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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贾建英，女，出生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北京人。其丈夫何德普，出生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北京人。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０日结婚。２００３年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被中共政府判８年徒刑。这些年来，贾建英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压力下为丈夫奔走，却少为外界关注。
第一部分：从女孩、红小兵到预备党员
路：你深受儿时的影响至今，能讲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吗？
贾：我爷爷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爸爸是老大，我是他的长孙女。我是这个家里孙子辈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我是女孩，我爷爷特别生气，我爸也一样生气。我爷爷是山东人，重男轻女，而且这种思想特别严重。爷爷与爸爸看到我是一个女孩，心里非常不舒服，他们想不通。所以我爷爷及爸爸从小就没有抱过我，在家里我什么都得干，我妈上班，我妹身体不好，弟弟就一个。我弟七岁上学了，自己都不敢上厕所，都惯成那样了。家里的一切事务大多是我操心、干活。
路：家中的一切事务为什么都由你一个小孩子来管？
贾：我妈上班呀，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我的担子就更重了。１９６６年我爷爷被抓走，罪名是历史反革命，我爸爸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两人全被抓走了。那年我九岁，眼看着我家被抄，亲人被抓，而且不只一个，带走了我两个亲人。家门口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都是批判爷爷、父亲的所谓罪行，还有把他们的名字倒着写，打上大叉子。街坊、四邻没有人敢和我们家人说话的，我害怕至极。
路：政府为什么带走他们？主要原因是什么？
贾：父亲出生在地主家庭里。因为他出身不好。还有就是我爷爷从小上过学，有文化又喜欢读书，当时家里有点钱，所以家里有许多书。当时抄家时拉走整一小卡车书。我爷爷被抓走后，家被抄了。我爸坚信爷爷的无辜，到处替他鸣冤、呼吁、抱打不平，写材料反映并找相关部门，所以也被抓走了，罪名为现行反命，也就是为历史反革命案翻案。爷爷是历史反革命，爸爸是现行反革命。因此，我家就成了反革命家庭了。我妈妈被叫到街道劳动，白天劳动一天，晚上还要开会，每天很晚才能回来。家里我是头大的孩子，所以呢，从小就管家，挑起所有的担子。
路：你还那么小就撑起家？
贾：对，家里所有大大小小事务只有我干，一个人撑着。我家门口的两边街道上到处都贴着打倒我爷爷、爸爸的名字的大字报，就在家门口的墙上也都贴满了。我从小就不出门玩，为什么呀！？主要是出去就会受欺负，因为我是地主崽子，是反革命崽子。只要一出门，街坊邻居的大人、孩子都歧视我，都会看不起我们，因为我成了异类。那时我们都很小，我最大也就七、八岁。我妈怕我们受欺负或是挨打，就不让出去。当时小孩们玩的游戏，蹦绳、踢包呀，我们都不会。为什么呀？一个是我不能出去跟他们玩，二个是我妹和我弟也离不开我，全是我照看他俩。
路：那时你妹、你弟多大？
贾：我妹４岁，我弟２岁，那年我七、八岁。即没有时间玩，也怕受欺负。
路：你儿时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贾：我最难忘的是我上小学后，我是第一批被老师选重的红小兵，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员。我们那个年代叫红小兵。为什么我能当选呢，是因为我很老实、听话、学习也好，老师特别喜欢我。当时就有邻居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说：“你们为什么把地主崽子选为红小兵了？为什么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不能当红小兵？我们工人的孩子不能当选，你们老师的屁股座到哪个椅子上了？你们的立场站在哪边？”当时吓的老师赶紧找到我妈，对我妈说：“你让贾建英把红小兵臂章别带了，我们要撤消她当红小兵”。老师又说：“这样做对孩子特别不公平，但我没有办法”。
路：老师没有直接对你说，说明老师考虑到你的感受了。
贾：应该是吧，老师特别好，也喜欢我，但老师出身也不好，是被打倒过的右派。他对教育学生有一套。他是中年老师，他能体会出孩子幼小心灵的感受与伤害来，所以他不直接对我说，我想他这是不愿意伤害一个小孩子的心灵吧。至今，我对这个老师一直念念不忘。我今年４７岁，我还能清晰的想起那个老师对我那份不愿伤孩子的感情。在孩子们眼中，我刚当上红小兵就被撤销，我会更受歧视。当我知道我当选时，我非常骄傲，我觉得我有一个表现优秀的机会，我一直就受欺负。我当时想，虽然我被到处追着骂地主崽子，但是我在学校里是第一批当红小兵的，我比其他孩子强。我很重视这一份难得的荣誉。那个时候还很小，不懂得怎么回事。但是我能当红小兵那是一份荣誉，我终于与他们平等了，我并不比别的孩子差，不因为我是地主崽子我就比别人差。我非常珍惜，但是从第二天起，我被迫把红小兵臂章放在衣兜里，不能带出来了。
路：是不是，那时管老师叫臭老九？
贾：对。他们生活的环境也非常不好。记得后来老师被打倒后，不让他教课，让他挖防空洞，随便那个学生都可以骂他、打他。他不能反抗，只能默默地听着，忍受着，我很可怜他。
路：那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当妈妈告诉你时，你怎么样了？
贾：当时我就哭了。那天，我一回家就非常高兴的说：“我当第一批红小兵了。”人们都说：“地主崽子不能当，但我就当选了。”第二天一早，妈妈说：“小英，你不能带红臂章了，你会被撤消的，老师对你挺好的，你不能害老师。”我哭了，在那个环境成长的我，非常听话。从那以后，我把那枚臂章天天放在衣兜里，我决不放在家里，我放在衣兜里就觉得自己是个红小兵，一直有这样感觉。
路：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或你怎么想？
贾：我当时有些恨这个家庭，我为什么出身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工人的家庭或是农民家庭多好。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想法，在填写出身的时候，一律是工人出身。至今已经四十年了吗，我都是填的工人。我深深的知道如果填了地主出身，对我是一辈子的伤害。我希望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里，恨不得出生在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里。而且那个年代可以当女兵，因为我出身地主，我是不能参军的。那个年代当兵的非常少，当兵是非常光荣的事，而且一般的人都当不了。主要是那时家里非常穷，当了兵可以供吃穿呀，也不用家里花钱。如果不能当兵就得插队，或是去农村劳动，家里还要帮助。
