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我是何德普的妻子”（上）

路：你如何渡过这个困难的？

贾：被丈夫捕后，当时儿子也考上大学了，要交一万一元，还要交律师费一万元，我走投无路了，急的我头发白了一片。我每个月要靠染发，不然全是白的。作为一个妻子很惭愧，觉得自己抚养不起孩子。丈夫在牢里又苦，想自己少吃少喝的省下钱给狱中的他。在十一个月中，把九千块钱给狱中的他，我确实感到太难了，但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他送。偶尔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恨他，我们结婚十多年，一点积累也没有，而他向我提出的要求就是送钱、送钱。我告诉自己不能恨他，这不应该，他不是为了自己。我劝自己不能想这件事情。但是，这笔开销确实是很大的困难，后来李珊娜为了给丈夫交律师费，要卖肾。香港的卢四清问我，律师费怎么样了，我说律师催我要钱。中国人讲究年底结账，快过春节了，我还是交不上律师费，你给我上网报吧，或登报吧，哪儿有要肾的，我就和李珊娜一起卖肾交律师费，还能给儿子交学费。

路：你那时想没有，发生这么多事，你没有了肾，人就垮了。

贾：我知道人有两个肾，我还留一个，主要是没有办法。我是如何凑上两笔款的呢？我把９６年开始单位扣留的住房积金取了出来。 用一万四千元解决儿子的学费，包括被褥，书，学习用品。律师费还没有凑齐，法国无疆界组织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实在不好意思，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说，我说生活没有困难，能吃饱，但律师费没有着落。他们帮助了我一部分，还有一部分靠国内、国外的朋友们帮助，我交上了律师费。因为是我请律师，我应该给人家费用。通过我的经历感到，经济上对政治犯的妻子们是一个打击。每个月妻子们都要看狱中的丈夫，每个月买食品，他里面可以花８０元，外人听起来说，每月用二百元的可以了。但是，里边的价格与我们的不一样，这点钱买不了什么东西，他们再需要一些日用品，所以钱远远不富余。为了给他买一双鞋，我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最终花了２８５元找到了他们监狱要求买的那种鞋，但最终监狱还是没有批准送进去，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贵的鞋。

路：那你难过吗，没有送进去？

贾：当然难过，我当时只怕他冻着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棉鞋。作为妻子好难好难，我对狱警说，你们知道我为了买这双棉鞋，我跑了多少个地方。嫁给一个异议人士，一切都得能容忍，性格、爱好，他交往的人，否则会发生矛盾，甚至不能生活在一起。你就得全面包容。

路：你丈夫出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贾：一直以来，对于家属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伤害太重，对孩子、老人、对妻子的伤害。现在社会上夫妻两个人抚养一个孩子已经很艰难了。现在丈夫出事后，妻子不仅要自己生活，还要养活孩子、老人，还得要为狱中的丈夫负担一切，还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一些无形的，工作单位的压力，邻居的风言风语呀，他们不理解怎么回事。我自己很坦然，丈夫坐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偷了或是抢了谁，也不是伤害了谁。但是，一般人的观念是你丈夫罪犯，你丈夫坐监狱了，被警察关押起来了，他们的观念是你丈夫是坏人、坏蛋。甚至在警察眼里我们不是正常人，我受到歧视，我甚至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路：我知道你与婆婆一起住，儿子与婆婆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贾：老何出事时，当时老何是当着儿子与婆婆的面被警察带走的，儿子就面临高考。儿子受了打击，半年里没有说过话。以前儿子有事都是与他父亲商量，儿子长这么大，儿子近１９岁。这么多年，老何没打过、骂过他，甚至一句重话也没有说过儿子，他们父子关系很好，比我们母子关系都好。后来儿子说：“妈妈我特别后悔，我当时应该跟警察拼了。”可见他恨警察抓他父亲。我说，你别这样，我都不说什么，他们就是来镇压咱们的，他们二十几个人，咱们打不过他们。爸爸不在家，我不能再失去儿子。你应该做自己的事，别管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妈妈能做好。接着婆婆的高血压病也犯了，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缓解。

路：老何出事后，你婆婆的状况？

贾：我们结婚后一直与婆婆一起住，朝夕相处二十载。我不能在他面前提老何，一提，她就流泪，我最受不了的事是她经常翻日历本，天天数日子。我不能看，只要看到就流泪，儿行千里母担忧，她是最痛苦、最担忧的人了。婆婆的头发白了很多。妻子是失落，是思念，总之，母亲与妻子不是一样的感情。

路：你婆婆是如何看待儿子的所行所为呢？

贾：他认为儿子太傻，人家都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代说什么事，我儿子太傻，他总是批评政府不对的地方，别人都在歌颂政府，拍政府马屁。“我认为儿子太傻。”但是她坚信儿子是无辜的。她经常说我可能见不到儿子了。

