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男子欲自杀捐卖器官救子
要说一些弱势群体有病无钱医治，安定地等待死神地来临地话，那么，无钱医治而自杀的群体更是层出不穷。
据《成都晚报》报道，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报道：４月１９日晚６时许，四川省金堂县白果镇光辉村１组村民付利松将不满６岁的儿子支出去后，关闭院门，在家用炸药将自己炸死。当周围村民跑到付家时，看到付已经身首异处，当场死亡。周围村民说，他是因为得了绝症无钱医治而自杀的。付以前一直在家做农活，之后又靠在河里炸鱼为生。几年前找了个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一年多前，付得了绝症，因为无钱治疗，老婆又离开了他，他多次对邻居流露出自杀的念头。付死去，他的儿子已经成了“孤儿”。
远离民众利益之外的“医改”，迫使许多人走上了不归路。据广州日报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报道：６月９日清晨，一湖南籍中年男子在白云区麒麟岗二社麒麟中街４３号内跳井自杀。据亲属介绍说，他是因为被撞伤后找不到肇事者，周身伤病无钱医治，才自杀身亡。据金羊网——新快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３日报道：５月２日上午１１时４５分，一六旬老翁从广州洪德路人民桥上跳下，后经医生确认该男子已当场死亡。据附近居民介绍，老人是广州本地人，常年来一直深受疾病困扰，但因“家境不好”无钱医治。老人因不堪病痛折磨而寻死。
在中国大陆，一些弱势群体无钱医治而自杀身亡，更有一些穷人为了自己的亲人而宁愿“自杀捐躯”救人。据星辰在线——东方新华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记者报道：他们接到一位叫严浩的“绝命信”：由于无力支付身患白血病的４岁儿子（化名田田）的巨额医药费，在走投无路之下，严浩欲卖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器官换取些钱，挽救自己孩子的生命。记者描述道：“走进昏暗的病房内，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个被透明塑料布包裹着的病床，上面静静地躺着一名身穿花布短袖衣服的孩童，其头顶的头发黄而稀疏，右腿上有一个大脓包。而孩子的父亲严浩与其妻子正在轻轻地打扫房间，悲凉的神色写在他们的脸上。趁严浩不注意，我们将其妻子段易君悄悄地叫出了病房，将严浩的‘绝命书’递给了她。段易君仔细地翻看着，捧着‘绝命书’的双手越来越颤抖。……段易君流着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求你们救救我丈夫，我们不能没有他……‘“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８日，小田田在省儿童医院治疗４个月，医院收取了１７万多元医药费，这些钱大部分靠双方亲戚朋友的捐赠、借贷。他们至今已经负债１０多万元。为了保住儿子的生命，他们不得不将儿子送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第四次化疗。医生告诉他们，只要坚持３～５年的化疗，就可以基本康复，但“杀人不眨眼”的医院每天要收近千元的昂贵医疗费用，这就意味着，３～５年将要交上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眼看着家中已是债台高筑，而儿子却一天天消瘦下去，严浩希望通过自杀捐卖器官……
从民谣看医改
最近，国务院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医疗制度改革基本不成功”后，一时间民间、媒体议论纷纷，网络上也是热议不断。其间，许多网民编织了一段十分形象地民谣：“住房制度改革是要把你口袋掏空，教育体制改革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疗制度改革是要给你提前送终。”有个网友写道：老百姓把“空”、“疯”、“终”归咎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一点都不过份。草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如果这些“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大于痛苦，他们自会平衡，自有公断，自不会冤枉了政府及官员们。
“宁死不上医院”
由于医疗费昂贵，加之贫穷，许多老百姓被拒之医院大门之外，造成了一些民众“宁死不上医院”的现状。笔者了解到这样一些怪状：
案例一：菜刀剖腹产。河南汝阳县大安乡的乡村医生张某，因为用菜刀（菜刀）替一位处于弥留状态的产妇做剖腹产“手术”，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行医”的罪名刑事拘留。可如果张某不帮助剖腹产，孕妇和婴儿全都得死；张某帮助做了手术，等待他的却是“涉嫌非法行医”的刑事罪名的指控。但是，穷困的孕妇家属确对张某感激涕零，因为他们实在是拿不出到医院生孩子的费用。
案例二：请了一游医，丢了两条命。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７日，租住在朝阳区仰山村的一名河南籍产妇，在家中准备分娩时，被一乡间“游医”滴注了“催产素”之后突然昏迷；其丈夫在拦车送往医院抢救时，又遇到另一重的不幸：遭到多辆出租车拒载。昏迷近一个小时后产妇被送到附近的中国航空中心医院抢救，最后终于没能救活产妇及其胎儿。
早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专题报告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巴德年在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发出上述警告。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或者说是没有靠得住的医疗卫生保障”。
“冷酷”的政府与医疗体制
国内大小医院３０％以上的误诊率不必说，稀里糊涂地成了白衣天使手下的冤魂也放一边，但是，金有树的故事应该沉痛地撞击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神经中枢。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一辆满载１９名乘客的中巴客车，在开县丰乐镇乌杨村５组一头栽进深达５米的堰塘中。危急关头，村民金有树抓起一块石头，扑进冰冷刺骨的深水中，砸开客车尾部玻璃，摸索着把１９名乘客一个接一个救上来。由于在寒冷的水中浸泡时间过长，金有树疾病诱发，他家庭经济困难，在举债４万８千元之后，家庭再无力负担更多的医疗费用。万般无奈之下，金有树提笔向开县县长及有关部门写求助信近十封：“我救了１９人的生命，现在求领导救我的命。”然而发出去的信如泥牛入海。最终，金有树不得不被收费昂贵的医院赶回到自己的家里，等待死神的降临。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０日，应该说，是中国人最为耻辱的日子，年仅４５岁的金有树病死家中。金有树之死，首先并不在于“英雄之死”。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是：假若金有树不是英雄，没有勇救１９人，难道他就应该被逐出医院的大门？在无钱就医的情况下死去？因此，金有树之死首先看作一个“人”之死，即一个贫困农民，无力负担沉重的医疗费用而死。其次才是一个英雄的病亡，在他的背后，站着的是和他一样看不起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成千上万的弱势群体。金有树之死，不仅因为一个英雄的末日，更由于地方官员及医院等组织的冷漠；英雄既是开县人民的荣光，也是中国人民的荣光，但官员和医疗部门令人齿寒的冷漠却又赋予中国人以耻辱。即便是对一个普通的生命，承担着社会道义这种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领导和医疗部门也不应无动于衷，何况金有树是一个英雄。