路：那是哪一年？
贾：应该是７４年，当年政府宣传的是当兵光荣，必须是优秀的人才能当兵，特别要出身好的，不像现在，如果你有这个意愿就可以当兵，或是身体合格就能去当兵。那个时候不是这样，非常非常困难，老师当时推荐过我，由于我出身不好，就取消了。我对出身的填表耿耿于怀，因为它从我几岁就伤害了我，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路：你爷爷与爸爸后来如何了？
贾：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们就能回家了。
路：是哪一年？
贾：七十年代初吧，他们平反了。退回来的单子上说给予补偿，因为带走的书几乎都没有了，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把人给折腾惨了，我爷及爸爸都害怕，所以也不敢要回了。怕拿回来后，再经历一次文化大革命，赔偿也不要了。
路：你当时能上学吗？
贾：上学了。当时与我一般大的孩子都上学了，我却上不起，我妈妈管街坊借了钱（当时上小学的学费是２元五角），我才上得起小学。我从上小学起一共读了十二年，在我上中学时，妈妈只给我交过一次学费，是初中一年级时。第二学期始，我就自己挣钱交学费了，从初中到高中都是我自己交学费。
路：你当时只有十几岁，那么小如何挣钱呢？
贾：我曾经去过桅灯厂，装桅灯。去过食品厂，给厂里削水果，做罐头用的。由于年龄太小，和大人们一起上三班倒，我常常干着干着活就睡着了，一次，一头扎在面前洗桃子的冷水盆里睡着了。所以，到现在我经常头痛，可能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只要放寒暑假我就去干活，家里穷，经常吃咸菜与窩头，疲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到现在为止，我不爱吃黄瓜炒洋葱头，就是那时吃伤了。当时在劳动的厂里我总是吃这两样菜，因为这个菜最便宜，３分钱一份，我只能买得起这个吃，我天天吃。当时红烧肉与排骨，５毛钱一份我买不起，也舍不得买了吃。
路：你要把钱省下来，交学费对吗？
贾：对。我得省下钱来交自己的学费，妹妹、弟弟的学费。后来是４毛钱一个夜班，最早是２毛钱一个夜班。寒暑假我得去工作，一天能挣５毛钱的工资。
路：你那么小就知道要挣钱给妹妹、弟弟交学费，你的父母呢，他们在干什么？
贾：他们都在劳动改造，挣的钱非常少，一个月约３０块钱。当时爷爷的妈妈健在，我还有姥姥。家里负担非常重。
路：你是如何有这种照顾家里的想法？是妈妈教你的吗？
贾：我懂事很早，而且我家的日子大多是我来打理，我从小就过日子，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过日子的钱我拿着，我上学时总带着家里的副食本，放学后排队买菜、买麻酱、油、盐、肥皂、碱，再回家。生活用品的一切都是我买。我知道家里的钱经常不够用。
路：什么叫副食本？
贾：就是配给制的，国家规定，一个月每人只能买半斤油，一两麻酱，一两碱，一两淀粉，一块肥皂。国家控制着不能多买。我从小就这样过日子，我都上班了，家里的日子还是我管。那一年我结婚走了后，我妈就变的这个月忘了油票，那个月忘记了粉丝。她有很长时间没时间管家了。正是因为我经手这一切，我知道钱早早就没有了，一直不够日常的开销。我当想不能让我弟弟妹妹没有钱上学，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挣钱养家糊口。我们班里有十二个最大的孩子，我们就集体去找工作。
路：像你这样的操劳的孩子，在你们十二个中多吗？
贾：有，但不多。有些家里经济条件好一点或是家里孩子少一些，就不用像我这么累。我们中也有父母挣钱多一些的。我们这一代人，家里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我们十几孩子中，有些是暑假去了，寒假就不去了，我从始至终都去干活，都得去挣钱供自己或是妹妹及弟弟，还要尽可能的帮助家里过日子。等我们开学后，我就能交上学费了。我经常是下了夜班后，买一个油饼，一毛钱一个，弟弟一半，妹妹一半，我自己吃一个窝头倒头就睡着了。
路：那你觉得苦吗？
贾：不苦，因为日子是我过的，我知道家里困难。我知道我能多挣点家里就富余一点。我从小就特别瘦，我结婚时体重只有七十八斤。
路：钱是你挣，活也是你干，你父母日常生活中他们做些什么呢？
贾：我爸出身地主，我妈出身富农，他们都在劳改中。我妈在街道干一天活，回家后晚上还要再去街道，学习毛泽东语录两个小时及搞阶级斗争等，所以白天根本就看不到爸爸妈妈。
路：这样的生活直持了多长时间？
贾：１９６６年一直到１９７６年的吧，大约十年这样的生活。我在这十年中长大，也正逢我上学的十年。我１９６８年开始上学的，当年我９岁。１９６６年我岁数不够，１９６７年没有招生。
路：你童年的快乐是什么？让你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贾：就是能给家里多挣点钱。我记的小时候，过年时国家分配给每个人三两瓜子，一个人半斤花生，一斤鱼，一斤富强粉，我排队花整个半天能买回来，全家能改善伙食，就特别高兴。现在就不同了，我宁愿不吃了也不会再排队买了。
路：现在市场经济，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由买卖了。
贾：对。那时一年中只有一次机会买这些过年的食品。
路：你刚才谈到你的童年没有父爱与母爱，你当时觉得苦吗？或是你埋怨过没有？
贾：没有。我小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当我长大结婚后看到婆婆呵护自己的孩子时，我才懂我没有父母之爱。我以前一直觉得大家都和我一样呢！以为就应该这样。所以当我有了孩子后，也不知如何亲自己的孩子。不会像其他母亲一样，柔情蜜意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丈夫曾说我总是冷冰冰的，说话也不会温柔，很直接，硬棒棒的。从小没有人温柔且充满爱心地对待过我，所以我也不知如何对别人。我从不知道对待人还有那么温柔的一面，那么令人快乐与幸福。我以前认为自己很正常。
路：当你成人后，你明白为什么没有得到父母之爱了吗？
贾：我知道，是社会造成的，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子女的。那些年他们承受了太多，太苦了。干一天活还要挨批斗，已经够烦的，回家后，还少吃没穿的。那时我妹妹老得病，有点钱就给她看病了。父母干一天活，并且在单位受很多气，晚上还要在街道挨批斗。孩子生病，加上家里穷得叮当响，特别烦闷及痛苦，所以他们再也没有好心情对待孩子们了。他们不会是天生的就不爱我们。我成长的十年里，正好是他们受迫害的那十年。我从没有受到过父母的温柔或是格外的照顾，因为还有比我小的妹妹、弟弟呀，也都没有得到过。父母回家后，对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做好饭，做不好饭上来就打。我从小就是，父母喊第一声必须赶紧过来，第二次的声音就变了，如果我还没有过来，第三声就是拳脚打在我身上了。
路：父母为什么这样？
贾：因为他们没有耐心了，他们也被折磨的没有正常的人的心态了，还有一点就是重男轻女，你一个女孩子，在家绝对没有地位。
路：在什么情况下，喊你三声，就会发生打你的事情？
贾：比如说，父母要我给他们盛饭时，如果我慢了一点或是说等一会，他们就不耐烦了，上来就能把桌掀翻了。
路：是你爸爸吗？