路：你如何与儿子相处的，如何认识眼前的状况？

贾：过了几个月，儿子的班主任就来找我，说何佳学习成绩下降很大，学习不集中。后来我知道老师知道老何的事情。不过，老师找何佳谈，父亲的事是父亲的事，你的事是你的事，家里事是大人的事，高考是你一辈的事，你千万别这样下去。老师的谈话并没有改变他，他自己就是过不去这个劲，有一阵子也就是高考前，他把自己的头剃了，坐在床上不吃也不喝，说要出家。我找他谈话时，我就哭了，妈已经很难过，你别这样再给我添麻烦，你是家里惟一的男子汉，你应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而不是妈妈，你要比我坚强，你样做，妈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失去高考的机会，没有考上大本，只考了一个大专。我也没有埋怨孩子，因为生活在动荡在家庭中，比如我们做妻子的可以在一起互相聊一聊，可是他们做孩子的没有可交流的对方，有话对谁说呀，不能与同学说，也不能在网上说，孩子比我们还苦，我４０岁的人了，我从小就经历过这些东西，毕竟与老何生活近２０年，我毕竟知道他一些事情，也经历过他被抓走的事情。我有些准备，但儿子没有思想准备。爸爸为什么被抓，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爸爸是好人，是了不起的人。他从小的教育是警察抓坏蛋的，但父亲是了不起的人，被抓走了，他思想、心理上受折磨。现在是０５年，他决口不谈父亲，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他的父亲，一句话也不提。他可能是怕我难过吧。后来他父亲的事，被判刑后，儿子是在一些电话采访中或是我与别人的聊天中，他才得知。他质问我，我爸爸判刑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你父亲判刑，我不想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路：谈一谈你记忆最深的一天，自己是如何渡过的？

贾：我对２００４年三八妇女节记忆最深。当时我的同事都放假回家过节，或是逛街为自己买些礼物，衣服、手饰，或是化妆品，也有同事的丈夫为妻子买鲜花或是晚上请吃饭，给妻子庆祝节日，他们很快乐、很喜庆。而我的三、八节是早上警察跟着我上、下班。单位规定妇女下午休假半天。中午警察带着我下班，必须回家。家里没有鲜花，也没有丈夫的笑脸，更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我被警告知家里不能来人探望，也没有家人的祝福。甚至给自己买个小礼物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不能去逛商场，身后跟着好几个警察。这就是我过的三八妇女节。我在前面走，警察在后面跟着我，跟踪我的是市局十一处跟踪处的警察，我到哪他们就跟到那里，我没有办法出去。我也不被允许逛街。我很悲哀。我的同事都在过节日，我只能回家，由于丈夫被打后一直没有结果，我很痛苦。回到家中我把包一扔，我就出去了，我说，我要去市政府，政府说了：“百姓有困难去找他们，因为丈夫被打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他的生死，我要去找政府。”看着我的警察们把我带到警务室，并把居委会主任叫来，一起对我进行说教，目地是不让我出去找政府部门。他们说：“去了对谁也不好，别找麻烦，找了也不会有用，现在是敏感时期，你哪里也不能去，警察跟着你，你给别人找麻烦。一直说教到晚上五点半，政府机关下班了，我不能找他们了。气得我没办法，哭了起来。我的三八节就是这样过的。在与警察拉拉扯扯中渡过的。心里非常痛苦。

路：你们很相爱，你爱这样的生活吗？

贾：在我印像中，也许我家里比较特殊，我从小的经历，使我对这个社会有些看法，我没有结婚之前就能包容一切。爷爷是反革命，爸爸是现行反革命，妈妈劳动，也叫监督劳动。一天到很晚才能回家，我是家里头大的孩子，早就习惯这些事情了，从来没有指望谁来帮帮我，虽然那时我才九岁。

路：那你结婚以后呢，感觉到有人帮助了吗？或是有人爱你了吗？

贾：当时丈夫对我很好，那时我们三班倒工作，我回家后，丈夫在家时他做饭。我在娘家都是自己做饭。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对我也挺平等。

路：你能解释平等夫妻间的平等吗？

贾：平等，就是他不打我，骂我，不吵架，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就是这样标准的平等。有一次我去看老何，因为那时是敏感时期，是警察带我去的二监看老何。警察问我说：“大姐，你每个月都来看老何，你们俩感情挺好的。”我说：“对，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没有过矛盾。”警察问：“那你们结婚二十年来，你感觉幸福吗？”我说“幸福呀，我们没有红过脸，吵过架”。警察问：“那你心中的幸福就是这些吗，你感觉幸福吗？”我说：“我从来不知幸福是什么，应该怎么算个幸福。因为没有过比较，所以我感觉这样挺好的。”但是现在你问我，细细想一想，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今天４７岁了，也常想这是幸福吗？不知道，我一直没有想过，我还挺满足，尽管很清贫，现在想起来，与同事比，邻居比，跟有些朋友比，生活质量确实很低也很穷，说实话我没有享受过，我很少从正式的市场买过东西，都是从早场，浙江村呀，自由市场呀，都是十几、几十块钱买衣服。

路：你觉得你丈夫做这些事情，值不值的？

贾：我觉得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必然会牺牲一部人，我想丈夫就是其中的一员吧。我觉得他做的对，所以应该值得。

路：目前正在思考什么？如何救丈夫？

贾：维权不行，不维权更不行。

路：上访路上，你是如何经历的？

贾：我曾经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北京市政府、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多次上访。冬天，冒着寒风；夏天，顶着酷暑，骑着破自行车到处打听、到处问。每到一个地方经常会受到冷眼、训斥、拒绝。很多次，需要等上好几个小时，也见不到接待的人。很多次回家的路上，我不顾路人的眼光，坐在马路边上痛哭，不想回家了，就在马路上一直坐下去吧。我生气又无奈。但是，在一次次的上访中，我却变得更勇敢了，更坚强了。因为我接触到很多上访的人，都鼓励我，支持我。他们向我讲述着比我更苦的遭遇，让我看他们被迫害的伤痕，很多人把他们的上访材料交给我，希望我能帮他们。提到上访，还有一个小故事。今年，有一名河南开封的王克志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被释放了。我说我没有被抓起来。他说：我们这里的警察说北京的贾建英已经抓起来了，不要与她来往了。你知道吗，因为到北京上访和您来往，我被当地判了三年劳教，由于我向他们再三保证不再到北京上访，不再与贾建英来往，他们才把我取保候审。因为我保证不再和您来往，当地政府还给我盖了四间房子。“我给他回电话说：”真的对不起，没想到会给你带来麻烦。“他说：”我很佩服你，你很勇敢、坚强，你要多多保重，公安局的警察非常恨你。“中国政府不会因为我的不断呼吁、抗争，而释放我的丈夫，相反他们把我的丈夫判了８年徒刑，并且两次毒打他，导致左耳失聪。在监视居住期，让他躺在床板上一动都不能动８５天，每天只给一个小馒头，几片圆葱头。我想，在这个社会制度下，不会因为我做什么，我怎么努力，而改变政府对我丈夫的现状。

