”都是“粗野”的。１９４９年以后，做坏事最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农民工人。面对王斌余，我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首先当然是同情；其次是害怕，害怕哪一天我遭遇到我所深深同情的王斌余。不错，王斌余对记者说了很多深刻表现其良知的话，他没有前科，有论者细致论述过他只是“激情杀人”、“防卫过当”，他的很快“自首”等等更表明他的杀人只是一瞬冲动、一念之差（尽管有长期的愤懑）。但是，如果让王斌余回到工地，还是受到高度剥削，将来就还会被刺激出“防卫过当”来。“境域不变”生活就有轮回。王元化们老是将毛泽东时代当着参照，于是觉得后文革很好了——一如“我们”常常批评后８９的大学生缺乏道义关怀，这些都没有用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的“心思”是“境遇性”的，面对死亡人们是一种大彻大悟般的“心思”，一旦死亡的威胁解除而回到“日常境域”，除极少数“超脱者”，芸芸众生必定回到老旧的喜怒哀乐。如果让那些审判王斌余的法官们、赞成判王斌余死刑的法律专家们，跌落到王斌余们的境域，也一样会嫉恨“中国”——权贵暴发户们恣肆跋扈的跑马场。

１９８０年前后，我跟所有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常人一样，对窃贼拉兹法庭上抨击“社会”元凶的慷慨陈词，深铭不忘。王斌余在法庭上没有拉兹的激昂，为王斌余作庭外辩护的的“舆论”其激昂远远超过了拉兹。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观察，印度随后一次造成重大死亡的饥荒发生在１９４０年代，那样的时刻出现拉兹们，实在没有什么费解的，中国呢，直到现在还有上亿的穷人处于“生存线”之下，对于这些穷人，“饥荒”——阿马蒂亚。森用力揭露的“人为饥荒”，从未远去，王斌余的讨薪就是为了他和弟弟生存的无奈之举。从最深层看，王斌余的杀人当然是对骄横权贵的只身抗战——尽管所伤害的基本上都是“误伤”，“正当防卫”的对象却（暂时！）从王斌余愤怒的砍刀下逃脱了——这一悲剧性的抗战是被权贵们的骄横激怒出来的“本能”反应。

围绕王斌余该不该死的争论是这些年最尖锐激烈的争论，但争论却以“护法派”和“道义派”的面貌出现，真正的道义敌人却依然充当了“隐身者”，他们没有甚至不敢吭声，却无时无刻不在用比王斌余的砍刀和道义言论，激烈无数倍的砍刀，肆无忌惮地朝向苦难民众疯狂挥舞，每日不知有多少生命消失在这一叫做“专制”的砍刀之下！“道义派”激进么，比起专制来便只有软弱无力的斯文了。

“护法派”讲法律，而且以“法律正义”为大旗，这当然要以对王斌余“罪恶”的“零度认知”为前提，所有对于进城农民的同情、对权贵“压迫—剥削”的憎恨，都必须被“零度正义”挡在法律之外，你能不赞同吗，不能，因为难保有一天王斌余的小砍刀不会落到你的身上，至于专制大砍刀在你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法律”或者“法庭”或者“法官”只能悬置勿论——中国的“政法系”可以“维权”可以“批判”甚至可以造一些“与民众站在一起”的声势，例如一连串的“签名”，但是，“政法系”的“政”，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与真正的“权利政治”疏离着，他们的“维权”是以“替代策略”和一厢情愿的“消防战略”，以“告别革命”、“软化激进”与“威权保守主义”貌离神合、分工合作为宗旨的——这一点，离开对于“中国谋略”和“帮忙传统”的冷峻观察与透视，是断断看不出来的！

有论者说得不无道理，“没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政治力量，没有议会的道路，暴力就是正当的。在尘世的法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正义的法庭，将在末日做出历史审判：暴力就是正当的。” 但是，据我观察，放心吧，很快，言论出版甚至结社或者其他领域的“自由大戏”，就要出现了。不管有没有准备充足，“替代战略”就要露出水面、公然出场了，到那个时候，“政法系”和“李敖们”就会忙得不亦乐乎了。但是，中国当然不可能被最新的“糊弄群体”们称心如意。

是的，无论生死，王斌余们会越来越多！这是悲剧，但却是当下主宰中国的势力一手制造的免除不了的阶段！

揭露最新的阴谋之余，善良的人们或许只能将苟全性命于乱世，当着苟活之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