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的开头，我要首先提醒人们：仍然被番禺当局拘留的２４位村民，一直帮助太石村村民合法维权的两位义士——已经失踪四日的郭飞熊先生和已被拘留的吕邦列先生和唐荆陵律师，急需来自国内民间和国际媒体的舆论救援，也需要其他方式的救援。

其次，我要提醒人们记住那些镇压太石村村民的罪恶的机构和名字，他们来自番禺区“喉舌”的相关报道：番禺区区委及区委书记徐金海；番禺区政府及区长骆蔚峰；番禺区政法委及副书记陈树桐；番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樊春荣。

胡温上台之后，党魁胡锦涛高调推出“亲民路线”，中共各级官员也都把“执政为民”的口号喊得直上云霄，胡锦涛说过的“群众利益无小事”，也变成地方官们的“口头禅”，但我从未对中共官员的为政之德报有过任何奢望。因为，口头的为人民服务和实际的敌视民意，纸上的立党为公和现实中的以权谋私，贯穿年５、６年中共统治。

但在后毛泽东时代，共产乌托邦已经被国家机会主义所代替，甚至，以权谋私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以采取理直气壮且冠冕堂皇的方式进行。所以，我还能对官员们的理智计算抱有一定的期望，特别是那些卷入备受关注的官民冲突事件的地方官们，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经过利益计算，对统治成本就更要精心计算。如何理智地权衡利弊得失，做出最有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处理，就要既不给上级找麻烦乃至有损于政府形象，又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乃至尽快高升。正是这种精打细算的理智，有时还能让他们对民意做出某种妥协。

然而，“太和村事件”的最新发展，再次让我感到震惊：我还是高估番禺地方官的理智，而低估了他们的卑鄙。

一个多月的官民博弈证明，一味蛮横地动用专政机器，非但无法让太石村村民们退缩，反而使“太石村事件”迅速变成有影响的公共事件，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当地官员的计算理智似乎终于压倒了习惯性的权力蛮横，开始做出妥协的姿态：９月７日和８日，派出民政局人员前往太石村进行罢免动议签名核实工作，核准了５８４名选民登记；９月１１日上午，在太石村村部贴出番禺区鱼窝头镇人民政府公告，正式承认了此次罢免动议的合法，并承诺相关工作将最后展开。到此为止的“太石村事件”，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当地官权的理智带来的官民互动，在强大的舆论声援支持下的村民合法维权，终于逼出番禺官权的依法行政，人们似乎可以对这场官民冲突的依法解决抱有乐观的期待——尽管这是当地官权极不情愿的。

然而，就在有人欢呼太石村村民维权取得初步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就“太石村事件”发出国内媒体的首次报道的当天，９月１２号上午９点左右，番禺官权再次丧失了起码理智而陷于使用暴力的权力疯狂：出动６３辆警车、近千名防暴警察和治安队员，封锁并进入了太石村，强行砸开村委会大门，把该村财会室的保险柜抬出，抢走财务资料。在此过程中， 防暴警使用了高压水喉对着守卫财务资料的高龄女村民猛冲，致使数人受伤，４８位村民被警察抓走。

与此同时，一直在广东帮助太石村村民的郭飞熊先生和吕邦列先生也遭到迫害。郭先生９月１３日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吕邦列先生在９月１９日被拘留，胳膊被扭伤。

太石村村民们之所以提出罢免动议，源于他们怀疑村官在土地买卖中涉嫌腐败，相关证据就在财务室中。所以，自太石村村民提出罢免动议以来，当地官权就千方百计地要盗取财务室内的相关证据。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派出大批警力冲进太石村打人抓人了，也不是第一次企图抢劫村财务室的关键证据，而村民们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冒着被打被抓的风险，除了进行静坐、绝食的非暴力反抗之外，也一直在顽强地守卫着村财务室，等待着公正透明的开门检验。所以，当地官权在做出妥协之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突袭太石村并强占村财务室，显然是为了在相关罢免程序和调查取证正式开始之前，抢先一步夺取并销毁关键证据。由此，暴力性的偷袭强夺与巨大腐败黑洞之间的关系，已经昭然若揭。