路：当你为丈夫奔波时，你是否感觉到自己也成为了一名战士？

贾：对，有时会有这种感觉，曾经有个警察也这样问我：“你是不是像江姐一样，组织的事我知道，党员有名单我也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我说我没有她那么伟大，我只是为了丈夫的冤案维权。

路：做这一切是因为爱他吗？

贾：不知道什么是爱，不知真爱是什么，只是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挑着走。

路：丈夫坐牢，与你在外面所受的苦，你认为有什么不同吗？

贾：一样的苦，可能我比他更苦，因为我每天面对的生活内容要比他多。

路：身边的朋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社会各界的关注有哪些？

贾：大多数人还是同情，是否理解我们的遭遇我没有与他们细聊过。说不好他们的想法。丈夫出事后，我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慰问。总觉得国外的关注多于国内的。国内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事，知道的人大多不敢亲近我们，怕遭到政府的陷害吧。

路：当前社会，像你这种遭遇的人多吗？你能谈一些他们的状况吗？

贾：不多。比如你路坤、贺信彤，刘安君的妻子，珊姗，马淑记。丈夫宣判完了后，那夜像其他妻子一样，写了整整一个晚上材料，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  我认识贺大姐（丈夫是徐文立）很多年了，她的孩子五六岁时，丈夫就被判了１５年，后又被判了１３年，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抚养孩子，每个月还要去看丈夫。为了救丈夫出狱，她曾经绝食抗议。我曾经看过他们夫妻的狱中信，每次看时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贺大姐苦苦等了丈夫１７年，才得以一家人在美国团聚。马大姐（丈夫是杨静）在怀孕时，丈夫被抓走，等到丈夫被释放时，孩子都上学了。由于丈夫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靠马大姐卖豆浆、牛奶维持一家人生活。李珊娜（丈夫是徐永海）刚结婚一年，丈夫就被抓走，为了给丈夫请律师，要把自己的肾卖了。你路坤的情况我也知道，因为受丈夫的牵连，没有房子住，经常被警察轰的搬家，最后搬得家徒四壁了。丈夫被抓三年没有消息，急得你到安全局看守所的外面去喊，去吵，到公安局、安全局去找，还要给婆婆家寄钱，给丈夫和同案的其他三人送衣、送钱，买书。最后累得身体垮了。刘安军的妻子，为丈夫请不起律师，使得丈夫在法庭上无人为其辩护。她难过得每天向祥林嫂似的发愣，总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没用。我们这些做妻子的，什么时候想过自己？还不都是为了丈夫，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后半生。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家属开玩笑，说我们能等丈夫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假如进监狱的是我们，我们的丈夫们，会这样等我们吗？回答是不知道。

路：你对司法制度的看法？

贾：我认为司法机关全是摆设。政府需要就拿出来用，不需要就扔在一边。

路：现在还有警察跟踪你吗？到什么程度？

贾：只要是官方认定的敏感期，六四、人大两会、国家要人来访、人权组织来华、赵紫阳去世，甚至学生上街游行，我就会因此失去自由，被看管起来，２４小时不能离开警方视线，上下班要坐他们的警车，回到家不能出门，就连上我妈妈家，每次也要他们的领导批准后，坐警车去。有一次，为了要求看我病重的父亲，我被１１０警车带到展览路派出所等了四个小时。我家门口的岗亭里常有保安，警车里有警察，我一出门身后的警察就会喊：“您上哪？您干什么去？您不能出去！”常常会招来邻居们异样的目光。

路：听说赵紫阳先生去世后，你被关了四天，能讲一讲这个过程吗？

贾：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早上我去上班，被门口的警察拦住：“你今天不用去上班，西城分局已经给你请假了。”随后他们叫来一辆１１０警车把我带到展览路派出所。我在那里待了两天，吃饭喝水都要警察们送，我不能走出房间。第二天的晚上我被告知：“你还是不能回家，要转移到旅馆里去。”就这样，我又在旅馆里住了两天。２４小时都有警察在身边，上边要求看守我的警察两小时报告一次我的去向。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我在派出所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个１１岁的小姑娘。她是因为妈妈被抓走，她无处可去。看管我们的警察要看电视，所以把我们关在了一起。她向我要了一支笔，写到：“请警察叔叔把我的书和作业拿来，我要学习，我要写作业。”她还告诉我：“我在这里没有自由，上厕所、喝水他们都看着我。”至今我还留着她写的那张纸。我被带走的那天，她拉着我的胳膊，着急地问我：“阿姨，你今天别走了行吗？明天你还来吗？”我对她说：“阿姨过几天再来看你，你在这里用阿姨给你的笔，把每天的事写下来，坚持每天写，就会写很多本。”最后，她贴着我的耳朵小声告诉我：“我叫张炜炜，你别告诉警察叔叔。”派出所里的警察说：“这小丫头拧着那，几天了，谁也问不出来叫什么。”听说，这个女孩在派出所住了１５天。我想，这１５天，会给她的一生留下很深的烙印。

