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新发现的毛泽东》（王若水）是这些年受到关注的中共党史著作，突破了原有的官方党史体系、框架，８３岁高龄的何方先生穷６年之力，写出了一部厚厚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刷新了这段历史，不光是超越了延安整风时期奠定的中共党史编撰学藩篱，而且对前面的几本著作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批评，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北京知识界、新闻界的重视。何方１６岁来到延安、亲历过整风和抢救运动，又做过十几年的张闻天助手（从东北局到驻苏联使馆、外交部），与周恩来、陈云、高岗、李富春等高级领导人有过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他对那段早年的历史有许多切身体会，但他的《党史笔记》不是停留在个人记忆上，更多的还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并从中梳理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几天前，新锐的《新京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何方跟张闻天读书、买书的访谈录，我也曾看过何先生的书房，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党史资料，在另一间藏书室中还有一套保存完整的《新华月报》，从１９５０年代初创刊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发生，当然最齐全的可能是那一架张闻天有关的资料。与高华等研究者相比，他作为过来人，在使用、分析史料时多了些分寸感，乃至现场感。

《党史笔记》的最大贡献首先是进一步澄清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比如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张闻天作为主要领导人完全是名副其实的，而不是像后来所说仅仅是挂名的；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最初动机不是像以往所说是为了消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谋求中国党的独立，更不是针对王明的，而是针对张闻天的，也不存在所谓的“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张闻天和毛泽东之间是“文化人”和“山大王”的不同，他们在性格、爱好和作风上都和很大的差异；康生和毛泽东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都很密切，始终受到毛的信赖，他算不上是延安抢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毛才是真正的直接领导者，等等。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这一篇，作者指出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普遍整风的主要对象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立足之本的国际共运有一个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中国党背负着长期的专制社会留下的历史传统，还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比如知识分子总是感觉敏锐，意见较多，不容易成为“驯服工具”，因此不受领导人的欢迎。以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为标志，毛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看作是 “主要的不良倾向”。有这样一些原因，知识分子的挨整、抢救运动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如作者所言，整风开创了轻视知识的风气和传统，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蔑视，使整个“三八式”一代（或者说“一二九”一代）未能起到应有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链条上，实际上出现了代际的断裂，这一代也即抗日救亡时期觉醒、投身民族解放浪潮的知识分子实在没有在现代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２２年出生、１９３８年奔赴延安的作者就属于这一代人，他的喟叹是沉重的，也是有感而发。

总体上说，这是一本扎实、可靠，有理、有据，处处浸透着报国热情和忧患意识的党史著作，作者使用史料的态度是严谨的，尤其值得称许的是作者对那一段亲历、亲闻、亲睹的历史有了相当深入的反省，但却没有滑入全盘否定的思维定式，而是客观地描述了整风运动的起源、过程，每个阶段的变化，把一切不良、严峻的后果更多地归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制度化的痼疾，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个人的阴暗心理、狂妄野心上，这样的分析与我们已往看到的著作就完全不同。毕竟道德判断代替不了历史判断。对于整风运动的研究，从高华到何方，至少思路又一次拓宽了，许多原来模糊的问题也越来越清晰了。美中不足的是《党史笔记》的议论多了些，理论性的枝蔓多了些，相比之下叙述性的细节就少了一些，作者时不时要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多年来的理论思考，比如对“个人崇拜”、对“一元化领导体制”等都有整个章节的阐述。对一本历史著作而言，这或许是一种伤害，历史最好的表述方式应该是实录，是让事实本身说话。何方先生之所以在生命的暮年告别做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学起中共党史，他自述除了“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许多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掩盖或弄得面目全非。”他的《党史笔记》就是要破除神话，揭穿假话，把许多长期以来被有意遮蔽的事实揭示出来。作为“五四”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何方和李锐、李普、何家栋、钟沛璋及已故的顾准、韦君宜、李慎之等一样，都是年轻时真诚地追求理想、投身革命，晚年又真诚地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再度踏上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这也是这个时代才会出现的“两头真”的奇特现象。将《党史笔记》放在这样背景下，或许更能凸现出其意义和价值。

何方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