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农民，花了些小钱，从姓黄的大户人家领回一个丑得没人要的丫头，两个卑贱者的穷日子从此有了可喜的转机。他们辛苦耕作，生儿养女，熬过了荒年和匪乱，后来竟广有田产，也成了大户人家。这就是王龙和阿兰的故事，没有传奇历险，没有诗情牧歌，从布局到行文都平实得一如脚下的土地。七十来年前，正是这本写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在美国出版后畅销一时，西方读者才初次读到了比较真实地描述中国社会的文字。当时正值日本侵华，中国最需要欧美支持，能有这样一本传神中国人及其日常生活基本价值的书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潜移默化中，自然在赢得国际同情及援助上不无裨益。也许正是考虑到那艰难形势下多少会产生的正面影响，一九三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到了作者赛珍珠头上。

书市行情的热冷交替犹如天气变化，新书不管多么热卖，终会冷落下去，而旧书尘封多年后，有时候又会再度红火起来。比如，自去年欧普拉读书俱乐部电视上推出捧《大地》的节目，赛珍珠此书便在书市上春风又绿出新的卖点。有关欧普拉的操作及其效应，此处无暇论及，本文只拟拈出些赛珍珠的华人读者可能更感兴趣的话题，稍作点拨，聊助深思，不管读者所读的是原版还是中译。

这是一部讲述农家生命圈的小说，开头和结尾如环相扣，黄家在起始露出的衰象处处都照应出王家后来重蹈的败势。赛珍珠从小就熟读中国古典小说，对世事的盛衰更迭之势及其相应的叙事模式，她想必从阅读中已有一定的领悟。在这一穷变富，富又变穷的循环中，土地始终起纽带作用，它是农人的家底，活命的根本，致富的资源和赖以维持淳朴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主人公王龙一开场即置身泥土世界，从他衣着面貌的土里土气到所住的土屋，使用的土灶，乃至由粘土捏成的土地神像，泥土几乎填满了他生存的世界。那无所不在的土不只物质地烘托出叙事氛围，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乡土社会浑厚的本质。因此在丰衣足食，娶妻生子后，攒钱买地便成了王龙的生活动力和经营目的。除了点染他对土地的淳朴依恋，该书有很多细节还显示了王龙热衷买地的经济算盘。由于农产所得的现金没有任何健全保险的储蓄机构或投资去向，卖粮后仅获几个银元，王龙拿到手都提心吊胆，怕遭抢窃。经验的教训告诉他，只有把钱变成地最值得最安全，任何财产都会遭到抢劫，只有田产永与大地同在，不管有哪方强盗来犯，都夺不走土地。王龙一家人逃荒归来后庐舍遭破坏，用具被偷光，只有荒芜的土地安然独存。他趁农时播下良种，当年就得到很好的收成。所谓“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好就好在它的永存性上。

但丰厚的土地也是农民的负担，自耕农的日子并非田园诗写得那么轻松自在。小说多处写到耕作的艰辛，也藉以刻画出中国农民特有的勤恳和坚忍。赛珍珠曾与她农学家的丈夫深入安徽农村，做过多年考察，对农村生活，她了解的程度并不次于很多以进步自诩的中国作家。但她的同情与关切是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她毕竟来自美国，客观的眼光使她的思想感情避免了五四话语的激化，比如坏地主如何剥削或好穷人如何反抗之类的煽情故事就没有感染到她的小说讲述。她书中详叙的主要是她亲眼所见的两大灾难：王龙辛苦劳作多年，才买得少量土地，一场旱灾便打击得他濒临破产。可见农家受到的最大威胁即天灾的破坏，而另一个威胁则是太多的穷人包围着极少的富户，社会稍失稳定，便发生各种形式的抢劫。是土匪的抢劫直接导致了黄大户家的衰败，后来王龙家稍显富足，荒年中即遭村中饥民哄抢。再往后，王龙夫妇逃荒城市，也是趁乱民抢大户之机发了横财，就靠那些窃来的金银珠宝，他们才大买土地，拔了穷根。致富之后，王龙之所以隐忍叔父的无赖，白养他一家，就因那家伙勾结了土匪。王龙的整个经历都表明，天灾和掠夺经济的恶性循环不只阻止了农村经济的充分发展，还进一步造成更大的贫穷。

王龙靠土地发了家，发家后他才发觉，他身上那源于土地的气质如今拖累了他的富人身份。有一次他去城镇的茶馆里消遣，置身奢华享受的场合，处处都显出了他的土头土脑。致富行动从此走向自身否定的衰变：多余的金钱一旦用于消费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即对土气的田家乐产生腐蚀。现在没有农活可干了，花钱可买的消遣竟只有女人的身体，他开始嫖妓，继而纳妾，原先看在他乡下佬眼中的画上仙女，现在终于肉身化为抱在怀里的软香温玉，而多年来与他共同致富的阿兰却突现为不顺眼的丑妇。正因有那一双便利劳动的天足，阿兰才撑起王家的穷日子，里里外外一把手，可叹她功成名就，却叫小妾荷花的三寸金莲对比得那双大脚越来越不堪入目。妻自妻，妾自妾，阿兰一边声言她既生既育，自豪地维护她为人之母的尊贵，荷花一边恃其扭曲的肢体，用她的病态维持男人的娇宠。有大陆评论批评赛珍珠把阿兰写得太缺乏反抗性，嫌她渲染了妇女的屈从和愚昧，包括鲁迅和巴金在内，当初都发过轻视赛珍珠的议论。平心而论，赛珍珠笔下的人物其实写得颇有木刻效果和拓片墨韵，一不像鲁迅那样把单纯的写黑暗奉为目的和价值，二不像巴金那样靠滥情赚读者的眼泪，她在叙事中保留深暗的底子，是要刻画出轮廓明晰的白色线条来。比如她小说中不着重心理和细节描写，不大肆铺陈议论性对话，对深度的保持隔膜和对繁复的明显节制等手法，便表现出她宁可选择无知和简约的藏拙策略。正因编织了此一同构性叙述，像阿兰这样非心理、非言语型的人物，才被勾画出那土地般浑厚的气质。阿兰的光亮本源于自立的行动，她那什么事都靠自己干，从卑屈中硬挺起坚韧，强鼓起志气，从做奴挺到做主，从为人妻挺到为人母，硬是靠坚守本分，艰辛地积累起她做人的尊严。书中反复提到的“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可以说在阿兰那无言的固守中特别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小说结尾处模糊地提到战争、军队和革命，也通过王龙参军的小儿子谈到所谓“解放土地”的问题。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土地革命的到来。王龙是活不到那一伙比红胡子土匪更制度化的抢劫集团横行的年代了，他自以为牢固的土地终将丧失其千百年来的不可剥夺性，旋即为千千万他叔父那类光棍儿无赖所哄抢和霸占。

The Good Earth by Pearl S. Buck, Pocket Books, 1994, 360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