路：你恨那些警察吗？

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接触过很多的警察，大部分的警察还是挺客气的。他们有时也很不容易，在监控我的时候，他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不能上厕所，甚至２０多天不能回家，日晒雨淋。有一次，冬天特别冷，冻得警察们在外面来回跑步，我实在看不下去，给他们的领导打电话，让你的兵回去吧，他们太冷了，会冻坏的，我向你保证不出门，你让他们回去吧。当然他们的领导是不会下这样的命令的。对迫害我丈夫的警察，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比如高法的法警队长、遣送处的狱警刘放，国保总队的某些审案员，他们是没有人性的狼，是冷血动物，他们是警察中的败类，他们最终会受到人们的唾弃。

路：这么多磨难，你想过没有，根源到底在哪里？

贾：归根结蒂是这个社会造成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造反、专政、阶级、斗争。

路：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贾：老何被抓走后，最大的是精神上的伤害。我经常说，现在我成了我们居住小区的一道风景，家门口被警察们安装上岗亭，楼门安装了一盏很亮的大灯，是为了方便警察在晚上能看清楚我。整个大院２０栋楼，没有一个门上被安灯。关于安装门灯的事，还有一个笑话。一个邻居早起上早班，走到我家门口时，发现平时很黑的路，今天这里突然变得很亮，才看到我家门口被安装了门灯。她以为是因为我家楼下住着家委会主任才安装门灯的，就找到家委会提意见，后来她才知道是因为我的缘故。后来她常常和人开玩笑，贾不是一般人，她有本事，警察都给她家装门灯。我家经常是岗亭里有保安，门口的警车里有警察，我一走出门，身后的警察就向我喊：“您干甚么去？您上哪？您不能出门，上边说您那里都不能去。”如果我不听，他们就会马上通知１１０警车，把我带到展览路派出所。由于我经常被带到派出所里，那里的警察和保安都知道我。

２００３年六月的一天，父亲病了，母亲打电话让我去看看，我担心门外的警不让我去，特地在早上５点多就出门，但是还是被整夜看守的警察拦住，我又一次被带到了派出所。在那里，经过他们一级一级的请示，我整整等了４个小时，才批准我可以去母亲那里。但是他提出必须坐警车，由警察陪着，看一下就必须赶快回来。在所谓的敏感时期，我就是在家门口散散步，出去活动活动身体，或到超市买东西，身后也是总跟着警察。以前邻居们见到我，总是很热情，自然地、亲切地打个招呼：上班啦，下班了，出去呀！现在，我一出门，邻居都怪怪地看我，一直目送到看不见我的影子为止。偶尔在路上，碰到熟人，他们在一起说话，只要我走过去，他们就不再说了，所有的目光都看着我。

路：当你的生活环境发生了这些变化，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贾：我认为是一种岐视，一种伤害，这样的生活与交往已经不正常了。他们认为我怪怪的。我家门口，从２００３年初安上岗亭，有保安、有警察在里面呆着。我一出门就被叫，你去哪儿，跟我们说一声话，不让走，拦住我，平时这样的一个人，邻居肯定不理解，他们会认为不正常，会考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经历。

路：你是不是替丈夫呼吁，而被警察看守，单位警告？

贾：我想应该是这个因素吧，丈夫被抓走了，我知道被抓的原因。我一直认为丈夫没有做错，他是无辜的，他所做一切我能理解。他不是为了个人，也没有损害百姓。他所做的都是促进国家进步的一些事情，一些采访我都是这样回答的。警察们说：你认为你丈夫没有错，肯定认为你丈夫做的是对的，那这就是你的政治倾向，所以你就会敌视政府。但我觉得作为妻子，我有权来上访来呼吁，要求政府为我丈夫平反，我没有做错，也没有危害谁。

路：那你有没有想过与邻居说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贾：也努力过，我说不好是为甚么，他们经常问我：“何佳妈妈，警察为什么看着你，为什么接你上下班？”我告诉他们，因为是敏感日了吧，有时也说，是美国总统切尼来了吧。也许是因为丈夫被抓了，我实话实说，我编不出一个理由来，但人家不理解，美国总统、六四与你有甚么关系？为什么看着我，我也说不清楚，我认为解释不通。有一次贺大姐对一个美国警察说：“我在中国有一位朋友，上下班警察要接送她。”那个警察睁大着眼睛问她ＷＨＹ？那是美国人理解不了的。

路：你丈夫所做事情他们知道吗？

贾：有的知道是因为他的信仰才被抓走了，大多数人比较同情，更多的是比较熟悉的人。我说不好，很多人都奇怪地看着你。警察经常到单位去接我呀，看着我呀，人家就奇怪地看着我。同事也问过我，为什么看着你呀，他们接送我，比如５点钟下班，４点半钟警察就来到坐到办公室等着我。同事问我：“怎么啦，贾，警察为什么来接你。”我回答说：“６。４了吧。”同事接着问：“６。４为什么就看着你呀？”我也解释不了。我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居住的小区，每天都承受这种目光与猜疑。因为我也解释不通，主要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很无辜，我经常受到单位领导警告：“不许给单位找麻烦，如果惹麻烦了就被开除。”我很奇怪，我能找什么麻烦，我很委屈。我工作２７年了，我没有迟到过，早退过，没有出过故障，没有给单位造成损失或是个人损失，按时上、下班，我还曾被评为过先进个人。

路：如果没有出事，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贾：西城分局的警察曾说：“如果老何不从事这些事情，那么他的工作那么轻松，你们又有住房，两个人的工资３０００多元，儿子也懂事，其实生活挺幸福的。”我不反对他讲的，确实也是实际情况，我希望过这种日子。

（由于上次只采访了一半，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４我从河北回来后，急切地到了她的家。不顾一路的疲劳，录音整理记录她的故事。这时何佳回到家中，我对他说：“我在与你妈妈聊天，你妈妈的故事非常令我感动，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何佳说：“那好，特别好！”我认为是最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记录下来。）