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太多，但有一个事是发人深省的——英雄的那些求救信。这封信留给了人们太多的遗憾和震撼。更让人愤怒和不解的是，那封生命之信，究竟到哪里去了？假如这封信能得到重视，当地官员们能迅速作出批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有树，那么，救人英雄不会因没钱治疗而被医院赶出病房等死，要是医院不收取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费用，而是先救人后收费，金有树不会从２月１８日到３月１０日的２０多天在家里断药断诊！然而，在这漫长的２０天等待中，金有树坚强地与死神搏斗，却始终没有得到官员们的问候及医疗部门的救护。歪嘴的和尚念经
７月２９日，《中国青年报》等数十家媒体特别引人注目地发出一篇消息：《效率底，公平性差，中国卫生系统染上“美国病”》，这篇消息引用医疗报告课题组参与者石光、贡森评价称中国卫生系统染上了“美国病”。他们分析认为，“美国病”有两个特征：一是效率低；二是公平性差。何为“美国病？”即卫生费用大幅攀升、医疗卫生服务非常不公平、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人们的健康指标停滞不前甚至恶化。他们在分析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由医院供方诱导需求成为相当普遍和严重的问题，供方过度服务主要表现为：大处方、抗生素滥用、大检查和手术滥用。按照这些专家的说法：中国医改不成功的原因，就是“美国模式”造成的，是学美国的医改害了中国！错也错在美国，而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观点再明白不过了：中国医改不成功的原因要追究“问责”，就要把责任追究到美国人头上。可谓是雷打急了往树上指。
然而，美国的医疗体制是个什么情况呢？２００４年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医疗信息管理培训团赴美国新泽西州，参观了该州医学和口腔大学的附属医院、纽瓦克市贝丝以色列医学中心、世界第二大医药企业默沙东集团、费尔丁肯逊大学等，详细了解了卫生医疗部门的职责分工情况。得出的结论是：１、政府卫生部门职能的定位应以保障公共卫生为重点（如食品、传染病、饮水）。定位社会和服务大众，同时特别关注弱势群体。２、实行市场化运作。政府集中财力办好需要政府办的、且只有政府才能办好的那部分医疗卫生服务。在医院管理上体现“小政府、大市场”的原则，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主要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来实现。３、大力发展社区性质的私人诊所。加大城镇中医药服务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在社区医疗服务中，医疗机构要通过服务于社区群众，建立起密切的医患关系。鼓励优秀的医生从“医院人”走向“社会人”，建立社区性质的私人诊所，尤其是中医诊所，建立医生和病人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缓解医患矛盾和看病难的问题。４、加强医师资格的准入制度。对执业医师应定期继续教育、定期考试。适当放宽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医疗机构的质量主要是通过政府严格执行医师准入制度等措施来保证。
中国的医疗体制是个什么现状呢？近８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１３％和１１％，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院均诊疗人数下降４·７％.但医院平均收入却增长了６９·９％；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有些企业生产的一种注射用针剂，实际制造成本每瓶３２·０７元，申报却达到２６６·５０元，虚报７倍多。有些医疗器材几经转手，层层加价，其中以进口器材最为严重。６类３５种进口高值器材，卖给医院的价格平均为报关价的３·３４倍。某规格的球囊报关价每个４９６·２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的价格达到３６００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院时达到７０００元，加价１３倍多。这些现象在美国能找到吗？美国的东西再好，拿到中国来都行不通，为什么？歪嘴的和尚念经——走样了！
自欺欺人的“承诺”
１９７８年９月６日到１２日，来自１３４个国家的代表，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正式联系的专门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６７名代表来到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参加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国际卫生发展史上一份标志性文件从此诞生。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卫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决议”，联合国赞同《阿拉木图宣言》。《阿拉木图宣言》的核心目标要实现“２０００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２０００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关键和基本途径。这一全球卫生战略目标提出以后，在世界卫生组织当时１８５个会员国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对该目标的实现作出了政治承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于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１年对该目标对国际社会作出了两次承诺。
《宣言》发布后，中国政府为了配合其在中国的实施制定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标准，标准规定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应低于８％。可是，１９９０年中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２·７９％，１９９５年下降为２·５９％，到１９９７年再次下降为２·４５％，远低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限度标准。虽然中国大陆每年卫生事业费的绝对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更具讽刺的是，中国的卫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全国爱卫会、国家中医药局等７部委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９日发布的《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一文里，下结论说“经过努力，我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初保阶段性目标。”杨尚昆、李鹏的承诺言犹在耳，七部委公开散谎的声音还在回荡。时至今日，葛延风、高强不得不公开承认：“医改是失败的、”“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这无疑是强权者自煸耳光。
当然，一个独裁专制体制下的官员们对自己的言行是不会负责任的。杨尚昆已经作古，李鹏先生还健在。退了休的李先生当然不会记得他当年的“庄严”承诺了。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