贾：父母都有这样的时候。再如：你去把你弟弟接回来，你去呀，我说行，第二声音已经不对了，去不去，第三声就上来踢我了。也许父母小时候也没有受到过什么父母之爱吧。
路：父母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耐心对待你这幼小的孩子呢？
贾：没有，他们很自然。我刚才也说过是社会造成的。如果他们一直生活在温和与平静的家庭里，我想父母就不会对我们这样了。他们其实也想爱孩子，但是，环境把他们改造得性格很粗暴。
路：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你伤害大吗？
贾：非常大。说实话，我现在的感情粗糙及不温柔可能就是那时造成的，包括我都不知道美好的家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标准与质量是什么样子。
路：那你结婚以后呢？你的情感细腻一些了吗？
贾：我是８３年结婚的。德普的大妈介绍我与何德普认识的。我与德普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我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青年。”我觉得他还行，就开始了交往。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平等，我出生在一个极其不平等的家庭里，特别渴望被尊重。我家重男轻女，我吃饭从来就不能在桌子上，尽管那些饭全是我做的。我得在一边吃，我只能挟一筷子的菜，一个窝头翻过来，窝头眼里放这一筷子的菜后就离开桌再也不能回来吃，如果再来吃，爷爷就生气了。由于在特殊的家庭里长大，谈对象或是结婚后，我的性格早已形成，情感很难改变。
路：在家里吃饭吗？桌上有谁？
贾：是。在我自己家里。爷爷、爸爸及弟弟，因为我妹妹老生病，所以她受特殊照顾，她能在桌上吃。我与我妈在一边吃。妹妹不能受委屈，也不能受气，否则就生病了。我感到不平等也不公平，如果有个人对待我很平等，那我就感到幸福与快乐，只要不受欺负。我渴了，他能想到我，问问我是否要喝水？我认为就被尊重了，就平等了。所以我渴望嫁出去，越远越好，别人都在想嫁得近一点或是嫁个有钱有房子的人。我那时想都不想。如果当时有外地的同龄男士给我介绍，我都能嫁给他。
路：你为什么想嫁得越远越好？
贾：我一直很渴望在外面生活。我上学的时候，经常有到农村劳动的机会，那时叫学农劳动。在农忙时，到北京的近郊区住上１０天左右，帮助农民拔麦子。很多同学都不愿意去，怕吃苦，受累，大家变相的找点理由不参加。但是，我愿意去，很高兴盼着能去，因为，在那里比在家吃的好，一个人可以吃一碗菜；而且我从来不怕干活，尤其是用扁担挑水，同学们都愿意和我一个组，不用她们挑水了，我能把５个人的任务都完成了。割麦子，我总是第一个完成。家里的活我都能干，在外边生活的事都难不住我。我没有上大学也是我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她说着说着痛哭了起来）。我高中毕业时碰巧是第一批恢复高考，我学习成绩挺好的，而且还是班长，我认为自己能考上，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失去了机会。当时我复习一个多月，身体就累垮了。主要是劳累加上营养不良，高烧持续不退。我妈说：“你别去补习了，就是考上大学，家里供不起你，而且家里需要你照顾，你要赶紧上班给家里挣钱。”
路：是哪一年，你多大？那你同学有考上的吗？
贾：我是７７届高中毕业，第一年恢复高考。我们班有三个考上的。如果我能考的话一定考上了。
路：没有参加高考，是你一生中的遗憾？
贾：对。后来我上班后一直想圆这个梦，就补习成人高考。我上三班倒，还是考不了，不能正常学习，也请不了假。一直到我结婚后，德普对我说：“贾，别苦了自己，不管是成人高考还是夜校，你想考就考一个吧”。结果在考试前，我怀孕了。孩子小我又无法学习，所以一直到１９９１年，我才圆了这个梦。
路：你第一份工作是在哪个单位？
贾：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宣武医院，到现在已经２７年了，我在总机工作了１３年。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的工作要求学历。所以我一边送孩子送托儿所，一边学习。当时，我的工作是白天上班，我也能晚上去学习了。我经常把孩子放在班车上，请同事帮我照管一下送到托儿所。后来我考了一个大专，终于圆了我的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当时一些在学习上不如我的人，现在都是主治医师呀，主任医师，就是因为他们参加了高考，有了学历，可以晋升职称。以前，父母多次对我说，等我们老了，你得养活我们，得照顾家。我就说：“我为了这个家没有能上大学，没有高学历及职称，所以工资很低，挣不了多少钱”。我的童年大多是苦闷与劳累。
路：当时社会上及亲戚、朋友给过你们帮助没有？
贾：没有，谁都不敢与我们来往，因为我们出身不好，就像现在的异议人士一样，是另类，谁都不敢靠近。相对讲现在好多了，至少现在很多人能理解你了。那些年里，在哪里都受歧视还被都处追着喊“地主崽子，反革命崽子”，特别受欺负，恨不得远离你。那时的人们不欺负你、不揭发你就是很不错了，根本不可能帮助你。你想想看，家门口到处贴着打倒家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谁还敢答理我们呢？
路：１９８３年结婚后，你的生活改变了吗？
贾：常听说，女孩结婚那天都得流泪。我结婚时，不但没哭，还挺高兴的。丈夫领着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哦，我回家了。”我觉得刚结婚的这个家很幸福。起码我吃饭时能上桌了。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挟几筷子菜就挟几筷子菜了。我能平等的与丈夫平起平坐和平相处了。有时我下班回来还能吃现成的饭菜，所以我很快就胖起来了。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一种快乐感觉。虽然丈夫也没有知冷知热的给我买衣服呀或是送礼物，也不像其他女人的丈夫体贴入微及关爱过我，但我很知足。多年来我们没有吵过架，我非常满足这样的日子。
路：你满意婚后的生活，对吗？
贾：是。这与我小时的生活有关，我在家吃了很多的苦。比住在娘家里好多了。我很多同学与同事经常说我：“贾，你多苦呀。”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我认为已经很好了，越来越好，因为我有自己的工资，可以自由的支配它，吃点苦没什么，比起我小时的苦真的不算什么，而且当时我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现在这点苦，已经不算什么了。
路：你刚才谈到你的丈夫比较有追求，你知道他的追求是什么吗？
贾：我和丈夫结婚有二十年了，在我眼中他从来就没有安稳过。刚和他认识时正赶上他参加西单民主墙，整天刻蜡板、发行刊物、写宣传材料。后来，参加有机化工厂的民主选举代表，参加和平宪章运动，参加区人民代表选举，参加８９“六四”运动，帮助拆迁户维权，参加９８组党。我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为了个人。他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为了中国早日走向民主。
路：你说过，你丈夫的追求影响了你入党，能讲一讲具体的事情吗？