路：那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里几乎都有警察参与？

贾：是。我经常与警察说，你们有事找我，把我叫出去，在大门口、派出所、警备室，或是楼下、我的单位，都行，但不能再到我家里，我婆婆、儿子已经很痛苦，而且有些具体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你们不能再来伤害他们，一个失去了父亲，一个失去了儿子。警察一直也是这样做的。或是在外说，或是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情况。

路：对家属的维权，你的感受是什么？

贾：长期被跟踪，家属很不容易了。同时也是对我们家属的迫害，我们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但也不能再伤害我们。在敏感时期，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上来，并当着所有的邻居说：“你去哪儿？干什么去？跟我们说一声。”这是对我们的严重侮辱，严重侵犯我们的权力，我们是妇女，是家属，我们已经很无辜了。我有篇日记也曾这样说过：“在这些陌生人面前，我连错误都没有，就这样来侵犯我们的人权。”我给刘晓波打电话说：“我要维权。”他问我：“你怎么维权呀？”我说“他们不能这样伤害我们”。这是心灵的伤害，影响一辈子。

第四部分：“我是何德普的妻子”（下）

路：你目前最大的一个盼望是什么？

贾：是儿子上个好学校是我最大的心愿与盼望。

路：你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吗？

贾：我的同事说我：“你如果不嫁给何德普，嫁给张三李四，也会是这样，你就是这命。”是，我信命。

路：你对家庭的承担的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贾：动力是什么！？就是责任，我认为这是妻子应该做。

路：你想过没有，谁对你负责？

贾：我从来没有想过。

路：幸福的生活是相互了解，理解，互相包容，你觉得他了解你吗？

贾：因为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我想他也可能不知我对他有所不满。但大部分责任在我吧，因为我苦惯了，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包括对他也没有要求，总感觉他已经不容易了。他自己曾说他是了解我的。我们沟通很少。

路：生活中的他经常买菜做饭吗？你们经常一起外出旅游吗？

贾：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在２０年婚姻中，我们共同生活了十九年，我们没有吵过架，也没红过脸，但沟通也很少，我们几乎没有一起外出过。但在他出事的前半年里，吃过晚饭后我俩会一起到小区门口的小花园跑跑步之类的锻炼活动。

路：你刚才说，你在生活中像个大姐，像个妈妈一样照顾他，能谈一些细节吗？

贾：我原来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入狱后，我俩的通信中，给我的感觉就是先结婚后恋爱，虽然我们是认识了三年后结婚的。他当年特别忙，他正在办民主墙的期刊，他到处约稿子，还要发行《北京青年》，我们很少见面，最后忙的要求我给他们刻蜡板。现在有时间了，我们互通一些信，他说：“贾，我们结婚二十年来，不像夫妻，而像朋友、战友。我们没有私爱，而是把我们的爱聚集起来，献给了苦难的人们。”我们没有恋人的感觉，或是夫妻间很随便的感觉，我们之间很客气，甚至我们没有开过玩笑，他也很少管家里的事。常常是我做好饭，要给他端到电脑桌上，他吃完了，我去拿空碗刷。我要洗衣服时，就让他们爷俩一块换，我来洗。

路：我记得你讲过一段献血的故事，能讲吗？

贾：那件事我伤心过一段时间，甚至感觉有点寒心，我哭了。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单位要求献血。那些年过日子就是两、三天给我１０元钱，下班后买菜回来带菜回家。那天早起，他说：“给你１０块钱，下班后带菜回来。”我说：“今天不能带菜也不要钱了，你自己买吧，我今天得去献血。”我献血被排在前头，献完后，单位说，如果等单位送你回家的话，还要等一个小时，献血人很多，不能单独送你。我一想，头一天没有吃饭，早上也没有吃，而且也１２点了，又累又饿，那我自己走吧。由于我兜里没有钱，我跟单位领导借了５元钱自己坐车回来了（从地铁回来），因为离我家很远。又累又饿，又在车上站了一道，头一天也没有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早上没有吃东西。走到卖熟食的商店，想起领导说的话，回去多吃点肝，补补血。我站在卖肝的店前，看了半天，掏不出来买块肝的钱，回来后，我觉得自己可怜，非常难过。我就想，挣了那么多年的钱，献血了，自己连块肝也买不起。单位给补贴，但得等上班后才给。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我就回到家中，我以为丈夫会给我做点好吃的补一补，但什么也没有做，他给我做的白菜煮面条，热了块馒头。他说，累了吧，吃饭吧。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觉得自己很委屈。当时就有点生气，我对他说：“不吃，不想吃。”后来他一直说：“吃吧吃吧，吃完了睡觉吧。”我将就着吃了一点面条，我哭了，人家都说回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没怎么吃，心里别扭，也睡不着觉，那时我发誓，不再把钱全给他，自己要存点，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自己能买得起，发誓不只把工资给他，每个月留下一点奖金。但习惯了把钱都给他，全都过日子了。把钱全给他都不够，我再扣点他就更不够了。到年底时，给他买点衣物或是给儿子买衣物，或给家里添点东西，钱还是为他们花了。但特别高兴，通过自己抗争有了拥有钱的权力，我得自己做主，自己给自己买点什么，但一直也没有这样做过。有时单位一起出去玩或是照个相，我都没有件像样的衣服。

