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可以最简明地看两方面：一是最作威作福的是哪些人；二是最受苦受难的是哪些人。

中国最受苦受难的是哪些人呢？是“无名群体”。

是的，这样说当然不够精确。看吧，胡石根还不知道能否活到出狱的那一天；杨建利、王炳章、秦永敏、刘贤斌、何德普、师涛、张林等等人士都在铁屋中；不说已经死去的，已出狱的许多人士都还在病痛与贫困的交迫煎熬中，例如我的朋友郭少坤，和我不认识的陈龙德、齐志勇等许多残疾志士：“天安门母亲”们早已流干了眼泪；宗教界不时传出令人恐怖的消息……每个良知健全的人一想起这些都会吃不好睡不稳。是的，已有的苦难无时不在折磨着我们，陷我们于莫大的苦痛。

但是，我还是要专门撰文提请人们注意，真真切切地注意：如果说以１９５７年“反右”为醒目标志的专政，主要落在了多少有些道义追求的人士们身上了，不管他（她）有什么学历、是不是文化人，那么，现在这一特征已经极大地变化了——从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的“砸三铁”（主要是工人的“铁饭碗”），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产权改制”，到至今方兴未艾的“世界工厂”、“城市放大”及其房地产运动（是的，是“运动”），主要的受难群体已经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语）了。即使严肃认识到宗教迫害的残酷，我也还是要说：那些几乎谈不上有任何道义信仰追求的普通民众，已经成为最深重的苦难承担者。

他们当然全都是活生生的人，但除了“人民”、“群众”这些笼统的称谓外，除了他们的亲友和包括迫害他们的官吏、奸商、警察在内的不多的“熟人”，人们还不知道他们中的每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们可能正在黑牢里经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也可能正匍匐在马路街头行乞，或者像那位被记者报道的女大学生那样，在垃圾箱中翻检可以果腹的东西，更可能卧于病榻痛苦地呻吟着。“非人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与其说他们也是活人不如说他们暂时还没有被弄死。

应当说，他们原本谈不上有什么人生的思考，一般说来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只是普普通通地活着，甚至当别人受苦的时候，他们大多麻木着。用哲学的语言讲，他们都是“消极的存在”。

他们是这样堕入命运的深渊的：那些日子，他们的工厂被权力者弄垮了、贱卖了，他们成了“歇保”、“买断”、“待业”、“低保”对象；那个早晨，他们的陋室墙上多了个“拆”字，于是他们为补偿款救心裂肺，为何处是真正的安置房而不是商品房犯愁，他们成了被顽童捣坏了的鸟窝中瑟瑟发抖的生灵；哪个漆黑的夜间，熟睡中的他们忽然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和打手们惊醒，于是，他们被劫持绑架了；带着赌运气的心思，他们抛妻别子汇入了“盲流”，去到脑满肠肥的老板手中打工，没有签得什么用工合同，每天工作１０多个小时，却领不到该得的活命钱，有的连春节都是步行千里忍饥挨饿才回的家，不公平呀不服冤呀，四处投告却没有人帮助他们，站在老板一边的官员们严厉地把他们当成了“破坏稳定”的“刁民”……他们患上了职业病、地方病，成了残疾人，没有成为矿难或事故的牺牲已经是此生最大的幸运，苟活的每一天他们都是改变命运的幻想家，于是风餐露宿去京城上访，一年两年甚至十余年，到头来却被截访的警察投入了监狱或者叫做劳教农场的别的地方……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秦晖先生这样描述过苏联十月革命前的斯托雷平时代：

“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这样的时代，多数所谓知识分子成了“文字商人”、“文化政客”，秦晖介绍说：“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

让我们跳出政客、文痞、商人们的小圈子，冷静地看看中国的局面吧，难道不正是一个斯托雷平时代吗？沉默的民众毫无“思想”更无“学识”地被迫抗争了，每年的暴力性自卫事件就数以万计了，有谁知道现在被关押在黑牢中的“刁民”究竟有多少吗？至少有几十万吧！

是的，这是一个专政的矛头主要指向了贫苦民众的时代！

接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