贾：我们是８３年结婚的，那年冬天吧，我有机会入党。我在总机工作，必须是党员或向党靠拢的人才可以在这里工作。当时我的领导曾是一个老八路，延安抗大的红军，解放区的老红军了。他１３岁就参军了。他转业到我们宣武医院总机当班长，他是个马列老头。他要求我得入党，得要求进步。他说：“贾，你得写个入党申请。”我说：“我不会写。”而且我从小就生活在“反革命家”庭里，特别自卑。我当时就想，我能入党吗？他说：“没有问题，我帮你写。”他告诉怎么写我就怎么写。我写了一份，我是７８年上的班，一直考验我到８３年，主要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在８３年批准我填写入党申请书了。我很高兴。我们那里有三个同事同时要求的，我是第一个能填写申请表的人。有一天上午９点钟领导找我，那年我与德普刚登记记结婚，还没有举行典礼。领导对我说：“贾，有份材料说，你男朋友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怎么没有向党组织汇报哪？你得和你的男朋友划清界限。”就这样，我处在选择党和爱人中间，我被剥夺入党的权利。
路：单位是如何知道你丈夫情况的？丈夫当时在做什么？
贾：凡是每一个填写入党申请表的人，单位党支部都要调查爱人的情况，虽然我们当时只是领了结婚证，没有举行婚礼。法律上已经算是夫妻了，所以当单位去何德普单位去调查他情况时，知道了他在西单民主墙时期主办的《北京青年》刊物。他当时在北京有机化工厂工作，正处在北京民主墙时期。何德普及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办自己的刊物，叫《北京青年》。后来被中央勒令停刊，是被查封的。他属于内控人员，档案上有记载。
第二部分：从民主墙、八九民运到民主党案
路：民主墙是哪一年？
贾：大约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１是民主墙时期吧。
路：你是如何回答领导的，结果是什么？
贾：我说：“德普的刊物被查封时我还不认识他呢，我不知道他的刊物事情。”领导就说：“那不行，你得认清这件事情。你得想清楚到底如何选择，否则不能入党的。”我说：“我不了解，没法认识。”当时我们刚登记还没有结婚呢，而且他对我还挺好，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为了入党我就去离婚，我不愿意。
路：这次的事件像你当选红小兵一样令你痛苦吗？这两种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贾：第一次我是无奈被迫接受了，这次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尽管当时我愿意入党，觉得那是我的一份光荣，但婚姻也是我人生中的大事。为了入党离婚，我这个人比较保守，我不能接受。我主要觉得德普这个人不错。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领导问我，已经上报了，入党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嘴上说再考虑考虑，事实上我已经放弃了，在单位我不敢提这件事，可能会失去工作。
路：你选择了德普，你的选择是对的吗？
贾：应该是吧！尽管那时我不太了解德普，但我出生在一个反革命家庭里，我能感觉到某些事情。在民主墙时期看过他们编辑的北京青年刊物，我感觉到特别好，都是正确的，极积的内容。那个时期的东西反映了一些民主诉求，就像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样，各自的想法与看法对社会的一些观点都可以说一说，拿出来讨论呀等，说说话，能表达真实的东西。
路：办刊物有多少人？是一个社团吗？
贾：有氧气厂的龚平、赵竹君（已故），其他人不详。他们是正直的人，不是为了自己。宣传一些民主诉求吧。他们很了不起，他们是一些平凡的人，做的事却不平凡。我很佩服他们。
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办一个刊物？
贾：说实话，他们是对社会不满。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个社会有许多不公平事实。
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贾：他们都是一些工人，他们那时都年轻，上技校或是广播大学的那些青年。
路：这些刊物存留下来了吗？
贾：没有。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１年创办了许多刊物，都没有留下来。
路：我想问清一个概念，什么叫民主墙？
贾：７９年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向东方向，真的有一面矮墙，一人多高，墙上贴满了许多人的观点、想法、与意见等。后来称为民主墙。
贾：大家自发贴文章吗？为什么贴在那个墙上呢？谁是第一个贴上去的？
贾：都是自发的。当时环境较宽松，那时民间有这样的诉求，非常渴望自由地言说，传播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及对社会的认识与看法等。也可以在那里演讲，我记得沙玉光在那演讲过，十评毛泽东。魏京生、刘青、徐文立、杨静他们是主力。他们当时也是为了这个事件而被关押坐牢。
路：那是哪一年？
贾：７９年至８１年大约三年吧。大概是这样，而且我是刚认识的何德普。我就知道这么多。再具体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没有参与过程。我记的１９８１年就封杀了，连墙也拆了。当年邓小平下达的是十三号文件。
路：你认为民主墙是有组织的吗？是如何形成的？
贾：没有，好多都是工人。我认为是自发形成的，是由几个部分形成的。我知道他们不是一起。如刘青他们有一份刊物，徐文立及几个人也有自己的刊物，何德普他们也有。然后大家聚在西单墙上各自贴各自的刊物，而且还可以卖刊物。可以交流、演说等。这种民主诉求非常强烈。大家都很努力，共同在推动历史前进。
路：你知道他们各个刊物的名称吗？
贾：德普他们的叫《北京青年》由三个人办刊。还有《四五论坛》。其它就记不清楚了。
路：有人买刊物吗？都是什么样的人买他们的刊物？
贾：有。还有一些长期固定的读者。有学生、知识份子、老师呀，工人等。还有很多外地的订户。
路：这些刊物是通过出版社出版的吗？
贾：没有，都是自己油印的。我记得那时要刻蜡板，就是用铁笔在蜡纸上写，下面垫上钢板一笔一画的刻，最后用油墨印出来。四十年代用的这些印刷材料。记得有一次冬天，我刻了半夜，当时腿冷极了，一晚上都没有暖和过来。
路：民主墙哪一年被禁止，发生什么事情了？
贾：大约是１９８１年。白色恐怖，就开始抓人啦。魏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杨静，当时都被抓了。当时杨静刚结婚，他妻子马淑季挺个大肚子，杨坐了七年牢，回家时孩子都上学了，特别令人心酸的往事。
路：接下来，你的生活怎么样了？
贾：后来，德普与北京这些搞民运的这些人联系到了一起，经常与刘念春、沙玉光、宋书元等人来往。见面后在一起谈论主张、看法、理念呀。每周必见面，我偶尔也听听他们的谈话，我认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自己。我也会经常为他们做饭呀，买些小吃之类的。我出生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家庭里，我认为男人就应该干大事，男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女人就应该多做家务、做饭、看孩子、买东西呀，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苦的。我认为很正常，没有怨言。