路：我了解你，就是因为你总穿别人的衣服。

贾：因为单位都知道我困难，每次向灾区捐衣服时，单位都说：“贾，你来先挑几件。”我的衣服都是从那里来的。原来，贺大姐经常到我单位玩，她知道我的情况。她给我来信，曾对我说过：贾，不能再穿别人的破衣服了，自己心疼自己，给自己买几件衣服，老何不在家了，有点富余了，费用也少了，你不是为了自己怎么样，一定在警察面前很自信、高傲、优雅，不能再穿破破烂让人看不起，我们都是高贵的人。后来我也意识到不能再那样了，这种遭遇，人家很另眼看你，自己穿的破烂，人家看不起。慢慢的我自己买了几件衣服，我觉得丈夫坐牢后，我生活宽裕点了，自己也能穿件买的衣服了，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刚开始我还很内疚，丈夫坐牢后，瞎讲究什么呀？

路：听你说到这，那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贾：是吧，至少我不再天天紧张了，他在家十几年吧，我天天紧张，总怕他出事，甚至下班后我看到警车在家附近，我就害怕是来抓他的，赶紧骑车回家，这么多年舍不得吃，舍不喝是小事，精神压力特别大，晚上睡着睡着，突然有电话来了，不知是要抓他的，还是某某出事了，还是采访的，很少踏踏实实睡过觉。他被抓进去后，虽然他关在狱中，但我没有那种紧张感了，随时抓他呀，抄家。现在他坐牢了，相对来讲，我倒踏实了。昨天严正学来说：“贾，你胖了。”一个是我习惯这种生活，我不每天紧张了，吃不好睡不好了，起码他在里面，我知道人在哪里，他有得吃有得喝，只要他正常来信，我知道他没有危险。他走后，我们开销少多了，现在每个月他要求给１２０元，以前家里光电话费就不止３００元，何况他的生活开销，或是帮助别人呀，他被抓后，我倒不困难了，这是实话，不感觉有压力很大了。一个是朋友也有帮助的，主要是开销小，不再担心这个月不够，那个月不够了。那时能买一元钱就不买二元的菜，贵的菜也不买，只要便宜，我们现在吃的也很少了。他在家时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买过衣服，现在如果富余了，我还可以买件衣服。同事知道我困难，同事们帮助我砍价。起码我敢买件衣服了，因为我兜有３０、５０元钱了。

路：现在自己有玩的时间了，与朋友见面也多了？

贾：那时下班只顾家里，就怕他出事。下班就往家跑，现在他坐牢了，我有时间我能去朋友家看看呀，去爬爬山，逛街都有时间了，主要是孩子大了住校了，家里没什么负担了，我忘记了与谁说过，我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吧，相对是比较幸福的了，虽然丈夫被抓了，我不应该这么说，但这是实际情况。有人问我：“贾，你很痛苦，很难吗？”其实我并不难，我不再发愁，不再有经济方面压力，我不再担心丈夫被抓，被抄家呀，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主要是警察的骚扰，其他没有什么。丈夫在家时，我只是多一笔开销、多做一个人的饭，多洗一个人的衣服。无非就这些，他也不帮助我做什么事情。

路：那他大量的时间在做什么？

贾：他大量时间在看社会的动态、国际社会的相关信息。也看书写东西，总感觉他挺忙碌，没有时间做家务或是帮助我做点什么事情，如果你让他干点什么，他会烦。总觉的我在麻烦他。

路：你有多少美好的回忆？在你与他的生活中？

贾：就是他在得乙肝后，我劝他去锻炼，与他一起在玉渊潭公园一起慢跑时，感觉像在谈恋爱一样美好。刚开始时我跑不动，他总是鼓励我慢慢跑，坚持再坚持等，我本来是陪他的，后来倒成了他陪我跑步。这件事我印象最深，且常常想起。自从他被抓走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公园。

路：他给你买过礼物没有？

贾：有过一次，他与儿子去商场给我买回来一件粉红色羽绒服。我儿子总说：“我妈妈没有棉衣，身上的太破旧了。”那次我很高兴，只要穿上大衣我就会对别人说：“这是我儿子与丈夫一起给我买的。”是惟一的礼物。

路：那你的结婚纪念日，或是生日是否给你庆祝一下？或是一起渡过？

贾：没有，结婚２０年了，他没有因此给我买过礼物。没有买过共同纪念品，也没有庆祝过。记得有一次，我的生日他忘记了，他可能从没有记过我的生日，我下晚班回家，他让我喝玉米面粥，我坚持不喝，他问我为什么？就剩一碗了，你喝了就可以刷锅了。我哭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不给我过生日我不怨你，但是，你不能逼着我喝剩粥。”

路：我记得你讲过买项链的故事，能讲一讲吗？

贾：多年前，我有一个同事说：“贾，你这么困难，我这里有２００元卡，给自己买个礼物。”正好老何在家，我就对他说：“你陪我去吧，选个礼物给我。”到那里一看，他说：“贾，你不是想要个项链吗？这么多年也没有给你买过。我给你买得起，不就是１００元钱吗？”他到那看了看说：“走吧，以后等我有钱再说吧。”我说：“为什么呀？”我就近一看，原来都近１０００元。那是惟一的一次提出给我买礼物，但成了空话。我跟他说：“这钱不给你们用，你们自己有办公经费。要是不给我买，你就自己买个衣服或是鞋之类的。”那次的２００元钱，他买了办公复印纸，笔，尺子。后来我特别生气，再也不与他逛商场了。

路：那他有没有给你买过衣服？生日蛋糕、鲜花之类的？

贾：没有。想起来了，有过一次。惟一有过一次，他的大衣是结婚时我给他买的，我没有新大衣，我一直穿着一件旧大衣，一件非常老款衣服，是文革时期的大衣。刚才说过，那次他与儿子给我买过一件粉红的羽绒服，粉红粉红的，他俩给我打气，都说好看好看，我有些不好意思穿，因为岁数大了，但那是儿子给他建议的，儿子说：“别人的妈妈穿的非常漂亮，应该给我妈妈买一件大衣。”