通过强盗般地施暴而抢劫了关键证据之后，一直隐藏在幕后的指挥者大概松了一口气。于是，番禺区区委书记徐金海和区长骆蔚峰开始走上前台，该区的报纸和电视也开始抹黑村民维权：

９月１４号晚上７点左右，番禺电视新闻报道称：太石村一些人借罢免动议，非法聚集村民，妨碍当地官员日常工作，影响大局稳定，政府予以肃清。

９月１５日，《番禺日报》刊载《番禺召开鱼窝头镇太石村近期情况通报会》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依法办事 从我做起》，两篇文章都对太石村村民的合法的非暴力维权提出严重指控：

１，少部分村民“非法集结”，“无理取闹”，“围堵并占据村委会”，，“封锁村财务室”等；

２，部分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煽动部分村民不按法律程序，多次围堵阻挠区镇工作组及村干部进行工作；

３，连续到村办公大楼静坐示威，拉横幅标语非法集会，要求罢免村主任，造成村部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４，由于不法分子的介入，使事件愈演愈复杂，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以上四项指控都是官权惯用的强词夺理和颠倒黑白，其目的无非是把“合法维权”歪曲为“违法犯罪”。

与此同时，两篇文章都高度表扬了当地的官员和警察：

１，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太石村的问题。区委书记徐金海、区长骆蔚峰等领导多次召集会议，专题研究太石村的问题。区委书记徐金海要求有关部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太石村的问题，全力以赴，维护农村大局的稳定，并指示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政策法规的宣传解释、疏导工作。

２，为了使被围困一个多月的太石村村委会办公场所能够尽快恢复正常办公秩序并迅速对该村财务进行审计，执法部门决定在９月１２日上午对经劝告仍然占据在太石村村委会的村民采取清场行动。

３，清场行动开始前，番禺区公安分局和镇的宣传车反复播放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让村民明白遵守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但守在村委会的部分村民毫不理会政府的劝告。整个清场行动约半小时，执法部门将滋事分子带走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４，在清场行动中，执法人员均遭到滋事者无理阻挠及粗言秽语侮辱谩骂，但执法人员仍然依法依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村民的过激行为导致了几名民警受伤。

然而，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陈述却与当地喉舌的报道完全不同。艾晓明教授是目前中国极少数多次为底层维权仗义执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家就住广州市番禺区，在此次事件中，她也深入到太石村，用录像机记录过村民维权的情况；以她一贯的良知作为和实地见证人的身份，她的陈述应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她在写给温家宝的公开信中，陈述了她了解到的如下事实：

有关番禺太石村要求罢免的经过，９月１２日的《南方都市报》已有报导，当时您正在广东考察，您在报纸上一定看到了这位８０岁老人的照片：但她目前完全不是这副模样，８月１６日警察和村民发生冲突时，这位老人被警察摔成重伤，因骨折瘫倒病床；在番禺区人民医院骨科病房，她整个前胸像穿了一件防弹背心一样贴着黑膏药。早在８月１６日的警民冲突中，一位年老女村民就被警察摔成骨折，现在仍然瘫倒病床，她整个前胸像穿了一件防弹背心一样贴着黑膏药。

也是在８月１６日的警民冲突中，一位年仅１７岁的少年冯锡元，头部被警棍重击，腹部也被踩了一个大脚印，二十多天了脚印依然历历可见。这位少年的母亲是哑巴，姐姐没文化，父亲每日在医院陪床，深陷贫困、焦虑和恐惧。

９月１２日早上，无数防暴警察、警察和治安队员冲进村里，迅速封锁了村部前路段，并开启高压水龙头向村部冲灌，当场抓走了４８位村民。而村民在这里守护财务室的帐目，希望能够维护证据，以待查证落实有关本村财务不清的问题。假如村民不守法，他们和她们何必在这里守护一个多月，苦苦等待政府对罢免动议的认可？

在９月１２日暴力查账过程中，太石村民为了防止暴力，一直是让那些没有能力反抗的妇女和老人守护村部，而受害最大的恰恰是这些妇女和老人。一位七十多岁的孤寡阿婆说：她们被高压水龙头冲倒，全身湿透，从地上爬起来，水龙头再对着她们冲。两个警察扭她的胳膊把她扭上车，上车后，她穿着全身湿透的衣服不停呕吐。她还证实到：警察勒她们的脖子、扭送到车上，她们哭声一片。