路：这么多人被关押，那你的丈夫在做什么事情呢？
贾：我丈夫也被公安叫走，向他宣布刊物被强行取缔。这以后，形势越来越紧，每年都抓人，我一下班就赶紧回家，我一走到胡同，看到警车就恨不得一步到家，看看他被抓了没有，警察是不是来抓他了。
路：你为丈夫的安危担心吗？
贾：是，因为与他在一起的朋友，不是这个被抓就是那个被抓了。我想早晚有一天丈夫会被抓走的。有时半夜起来，或是突然有电话采访他呀，甚至告诉他谁家被抄了，或是谁又被抓了。我很长时间生活在恐怖之中。
路：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是如何面对还是小孩子的
贾：
我儿子一直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记的有一次王丹他们组织大家去樱桃沟郊游，警察们当着孩子的面抓了好几个人。我儿子问我：“叔叔是好人还是坏人，警察叔叔为什么抓这些叔叔呀？”在他印象当中，警察是抓坏人的，为什么要抓与他一起玩的叔叔，他认为叔叔也是好人呀，他弄不明白了。
路：你怎么回答儿子呢？
贾：没法回答他，只能告诉他，与他一起玩的叔叔不是坏人。警察叔叔不是抓他，是带走他们问其它的情况。他想不明白，年纪太小了。
路：你经历八九年的过程，你当时的立场是什么？
贾：八九年，我自始至终是站在学生这边。因为我亲眼看到学生在刚开始的时候，反官倒、反腐败。
路：什么是官倒？
贾：就是政府官员利用职权来倒买卖，也叫投机倒把。学生的要求没错，是正义的。反映的是民心。刚改革开放时，这些当官的为自己谋私、谋官、谋权特别猖狂。非常腐败，但比现在要强一些，那时老百姓看不惯呀！所以学生们先组织起来，提出反官倒反腐败。老百姓认为学生提出的对，还有很多工厂、机关都出面维护学生。也有一些部队出面维护学生。国家不能这样腐败下去，宪法里提出来国家是人民的，是公有财产，当权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全变成私有化，不该这样。６４自始到终北京的部队、警察没有镇压学生，他们目睹了这一幕，事实都能看清楚。他们认为学生是对的。１９８９那年，是自历史以来北京治安最好的一年，犯罪率是最低的。好多有冲突的人、有矛盾的人都说，现在是特别时期我不与你计较，一切都是为了支持学生。当时民心所向一切都是为了学生，不想给学生带麻烦。
路：你认为学生的行为或是思想来自什么？
贾：我想是越有知识越“反动”吧，因为他们知识学得多，道理明白的也多。看的听的都比较清楚，所以对现实反映更强烈一些吧。我不敢说全国，北京的学生及北京的老百姓都有这样的诉求与认识。学生说的对，做的对，所以尽管六四时期那么紧张那么严峻，但北京老百姓家家熬粥及酪饼、买冰激凌给学生们吃。老百姓骑自行车、三轮车及摩托车去救援学生送吃的。家家送被子、钱，凡是生活中的必须品全送给学生，全力支持。
路：你刚才说北京警察没有镇压学生？
贾：是。北京的警察一直很平和，开始时他们没有参加镇压活动，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路：后来发生了突变，开枪是哪些人干的？
贾：是外地调来的野战部队，北京的部队调不动。我听说，两周前就把这些部队密封了，不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只告诉他们执行命令，说北京有暴徒打砸抢，要镇压。
路：部队被愚弄、被骗了？
贾：对，他们不知道事实情况，不知道真相。
路：６４事件在天安门持续了多长时间？
贾：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号发起，一直到６月４日，４月２７日中央发表了一个社论，把学生气着了，学生们说不要这样给我们扣帽子。当时，政府不但不收回，反而变本加励地开始动用军队镇压，开始戒严。外地学生、老百姓不断到天安门声援。６月４日后开枪杀学生，街道上都是部队。开始觉得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以为他们不会开枪，但没有想到，事实上他们开枪冲着学生及老百姓。报纸与电台说当时死了四百多人，民间传说死的更多一些。没有想到用枪、坦克、裝甲兵来对负手无寸铁的学生。老百姓供养他们，为他们纳税，是为了让他们保护人民，想不到他们会开枪杀他们的孩子。
路：那时你的丈夫在做什么？
贾：从５月份开始，他天天晚上出去堵军车，以及声援学生，怕学生被军队伤害。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我每分钟都担心受怕。他们做小板，再钉上钉子防制军车开进来，或是靠进学生，把车堵在城外，许多市民都做，都拿着出来维护学生。
路：那时电视或是报纸有什么样的消息？
贾：六四的头一天晚上，广播里没有任何节目，全部都是戒严令，情况很危急。
路：危急的情况下，你丈夫有没有自我保护意识？
贾：不知道他的想法。但是丈夫还像以前一样，晚上照常出去维护学生。６月３日这夜十二点了仍没有回家。而且街上不时响起枪声和爆炸声，街道总有进进出出的人大声喧哗着，部队进来了，开枪了。已经有学生受伤及死亡。我心里着急的不得了，不知丈夫在哪里，看着入睡的孩子离不开，也无法出去寻找丈夫。夜三点，我一点困倦也没有，他才回到家中。我看到他身上有血迹，及血腥味，裤子也撕破了，我以为他受伤了，赶紧问他怎么回事，他就哭了，他说：“他们开枪了，学生们受伤了，也有死亡的。我们拦不住，没有一点办法。今晚就有学生受伤，我在救助过程中，他就死在了我的怀里。”他哭泣着，连声说：“太惨了，太惨了。”我赶紧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没有，身上的血是学生的。我担心突来警察，或是部队的到来，我连夜就洗了那条裤子。直到现在丈夫仍时常说我：“不应该洗，那是罪证。”我当时只有害怕丈夫有危险，顾不上想这么多。也怕丈夫也被带走，时局非常恐惧，都在清算。事实上确实有许多帮助过学生的百姓，被关押起来。
路：你们沟通过吗？他当时的感受或是怎么看待当前的局面？
贾：没有交流过。但接下来几个月，丈夫总是沉默无语，不说话。看到他的状态，我天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与感受。
路：当时的社会或是政府在忙些什么？
贾：主要是清算还是进行中。时局仍在动荡不安中，总书记赵紫阳被撤职了，党员重新登记了，市民被一一调查，谁参加了声援学生运动，谁堵军车了，谁打戒严部队的士兵了，谁烧了军车，谁抢了军需用品，街上站满了戒严部队，他们全副武装。枪口对准每个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如果谁多看了他们一眼枪口就对准谁。街道上人越来越少，因为走路人要在枪口底下往来，都害怕。
路：那时你在做什么？或是你的感受是什么？
贾：那时我天天上班，单位每天都送来受伤的学生及戒严的士兵，市民不断到各大医院寻找戒严的士兵。市民们恨他们无辜打伤、打死学生，想找他们理论，想说明学生是爱国的，学生只是善意的反贪官、反腐败。因为市民想不通，解放军为什么开枪杀害学生，他们还都是孩子。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心天天悬挂着心。
路：市民能找到戒严士兵吗？
