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18岁，那一年我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上学，是生平第一次参加选举。

学院教务处老师牵着我们到戒备森严的投票处去投票，我欣慰自己已长大成人，因为红色的“选民榜”上我看到了自已的名字。

接着被推进了投票行列，排队走到划票台，拿到了选票，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塞给我一支笔,指着让我在等额选候选人名字下划勾，我故作茫然，转过身就把自已的名字写进选票，把票塞进票箱。三天后，教导主任喊我到办公室，训斥我搞恶作剧是破坏选举。

自此之后，每到选举的年份我总把选票撕掉，我不愿被人牵着鼻子投下这“庄严”的一票！

1993年，我和女儿严颖鸿早已加盟“城市部落”，成为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一员。那年春天，阴差阳错地被故乡父老推举成“民选的人大代表”，接着椒江（现台州）市“人大”来电北京，让我回乡参加两会被我拒绝，我不愿被人牵着鼻子作举手机器！

2001年，我落户北京回龙观“天慧园”小区，目睹警察、城管开道，政府、物业操纵选举“业主委员会”。我当即贴出了：我们“无权”选总统，我们“无权”选市长，但我们有权选举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抗议红色党委会的黑箱操作。我不愿被人牵着鼻子去做党国顺民！

2005年，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换届选举，开始我没有大在意，一是，由于认识惯性；二是，常奔走天涯，无心关注；三是，电脑常遭党国黑客光顾被屏敞。至2005年10月14日才打开我homail信箱，一看积压信件达300多封。急忙给友人回复，参与联署推选笔会理事候选人，化了整整一天看完笔会资讯。进入参选状态，我觉得：笔会选举是我生平经历最透明、最公开、最民主的选举！我满怀信心参与，投好我有生以来最神圣、庄严的一票，我预祝选举成功！

我是个画家，我全家四人都从事绘画。（女严颖鸿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央美院助教班；子严一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院研究生），鉴于黄贝岭先生最近在“笔会筹资的讨论文章”上提到：“可以动员画家严正学捐画义卖筹钱。”所以我回应：表示可以无条件为笔会筹经费捐作品，还可以动员我的女儿和儿子捐画。

10.19.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