路：你觉得过这样的日子苦吗？

贾：在你问我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我吧这个人，我在娘家时也很苦。同事们也觉得我很困难。那时我的钱全交给老何，因为和婆婆一起过，我老觉家里的钱不富裕，日子不够过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家里应该用多少钱，月月空。他帮助这朋友、那个家属，从不告诉我。我买菜就再与他要钱。我也不管家里的钱。

路：那你同意他把钱给了别人吗？

贾：我以前不知道，后来他坐牢后，别人来我家看望时，告诉我说，老何帮助过他们，给过他们钱，我才知道钱去哪了。

路：现在你知道了，埋怨他吗？

贾：这么多年，日子一直很穷，我老觉得自己挣的钱太少，满足不了家里的需要，我家的钱从来也没有剩余，老感觉是自己挣的少，所以老何也很难。我也知道，偶尔他帮助一点，他去看看某某的家属，看看小孩呀，我认为这很正常。我认为这是应该的。

路：那你现在埋怨他吗？他不告诉你每一笔钱去了哪里？至少他应该与你商量？

贾：我相信他做的都是善良的事，也没有瞎花钱吃喝玩乐，他帮助的都是最苦难的人。丈夫被判刑后，我亲身经历过，甚至妻子们因为请律师没有钱，我知道很难。我现在想，我甚至盟发妻子们应该互相帮助这个念头。妻子们，真的很难，一方面要承受精神压力，还有生活压力，还要抚养孩子、老人，还有狱中的丈夫。一些妻子的娘家是农民，没有收入，生活很难，还要帮助婆家，实在是太难，所以我能理解丈夫，他做的没有错，尽管为此我们过了二十年的清贫生活，我不应该埋怨他。像李珊娜那样的，为了给丈夫交律师费要卖肾，虽然没有实施，但当时确实很难。为妻子们办互助会的事情，我觉的应该下决心办这件事情。后来，我也曾经拿出钱来帮助过她们。

路：除了这些物质贫穷外，精神上富有吗？比如我了解你这么多，你丈夫了解你吗？

贾：在他被关之前，我也没想过，他坐牢后，我有时间有机会看看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有时也想想人家是一辈子，我也是一辈子，同事们在一起，同事们经常说：“丈夫给我买了生日项链呀，带着出去旅游呀，买手饰、羊毛衫呀，买汽车、装修房子。”女人在一起就谈论这些东西。我就这么想，我这一辈子，谁给过我东西呀，就连自己也没有想过要给自己这些东西，嫁给这么一个人图什么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三八这样写过：丈夫为了他自己的理念、追求，去坐牢、去呼喊、去抗争，而妻子为了什么呀？只是为了她的丈夫。我文章的题目是《心牢中的妻子》。丈夫坐牢，妻子也是在坐牢，是监外的严管犯，他被警察看着，我也被看着，他不能随便探视，我的亲朋好友也不能到家来看望。他在牢里睁开眼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一会晚上吃什么，哪天盼着妻子来看我给我带这带那。而妻子每天面对的是赶紧去上班，挣钱过日子，婆婆得吃饭，儿子得上学。警察哪天又来看着了，又要怎样面对他们，没钱了怎么办，哪天要下岗。妻子比丈夫付出的多得多，他不用想明天怎么办，而妻子就得想一家人今后的生活，我总觉的老何不想明天怎么办。

路：你们之间真正的平等吗？

贾：我们担当的角色不一样。

路：你对你丈夫满意吗？生活在一起幸福吗？我深深的知道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贾：老何也不容易，他平时也是很苦的，从来不讲究吃、穿，自己舍不得花钱，每天骑着一辆很破的自行车。至于幸福吗，我想，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愉快就是幸福吧。我没有想过。

路：那你们从来就没有过分岐吗？

贾：在我眼里吧，我总把他和我的儿子一样看待，这是实话。在生活上，我像个妈或是大姐一样照顾他们爷俩。有时我也会发脾气，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他大部分的活动，我也很少去问，我也不大知道。他认为我知道太多，对我并不好，怕影响我，毕竟是他们组织的事。一般生活上不会有大的分岐，老何在生活上要求不高，你买什么衣服他就穿，他也不知道要，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我们两口子在生活上很低调，我们也不追求高档家居或是时装，出去旅游，外出很少，他也不大管家里的事。有时也出去吃饭但很少，在儿子小时去过一次吃饭，因为从来没有出去吃过。儿子不进去，好容易进去了吧，儿子不点菜。那一次也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在外面吃，我也没有点过菜。那次是我们全家逛书市，回来时已经下午２点钟多，如果回家现买现做就得３、４点钟才能吃上午饭，我强调在外面吃点凑合得了，他不太乐意，我说：“那你做饭，我不做，我累了。”他没有办法就同意了。共要了三个菜，近２０块多块钱。后来，他总是埋怨我：“瞎点，花那么多钱，咱们不用吃那么贵的菜。”最后我生气了，说那我们再也不在外面吃了。果然，我们很多年不到外面吃饭了。

路：是你记忆中仅存的一次全家人外出吃饭吗？

贾：是，以后三口在外面吃饭就再也没有了。主要是他舍不得，他那点钱，可以给别的家属呀，他的朋友、党员呀，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没有工作的，没有收入。这些人都很穷。那时他有工作，所以总拿出钱来照顾别人，帮助那些坐过牢的人呀。后来在他的信里说，我们十九年里，虽然清贫，但我们精神上是幸福的。有一次民主党在我家开会，他们党的主席徐文立回家后对他的妻子说，没有想到小贾的生活那么清贫，全是旧家具，都是结婚时自己打的家具。不是一种木头，颜色有深有浅。我家的床是当时花４０块钱买来的。现在一般的家庭已经没有这样的家具了，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吧，很少去别人家串门，不知别人家发生了什么，我们一直很满足。来过我家的人都说，你家怎么这么穷呀。