贾：不能，因为政府把那些士兵们藏起来了。让士兵们换上便衣，对外宣称是大学生。事发没有几天，我医院突然戒严，某天深夜秘密地把士兵运走了。后来听传言，这些士兵曾在地铁里（秘密通道）运走，也许转运到无人能知的地方，总之，他们消失了。
路：６４后，你看到这个社会有变化吗？
贾：我感到社会在退步，人人感到恐怖，非常不安，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退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再说话，会惹祸。我更加担心丈夫，他的状态令我不安，他不说话，我知道他看到社会如此状况非常苦闷，非常压抑。
路：身边的朋友经历六四，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贾：刘念春及张林组织劳工运动，号召工人要有自己的权力及工会，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秦永敏他们出台了《和平宪章》，何德普参与他们诸多活动，他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到我家来，警察也常常跟踪到我家，经常警告何德普不许与他们来往，否则会被抓起来。那时我就认识了他们这群可贵的人，按警察的说辞是异议人士。这批可贵的人经常在我家讨论时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建全，以及每个人所思所想等话题。他们有责任感、有担当，我听到他们讲这些，就很佩服他们，他们真的很了不起。由于与丈夫有同样的信念，所以觉的他们很亲切，我也愿意时常做一些家常饭招待他们。
路：朋友们行为被社会接受吗？工作有没有持续下去？
贾：我所认识的丈夫的朋友大部分没有工作，因为从事民运活动，受到警察的跟踪、警告、监控，大多数人单位都不敢要他们，还有更严重的就是掌权者直接到单位强迫开除这些朋友们。更多时候，单位知道这些人的想法与观点后，也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解聘这些人，单位的领导主要是怕牵连。因为他们的官运与财运都在掌权者手中。朋友们多数生活在贫穷中度日。偶尔饭钱与衣服也难维持，但他们很可贵，依然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更没有与当局妥协，而且很乐观，坚信民主必然到来，法制必然建全。
路：哪一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组织形式？
贾：１９９８年。有党章、有宗旨、职权及组织的明文规定。他们的宗旨是：公心至上。
路：他们为什么要成立？有什么样的诉求？结果如何？
贾：丈夫们多年的愿意就是希望有个组织，毕竟组织力量大，因为成员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是实行多党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会进步、壮大，公民们才能在自己的国度里安居乐业。
路：你支持他的这种做法吗？你是怎么理解的？
贾：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我理解并支持他们。
路：政府允许有这样一个组织成立吗？他们是全国性质的吗？
贾：不允许，遭到残酷镇压。很多省的民主党领导者入狱，并被判重刑，大都在几年至十几年刑期。他们是全国性质的，全国各省都有民主党的支部。一批被抓进去了，接着又站出来一批勇士，至今还有人陆续被关押坐牢，他们是比金子还可贵的人。
路：你丈夫是哪一年出事的？为什么？
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被抓。我作为家人深深知道，是因为他的追求与理念。一直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号才有消息，也就是失踪了１１个月后，在第一次开庭，我才见到了他，结果是被判了八年刑期。我相信丈夫无罪，其中一条罪状是他给美国总统写过一封信，中国的民主在哪？因为宪法中写着，公民有言论自由，宪法中也没写着不能结社，我认为恰恰是中共违法了。
路：丈夫被抓当天的情景你能讲述吗？你当时的心情怎样？
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做饭。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婆婆说：“德普，下午，片警来电话问你去那里了？”我问丈夫：“是不是要开十六大了，又要看着你了？”以往每到所谓的敏感期家，门口都有警察来看着或被带走。７点半，派出所的张所长，管片民警于ＸＸ，来到我家，说：“老何，要开十六大了，这次咱们选个远一点的地方玩几天去。”几分钟后，进来十多个穿警服的警察，向我出示了一张由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传唤证，要把丈夫抓走。看到丈夫身上没有穿外衣，我向他们提出让他穿上大衣，并带上洗漱用品和换洗的衣服。平时给他准备了一个包，随时准备被带走。当我递给他时，被一个警察抓过去仍在椅子上，不准丈夫带走，并当着儿子、婆婆的面给他带上了手铐。我拿起大衣坚持让他们给丈夫披上。１１个月后在法庭上，我才得知这些残忍的警察用这件大衣捂住他的头，要不是他拼命抗争，恐怕会被捂死了。当时我连再看丈夫一眼的机会都没给，就这样被急急忙忙地押走了。
接着，警察向我出示了搜查证，把我、儿子都赶到婆婆的房间去，他们开始抄家。这时，那个所长、片警把我带到他们的警务室，我木然的跟着，脑子里一片空白。所长问话，片警记录。
张：你对刚才的事怎么看？
我：对此我表示抗议，强烈抗议！
张：抗议什么？
我：抗议你们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把我丈夫抓走，还抄我的家。
张：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打算？有什么举动？
我：我去找。
张：找谁？上哪儿去找？
我：谁把我丈夫抓走了，我就找谁。分局抓的，找分局；市局抓的，找市局。
张：你明天去找，难道不上班了吗？
我：明天一早我会去请假。
张：我劝你那儿也别去，去了也没用，单位不会批准你请假。回去以后，能不能保证不见老何的朋友。
我：我不能答应你们。
张：你就说老何出差了，他们的朋友就能想到老何被警察带走的，让他们想象出来，还不用你说出去。全家只有你工作，一家子依靠你生活，如果你因此丢了工作，你们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儿子谁养活？老何谁管？婆婆谁照顾？刚才，把老何带走时，你还挺沉着、镇定，挺不一般的。
我：我遭遇这些不是第一次。
张：怪不得你不害怕呐，原来你的经历还挺坎坷。但是，你不要把你的遭遇怪罪这个社会。
我：不怪社会也行，那怪你，你干吗？
他们做了近两个小时的工作后，就把我带回了家。围着我好几个警察，向我出示了抄家清单，一式两份，让我在上面签字、按手印。我只签了字。我想今后凭着有我的名字的单子，找他们要回物品。但是，我坚持不肯在上面按手印。他们说，怎么不按，让你按，你就按。我说：“我是不会给你们按手印的。”警察们搬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文件、光盘、软盘、信件、通信录。他们走了，丈夫走了，而我的心也随着走了。望着被警察翻乱的屋子，看着家里那一老、一小的依赖目光，我不能哭，不能倒下，不管有多痛苦，都不能表现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的依靠，他们需要我这个小女人撑起这个家的天。
