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模式。但这个传统在1950年代以后被彻底打断了。当今中国的教育模式来源比较复杂，但基本上是苏式的，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地模仿前苏联的结果，而且在苏式的基础上加上了许多非现代的因素，但说不上有什么变革创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种党化教育、奴才教育。

问：科举废除之后，中国“士”阶层失去了一个向上发展的通道，但是在基础性的教育阶段，传统教育方式（私塾）的影响还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引入新式基础教育模式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答：这是个大题目，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实际上，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之前，新式的基础教育或者说西式的学校（俗称洋学堂）就已在中国出现，包括西方传教士在各地兴办的一些学校，开风气之先的中国人自办的学校，主要是官办的，浙江杭州的求是书院就是一所新式的高等学堂，是1897年创办，同时还有著名的蚕桑学堂等。在废科举之后，旧式教育的影响至少还绵延了三、四十年，包括私塾、书院之类的传统教育还在持续，到1935年，教育部作过一次调查，全国至少还有十万多所私塾，直到1949年以后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从事传统教育的师资基本上就来自科举制背景下训练出来的那些读书人。

清政府最初把重点放在大学教育上，以为有了新式的大学，便可以轻易取代传统的科举制度，同文馆1861年就出现了，百日维新时又有了京师大学堂，此外在天津、山西等地都有类似的学校，我们从90年代末以来就不断看到有学校举行百年校庆的新闻，这些学校的前身都是清末废科举前的新式学堂。但主事的人很快就发现大学要以中学、小学为基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根据日本的经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其中小学六年是基本教育。清政府也开始重视基础教育，

1902年（在废除科举制的前三年），清廷就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阶段，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新式学制。1903年颁布《初等小学章程》，其中宣布按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全国人人都得入学，名为“强迫教育”。中国新式教育还在开创阶段，只是要求各地官绅竭力劝勉，使入学者越来越多。此前，清廷规定6至10岁的学童在进小学前还要入蒙学堂，小学六年，如此一来基础教育就要十年，与西方学制也不合。1904年就将蒙学堂阶段取消，将小学分为初小、高小两个阶段，各三年，然后又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从此成为定制。这都是1905年废科举之前的事。废科举，兴学校，从此新式基础教育上了快车道，从1903年到1909年，学校由719所增加到了52000多所，大约了73倍，学生人数则从6943人增加到156万2170人，增加了225倍。当然，这个人数在整个人口比例中仍然是少数。1907年清廷准备推行九年预备立宪，其中规定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从各州县到各乡镇创办识字学塾，目的只是要让更多的人识字而已，还谈不上受更多的教育。（民国时期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他们推行的乡村教育也包含了这个目标在内。）民国诞生时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小学校令》等，规定“儿童达学龄后，应受初等小学校之教育”，不过没有进一步的规划，袁世凯最初也曾有意推动初小四年的义务教育，在1915年拟订了《义务教育程序》，但没有付诸实施。此后军阀混战，烽烟四起，只是山西在推行义务教育方面小有成就。直到北伐以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在推动普及教育方面也没有来得及做什么，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值得肯定的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基础教育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即使在抗战八年中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问：在新与旧教育模式的并存阶段，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教育思想界有什么具体的交锋或者争论？社会参与及接受的程度如何？

答：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 就我所知，基础教育阶段传统的私塾方式和新式基础教育并存了至少半个多世纪，如果正常发展，本来完全应该可以长期并存，各自作为多元教育模式中一种而存在。倒没有听说教育思想界对此有什么具体的争论。自清末新学勃兴以来，最大的交锋或争论是围绕着教育的宗旨展开的，民国初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等，提出包括初等小学男女可以同校、废止小学读经、禁用清朝时颁行的教科书、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改革举措，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使教育符合共和国民的宗旨，告别以忠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到了袁世凯攫取政权后，1913年6月恢复学校祭孔典礼，到1915年2月又颁布命令，要求中小学生读经。这一年颁布的“教育要旨”，重新提出“法孔孟”，与1906年清廷提出的“尊孔”、“忠君”几乎一脉相传。章太炎撰文《驳建立孔教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他本人以及鲁迅、吴虞、李大钊等发表了许多笔锋犀利的文字，对这股复古的思潮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倡导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教育，反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旧教育。当然还有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颁布的法令删去了读经的规定和内容。从1920年起，教育部规定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白话文，从1922年起小学教材一律使用白话文，文言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1925年段祺瑞执政时期，又一次通过了读经、恢复文言文的决议，当时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是章士钊，北大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为此愤然宣布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从社会参与程度来看，卷入其中的主要是知识精英，普通大众对此是隔膜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还是很强，“五四”以后文言文、尊孔、读经等思潮在年轻一代中已越来越没有什么影响力。

