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初，我曾回我的老家调查正在进行的村委会选举。之后还没等我把资料整理出来，我便被捕，所有资料也被当局抄走，至今未还。在那次对村委会选举的调查中，我了解到了有关村委会选举及村级政权运作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太石村事件中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

当年我的老家进行的那次村委会选举连续进行了三次，前后历时超过了3个月的时间。头两次失败的原因相同，都是因为参与投票的村民比例不足。我回家调查的时候，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还记得那次回家后我特意到村子西南的一块小空地上去，因为那里经常聚着村子里的一些老人。父亲说，聚在那里的那些老人们非常热心讨论村委会选举的问题。那天人们见到我时都显得很兴奋，因为人们知道我是个“笔杆子”，平时与他们拉家常时又总是透出对当前政治的不满，所以，很对那些老人们看不惯现状的胃口，于是老人们便自动的向我诉起这村委会选举的“苦”来。

一位张姓老人是他们中最有头脑的，所以，老人们的发言也便以他为主。他说：“这些个东西（老人指镇里来“指导”选举的工作人员），他跟人们说的是自由选举，他又给人们圈出候选人来，不让人们自己定候选人，都还是原来村委会的那一帮子，这不过就是他娘的走个形式。他既然是走形式，老子才不侍候他呢！”

旁边另一位老人对我说：“告诉你个事吧，那天选举的时候，松林哥（即张姓老人）当着镇里那个干部的面就是这么说的。那个家伙急了，说话别提多难听了。大伙也急了，想揍他，他吓得跑了！”

当天晚上，我买了一些肉、菜，又买了几瓶酒，在二哥家里请几位当时正在村里管事的老乡座谈。我在村子里辈份大，而且又是在外面混事的，平时回村来颇受尊重。所以，那些人接到我的邀请，都紧着跑到二哥的家里。（当然，那几瓶酒也可能有一些作用。）他们中有当时的村长、副村长，还有一个是会计。一边喝酒，一边聊起这选举的事。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真他娘的憋心，把俺们推到浪尖上去了。其实俺们算个什么呀，说来说去，还不就是镇上的狗腿子。而且，俺们说了还不算！就说村里吧，上面还有个支书哩，人家才是村里的一把手，什么事还是他说了算，那是人家上面任命的。到了村长这里，非弄个选举，选，选个屁！都是走形式，又不敢跟老百姓明挑。这可好，把他们推出去，做什么候选人，不过就是用俺们用顺了，怕用个新人用不顺罢了。”

我说：“按说这选举出来的村长是必须要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的。而从目前的情况看，他要想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实质上就要对抗镇上的利益，比如乱收费，他应该代表村里的父老乡亲与镇里交涉。我们假定这次选不上你们，真是由全村乡亲选出个来，不管是谁，他能做到这点不。”

他们大笑！说：“唉，别想那事，我看咱们刘站村出不来那么一个好人。为什么哩？因为共产党不说理。你想想吧，他们什么时候说过理啊。你要是跟他对着干，那么好，你的村长当不了几天，保准免你。所以，到头来，谁当村长都要和镇上合作。不合作不行！”

为了印证我这几位老乡的观点，我在从村子里回来后又和一位当时正在乡镇任职的朋友聊起此事。我问他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即民选的村长会否与镇上对抗。他听了我的问题后大笑。他说：“那不可能。他傻啊，跟镇上对抗。别说那样一来他就当不成村长了，就说他从镇上那里得到的好处就让他跟镇上对抗不起来。至于这些好处，我跟你只说一点，每次镇上收各种税费，都是打着埋伏的，为得是什么？就为得给他们这些村干部弄点提成。别小看这个提成，在农村里来讲，不能算小数目。这样一来二去，村里的干部早就和镇上穿一条裤子了，哪里会有什么对抗！”

通过这样一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农村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村民通过选举为自己争取权力与上层权力的形成有着本质上的冲突——这个所谓的“上层权力”其实最终就是表现为中央政府的权力。村民通过选举争取的是民主的权力，而上层权力的形成靠得是专制力量。民主的权力要求公正廉洁、公开透明，而专制的权力则正好相反。不幸的是，村民们的民主权力是非常弱小的，是没有任何强制力为后盾的，而上层权力恰恰十分强大。这个强大的上层权力不仅不会给予村民们的民主权力以保护，且会因为利益的因素而想方设法地腐化、甚至会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去剥夺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我们的国民还没有获得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时——还没有决定最高权力的权力时，想象他们会获得管理一个村子的权力也是不可能的。说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温家宝先生给人们描述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规划——他们能管好一个村子，就能管好一个国家。

所以，太石村事件所反映的不是太石村的问题，不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不要幻想在国家被专制制度控制的时候，在农村居然还可以实行民主吧，那是专制力量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由太石村事件我们应该反思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而不是仅仅去为农民、为一个村子争取权利。（当然，这样的行为还是极高尚的。）因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自然不会有什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