路：你丈夫出事后，你做了哪些努力？结果如何？
贾：丈夫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２０多个警察抓走后，我向他们抗议警察没有任何理由随便抓人，还提出要为丈夫送衣服和日常用品。１１月６日，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的所长再次找我谈话，我再次向他们提出了这两点。由于我再三提出，１１月１０日警察们终于同意我的要求，可以给丈夫送东西了，衣服和洗漱用品。丈夫被抓走的两年的时间里，我曾三次给美国总统布什写信，请求他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我的丈夫。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曾经给美国的卡特基金会主席写信，请他关注中国政府对我丈夫的迫害。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我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他们超期羁押我的丈夫提出抗议。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两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致信，抗议中共政府违反法律。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致信委托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先生，请国际无疆界记者组织关注我的丈夫。２００３年１月，我给联合国人权主席写信，请求对我丈夫的状况给予关注。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０日，再次向联合国人权主席写信，告诉他中国没有自由，释放政治犯。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公开致信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家属有权知道丈夫的情况，让他们放人。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我向媒体通报了丈夫第一次开庭的情况《不让旁听的公开审理》。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对丈夫的第二次开庭写出《五分钟的判决》。
为了改善狱中丈夫的境况，我曾致信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第二监狱，反映狱中不合理的情况。由于丈夫两次被警察毒打，我多次找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反映情况。在丈夫被抓后，我曾经多次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处，打听丈夫的情况，究竟去了多少次，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我还曾经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多次上访。我想，在这个社会制度下，不会因为我做什么，我怎么努力，而改变政府对我丈夫的现状。
路：你丈夫出事前与出事后，你自己有变化吗？
贾：我想是变化非常大吧。展览路派出所的民警于卫军曾经说过：“燕泽喜（从前是我们居住小区的管片民警）说您贾建英怎么这样了？跟从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以前很少说话，一说话就脸红，从来都没有大声说话过，特内向，现在怎么这样了，现在有些事做得比老何都过分（胆敢给政府找麻烦了）。”流亡到美国的贺信彤大姐来信说过：“看了你的信，心里又高兴又酸酸的，好好的让你经历这么多为难的事，千万别责备自己，什么‘小疯婆’，还不是逼的！我也一样，那时，有的时候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话特别多，说话特别冲，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你知道了，要这样看：首先，有必要！因为如果你再软弱，别人更欺负你了；然后，要自己把握自己，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不上当，不真的生气，叫做：先学不生气，再学气死人。哎，咱们这样的人，气死人难学，生气倒是自然的。几年下来，自己先老了，先病倒了，何况原本身体就不好，心里还要惦记德普、孩子、父母……。人毕竟是人，而且咱们自己清楚，咱们不会不凭良心办事，甚至就是警察说两句通情达理的话，咱们也感动得反倒同情人家，体会人家工作的不容易了。所以，咱们真的是没有大出息的人。怎么说呢，自己知道，我们是好人，善良的人罢了。但愿老天有眼，好人得好报，可老天也觉得我们这样的人需要历炼，需要看清世事的复杂，艰难，认清人间的丑陋。不生气，学会审美，更要学会审丑。冷静地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一切也就简约起来了。一切才会站的高，看得远，立意高。我们都有非常好的、真正正直的男子汉作自己的丈夫，有正直、善良、有出息的好孩子。小贾，可别小看这些，不是谁都拥有的！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是幸福的人了，但也注定要吃许多的苦难，注定非常艰难，路很长，要有非常的耐心和勇气，所以要会保护自己，时不时地提醒自己：”我很尊贵，我很骄傲，我很自信！我要爱惜自己，为了爱我的人！‘“
有时静下来想一想，我确实变了，自己都感觉出和以前不一样了，经常到市政府、高法、高检、市公安局、监狱管理局上访，这些事真的是我做出来的吗？还敢给美国总统写信，给国际人权主席写信，给人大写信，过去这些事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工作单位的同事说：“没看出来你还有这种本事？平时不言不语的，干出来的事，吓死人，你还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呀。”我心里明白，我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两下子，我仍然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今天，所做的这些，都是因为丈夫无辜受到了迫害，受到了冤屈，作为妻子心里着急、生气，才忘记了害怕，忘记了胆怯，忘记了恐惧。
路：请律师困难吗？谁为他辩护？
贾：正是丈夫对当局的了解，所以在他被抓前，就早早告诉我，如果他出事了，请找付可心律师为我辩护。所以当局通知我请律师时，我就直接找到了付律师。其间还有些周折，付律师患癌症没有工作，为了给何德普做律师，在病重中重新上班。另一个律师叫阎如玉律师，都非常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办理了手续。我非常感谢他们，他们让我感动一辈子。
路：自你丈夫出事来共为他花了多少钱？有困难吗？