问：各种社会力量在新型教育模式的引进上做了新的尝试，比如创办了教会学校、私人学校等，那么引入新式教育模式之初，在国内各地发展情况有什么不同？发展不均衡的背后有何社会原因？有什么成功的范例？

答：新型教育在各地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比如天津、北京、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有许多新式学堂，有私人的、教会的，内陆地区的城市也有少数这样的学校，像长沙、成都等地。总体上看，在发展不均衡的背后主要是经济原因，比如通商口岸等特殊原因，天津、上海的新式学校要比其他地方多。一般说来，经济发达与否是与教育发展水平是成正比例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像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有就是一些地方虽然地方不大，但有办学的传统，学风很盛，也可能成为新式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至于要说成功的范例，那真是太多了，以教会学校而论，像汇文中学这样的中学、像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协和大学这样的大学有很多，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以私人学校而论，像天津的南开学校是有口皆碑的。国立的学校特别是大学也有许多成功的典范，比如北大、浙江大学等，到抗战时期组成的西南联大更是名垂史册。我们知道20世纪前半叶形成的基本教育格局就是各种不同的、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同时并存，国立学校、私人学校、教会学校三足鼎立，互相补充，良性竞争，各有所长，从而有序健康地发展，从晚清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格局可以说已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问：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究竟有何利弊？对应在社会层面上，又相应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答：要说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传统教育以私塾、书院为主，强调的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蓝本的经典教育，从“求知”的角度来看，这些典籍也是“知”，而且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承也好、阐释也好都是一种“求知”，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一千多年中，这种教育实际上是围绕一个轴心转动的，那就是科举制。对每个读书人而言，读书是为了仕进，而不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不是磨砺思想、追求真理的阶梯，即使包含了这样的目的在内，那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决不是第一位的。读书于是和荣华富贵连在了一起，读书就是为了应付科举，为了秀才、举人、进士的名位，为了中状元、做大官。与科举制密不可分的是一套不是固定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是历代帝王确定的，是不能质疑的。谁不合乎这个标准，谁就不可能被接受，在这里，学问、才华、思想都是微不足道的，中规中矩、合于绳墨是首要的，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比较优劣高下。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人才的进取只有一条路可走，所有的传统教育在识字之外，就只能只有一个价值标准，维系、传承这个标准，必然会遏制了知识的创造和更新。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传统教育的衰微是必然的，之所以私塾的生命还延续了数十年，因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教育，主要是识字教育，与新式教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问：私塾这种教育模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可否由此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确实不适合世界潮流的发展？

答：私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到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这需要深入的研究。我粗浅的看法是当私塾消失时，已不再担负经典教育的功能，只是一种最基本的识字教育的，而随着小学的普及，这个使命已不那么重要，所以影响应该是有限的。当然包括私塾在内的传统教育模式如果能生存下来的话，本来也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现代转换，甚至再次发扬光大，古老的书院制度就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但它不幸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科举制捆绑在一起，而求知的功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被淡化、甚至被漠视，即使偶尔有个别人不是以科举仕进为求学目的，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局限，也很难有大的突破。所以在传统教育下我们难以指望出现在各个领域有造就的人物，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见识了来自异质文明的坚船利炮、声光电色之后，这样的教育模式明显已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在世界潮流前面显得可怜，它的消亡也是必然的。

  问：民国时期的教育模式基本是从西方移植而来，中国是否由此建立起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模式？当今中国的教育模式由此而来还是另有变革创新？

答：中国的现代教育起步很晚，但起点不低。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整个教育模式（包括中小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大致情况是，最先受德、日教育模式影响大，后来基本上是英美模式（美国把庚子赔款投向教育、几大名校的校长教育背景等因素都对此有影响）。英美教育模式在中国是很成功的，没有证据表明出现了水土不服。前半个世纪培养的学生无论学养、人格，都不是后来能比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肖雪慧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引进的新教育模式已经在教育领域形成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传统。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模式。

但这个传统在1950年代以后被彻底打断了。当今中国的教育模式来源比较复杂，但基本上是苏式的，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地模仿前苏联的结果，而且在苏式的基础上加上了许多非现代的因素，但说不上有什么变革创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种党化教育、奴才教育。这一点只要看看近来华裔数学大师丘成桐对教育现状直言不讳的批评就可以知道。苏式教育模式的影响至今没有消失，但做上世纪80年代有弱化趋势，1989年以来的16年又有了强化的趋势。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就是着眼于如何正视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个合乎世界文明潮流的教育传统，接续那个传统，摆脱僵化、呆板、与现代文明不兼容的前苏模式的阴影，从党化教育、奴才教育的死地中走出来，从而创造出一个多元、开放、有活力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