在拘留处，除中午吃过饭外，从下午大约１点到深夜的１３个小时里，她们不但没有吃过晚饭，连水也没有喝到。

一位７０岁的“犯罪嫌疑人”在因病取保候审后说：他看到两位病情更严重的女村民，一位躺在急救病床上，身上吊着瓶子；另一位一直抽筋不止。到今天下午３点钟，距她们被抓已有５０多小时，家人完全不知她们现在在哪里。村民找了镇上、区上三家医院，找不到她们的下落，至今死活不知，令家人焦急万分。

一位８１岁的“犯罪嫌疑人”，警察将他的肩关节严重扭伤。

至今还有２４位村民被拘留，五十岁以上的有１０位，年龄最大的６９岁。

太石村民举首问天：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村民的人权在哪里？

至此，我终于领教到番禺区官员们令人唾弃的无耻，也终于知道了策划和指挥这一切的背后元凶的名字：区委书记徐金海和区长骆蔚峰的。这两位官僚已经用暴力来回答了“太石村民举首问天”：这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党天下就是要践踏人权！

自太石村村民的非暴力抗争以来，呈现在国内外舆论面前的最醒目对比，就是官权的野蛮与民间的文明。

无论是自觉还是自发，普通村民所表现出的政治素质，那种知法守法用法的理性自觉，那种对法定民主权利和非暴力原则的双重坚守，那种不畏强权及其专政机器的勇敢，完全有资格获得“政治绅士”的美誉。当我从百岁阿婆在孙子的搀扶下来到登记现场，郑重地递上身份证身份证和按下手印之时，我的心中不能不充满谦卑的敬意。

然而，面对非暴力的村民合法维权，区委书记徐金海和区长骆蔚峰的应对却尽显“政治流氓”之态，既有官权的霸道和阴险，又有黑社会的野蛮和下流。他俩倚仗着手中的垄断权力和专政工具，肆意地执法违法，粗暴地践踏人权（包括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甚至对老人和村妇都可以痛下狠手。

更卑鄙的是，两个小官僚们既想捞取“尊重法律和民意”的美名，又要以此来掩护他们销毁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的厚黑手法。所以，他俩一直在玩弄两面派的伎俩，以至于，在短短的两天内就公然翻云覆雨：一面承认村民的罢免动议合法，派人去村里进行罢免动议签名核实工作，并于９月１１日上午在太石村村部贴出罢免动议已获通过的政府公告；一面在９月１２日出动大批警察偷袭村民、劫掠村财务室和打人抓人，随后又把太石村村民的合法维权指控为“非法集结”，动用“喉舌”来抹黑村民和蒙骗社会；一面不得不在９月１６日让村民举行选举，一面又抓走帮助村民的两位律师吕邦列和唐荆陵。显然，抓人拘人的目的是为了给官权实施暴力镇压制造合法的借口。

番禺区的两杆子都变成了两位小官僚的私具，警察变成了他俩的打手，媒体变成了他俩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偌大中国的近千家广播电台、近二千家报纸、三千多个电视台和九千多种期刊，居然只有两家报纸发表过对太石村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南方都市报》９月１２日的《太石罢官调查》，《人民日报》９月１４日《有感于村民依法“罢”村官》），而且，这两篇文章只谈“罢村官”的正面意义，却没有对番禺官权施暴行为的任何记录和评论。至于其他媒体，一律保持矜持的沉默，无异于助纣为虐！换言之，正是中共的喉舌体制为地方官们的无法无天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护。

在此次太石村事件中，番禺区官权也许能够取得现实的“胜利”，太石村村民也可能吞下“失败”的苦果，但在民间道义评价中，官权的“胜利”是可耻的失败，村民的“失败”是荣耀的凯旋！

如果着眼于中国的未来，那么在记录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历史上，太石村村民的名字必将被镌刻“功德碑”上，而中共番禺区委书记徐金海和区长骆蔚峰的名字也必将被记入“罪恶录”中。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