贾：在签协议的时候，我看到委托书上费用是一万元。我当时就与律师说：“对不起，我不请了，我没有这么多钱。”阎律师安慰我说：“钱的事你别着急，先接案子，先去见你的丈夫。”直到二审判下来，我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交上了一万元律师费。在丈夫关押在看守所十一个月中，通知我到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几次交钱九千元（后退回三千元），在谴送处时期交一千元，２００４年在第二监狱的一年多中送了三千元。每个月到监狱为他买食品１５０元，还要买一些日用品，内衣内裤、鞋子、笔、纸、书等。
２００３年是我最难的一年，儿子上大学要交一万二千多元，还要买一些住校的用品。丈夫除了要九千元外，还要交一万元律师费。这些数字对我，可说是天文数字，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从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呐，我和丈夫结婚十多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家里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丈夫、儿子两边都耽误不得，急得我没有几天的时间，头发白了一片。
路：这两年里你是如何生活的，是如何面对这种遭遇的？
贾：人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想我是我们家的整个天。因为，我们家中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西城分局的警察找我谈话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出事（被抓），孩子谁管？老何也需要你，老婆婆谁照顾？”
路：他关押后的精神状况？
贾：一直很坦然，虽然遭受刑讯逼供，而且体罚非常严重，且遭到毒打，但没有动摇信心，不屈服当权者，且不承认中共政府对他的判决，一直很乐观。记得有一次我去监狱看他，他对着话筒为我唱起了《龙的传人》、《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记得那是台湾歌手侯德键和香港成龙唱过的歌。望着他苍白消瘦的脸，一字一句非常认真的样子，我被他的歌声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和他结婚２０年，从没有听他唱过歌，对他来说，也许唱一首歌，比写一篇文章更难吧。虽然他的歌唱得很生硬，但是，我觉得他比任何一个歌手都感动我。
路：什么罪名，多久判下来的？
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整一年判下来。
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判刑？符合中国的宪法吗？
贾：因为权大于法，超期关押１１个月。公、检、法，目无宪法，公开违法，无视公民权。
路：我记得你曾说，开庭宣判时，你不仅没有眼泪，反而笑了，为什么？
贾：我上午１０点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拿出身份证到传达室领旁听证，一名女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旁听证。我问：“是只有１５号厅没有，还是所有的开厅都没有？”她愣了一会儿说：“里边通知我哪个厅有，我就发那个厅的，１５厅一会儿有人带你进去。”１０点３０分，从法院里走出来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第一次开庭时也是他带我进去的）说：“贾建英跟我来。”他替我领了一个证，交给门口站岗的武警。１０点４５分我走进１５号庭，里面的三个法官已经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两个书记员，一名录像人员，厅长刘香。我坐在中间一排，法官说：“贾建英你坐在后边的角上。”我说：“我为甚么不能坐在这里？”他说：“一会儿还有别人。”，我说：“来人再说。”法官和旁边的人小声的说了几句甚么，就不再坚持了。果然，一会儿走进来三女两男坐在我的周围。１１点整，德普被带进来。我和丈夫打了声招呼，他向我和律师点了点头。法官马上宣读判决书。丈夫没有听法官的判决，不断的高呼：“抗议对民主党人的迫害！中国要走向民主！中国要实行多党制！公民要有言论自由！”他反复大声抗议，法官的宣判不断被他的抗议声打断。最后法官匆匆宣读完，连询问何德普是否上诉的事都没有顾上。丈夫被带出法庭，我紧紧跟出来，楼道外站着很多人。我听到一名女工作人员说：“这个人真棒！”整个过程也就５分钟，公诉人没有到庭，进了门就宣布判决书，给人的感觉就是法庭很可笑，我笑出来了，我与老何对视了一下，笑了笑。后来警察与老何说，我们没有见过你妻子那样的人。他们说我沉稳，其实，我知道这不是沉稳，而是，实在可笑。是一场闹剧。
路：记得有一次，我与子立在法庭上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事后他写信给我，问我在法庭上我竟然面带笑容，子立接受不了，他认为法庭是严肃的地方。我与你一样的同感，我想子立现在也理解不了，不是我不尊重法庭，整个过程法庭实在就是小丑的闹剧而已。虽然心里苦不堪言，但面对这样的法官、起诉人、呈现的证据、以及四个无辜者的一问一答，代表国家权力的工作人员一副人模狗样的样子，虚伪，黑白不分的样子，事非不分，我怎么也严肃不起来。实在是可笑，受不了！
他在法庭上讲过什么话吗？你是如何理解丈夫的？
贾：很为老何骄傲，听着老何的诉说，我感到老何很坦荡，很坚强，在法庭上宣传中国民主党的宗旨，理念，很佩服他。我很受感染。回家的路上，我哭了，一边走，一边哭，不顾路人的眼光。一年的焦虑、着急、牵挂，全都在这一哭中倾泻了出来。在法官面前我没有流泪，在警察面前我没有流泪，甚至我站在一年都没有见过面的丈夫面前也没有流泪。
路：被丈夫感动了？
贾：对，那种状态下，他还那么坦荡在讲民主党的宗旨，确实感动了。
路：现在丈夫在哪？你想为他做哪些事情？
贾：他已经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我还会继续为他喊冤叫屈。
路：你经常去看他吗？
贾：是的，每个月都去。
路：他在狱中的状况如何？你每次看到丈夫，最想与他说些什么？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
贾：自从出事后，他身体一直不好，又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虽然身体差，但精神很好。监狱一直否认他有病。每次探监后时，我们彼此总是把最高兴的一面给对方。我最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并每次让他凑近我，贴近玻璃，使我能够看清他的眼睛，以便我分析他的肝病是否恶化，还会问到血压是否稳定。我每次看到他人，知道他没有受到虐待，心里才会踏实些。
路：丈夫出事前与出事后有什么不同吗？
贾：一样，没有变化，很乐观并且他多次告诉我：“我不会认罪。”
（第三、第四部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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