路：你觉得你很爱他吗？想没有想过离婚？

贾：很难说，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爱，但我觉得他在最困难时不能抛弃他。我也深深的知道如果离婚，我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好一些，但我会内疚，良心会受到谴责。警察、单位领导、街道干部，都曾劝过我离婚，而且有的同事、同学是在老何出事前提到过。我认为与老何还行，没想过离婚。婆婆也曾经这样说过我：“都是你惯的他，你跟他离婚呀。”婆婆认为我用这种方法可以改变他，但是我从没有对老何说过。

路：你觉得他对你一生重要吗？

贾：他在我生命中很重要，可以说他影响了我一生，也许我在他心目中不重要。但我想，我可能一生都是为他做的，任何时候都是以他为主，我自己的事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他改变我的性格，生活，我的爱好，还有人生理念。如今走过大半生了，他早成为我思想理念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也是如此，好像大部分就是在为他而存在。

路：你觉得丈夫关心你吗？他知道你渴望的生活吗？他知道你的想法吗？

贾：我觉得他不知道，我从没有提出过要这个、要那个。我知道家里穷，提也没用，因为没有，有时你跟他说，你看谁谁给妻子买个裙子，你也不说句话，他就说：“你去买呀，咱家的钱你拿着去买裙子。”但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了，下半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没有了，虽然我没有与他谈过要求，但在他想法中，我不应该有这个要求吧，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我有这个要求。他从不说：“贾，你看谁谁穿着衣服好看，你去买一件吧。”

路：你有没有被丈夫忽略的感觉？

贾：有呀！有时也争论。如果他拿着钱帮助谁了，比如春节前如果慰问家属金没有到，他就拿自己家里的生活费去帮助别人。但是他从没有想过，如果家里没有钱了，春节怎么过呀。我有时也与他争论过，他说：“人家需要。”我说：“何德普我也需要，我也想买个鞋去或是衣服。”他回答说：“那些人比咱们困难。”我觉得你跟他吵没有用，吵也改变不了他，只能是夫妻间关系越来越恶化，在我心目中，他宁肯离婚也不放弃他的事业或改变他的做法。

路：你心甘情愿过这种生活吗？

贾：心甘情愿过这种日子，没有一个人心甘情愿过这种日子，但我没有想过离婚，我比较保守，我觉得不光彩。我没有办法也改变不了他。哪个女人不想买些护肤霜，保湿的，防晒的，或是好一点的内衣，谁没有想过这呀，谁不愿意这样呀，我坚信每个女人都想过。就是现实生活不允许，就忍着，那些年夏天，我被晒的皮肤起泡，买副手套草帽，都舍不得，一直骑他的旧男车。因为骑男式车，十几年我都不能穿裙子。后来，９９年我发誓买个女车，穿裙子。当时，正好我单位给了一笔钱，３００元多元吧，买了一个女车并给自己买了一条裙子，永久牌的女车。但是，我骑了２９天，去看贺大姐病时，我给她送点红糖还有粥，一个小时后就丢了。她帮我分析，可能是被公安局偷了或是抢了。因为他家常年有警察看守。他们不愿意我去她家。那条裙子就一直没有穿过。后来他被抓走后，２００４年我又买了个旧的车，终于骑上女车，我都快５０岁了，才穿上裙子。去年秋天，我的同事给挑的，在复兴商业城，花了５０元，我没有穿几天就秋天，天凉了。今年我一定穿上。我想今年我一定穿上裙子，但我当时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家里买不起，当时并不觉的痛苦，我总想以后有钱了再买。

路：这种希望你放在谁的身上，丈夫、孩子还是自己？

贾：都有吧，我想家里终究会有机会，不会老这么穷。慢慢就会有钱了，现在，我终于骑上了女车，虽然是一辆旧车，但是，我还是很满足。

路：你想过没有嫁给他这样的人，你将会为此付出多少？

贾：这么多年没有想过更没有计算过，所有的付出是自然而然，不管多少我都能承受，没有想过不应该付出，或是付出的太多了。一直心里很平静，没想过他会回报我，或是他大红大紫过。我曾经对他说过，也许我能与你共苦，但不一定能共甜。

路：就家庭而言，你有什么要建议给丈夫或是男士们的吗？

贾：想对男士们或是已经做了丈夫的男士讲，多关注身边的妻子，给她们温暖。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对妻子都是很重要的。丈夫是妻子的天，丈夫出了事，就是妻子的天塌了。

路：你想像过没有，等老何出来后你的生活会如何？

贾：还有五年之久，我还没未想过，生活中的事情太多，来不及想呢。

路：我问你这么多婚姻家庭的事情，与丈夫的观点一定会所不同吗，你担心他反对你或是生气吗？

贾：他也许一直感觉对我挺好的，或是感觉我们彼此恩爱，但是在这么多苦难面前，或者说由于他的追求所带来的这一切，我惟一的感受里主要是负担与困难。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感受，我不担心。他自己最近也想了很多，在给我的来信中讲到：“贾，我们不像夫妻，而像战友或是朋友，我们少私爱。还说，我们把爱聚积起来一起献给苦难中的人们。”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关系，但大部分生活里我就是苦难中的一员。

路：最后你最想说点什么？想对谁说？

贾：我想说的是，盼望中国尽早走向民主社会，实现丈夫的理想，也是大多数公民共同的诉求。不但我们的家庭免于苦难，其他的家庭也不再遭受我们这样的不幸。我想对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说，这些需要大家的努力与付出。（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