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日本近来危机重重。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都是悬在我们两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历史上的冤家对头，谁是最后的赢家，谁是最后的输家，有没有双赢或者双输的可能性，已经是众说纷纭，不得要领。

不久前又恰逢纪念二战胜利。纪念者心怀各念，上面握手言欢，下面各自动作。

一个常言所谓谁会笑到最后的问题，伏在台面以下。

这个问题其实坦率而言，就是，中国，日本，谁是胜利者，抑或，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成为悬案。

而面对历史，究竟中国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抑或兼而有之，确实值得深思。

按照一个通常的推论，老蒋也好，老毛也好，其最终的出路，是国际之干预。老蒋1945年之胜利，是国人之胜利乎？不是。是原子弹和攻克柏林。虽然，老蒋在重要主要战场上的对日阻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料到抗战胜利之突然。北上运兵，是依靠美国的飞机舰船。成为战史上美国人空前绝后之举。

老毛之抗战，就更是滑稽了。此说巨多，无赘。最后是，他来感谢日本人。

但是老毛跳出这个国际大格局了吗？没有。他捆在苏联的战车上了。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没有胜利，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制造一个比日本人还剧烈残暴的统治。

这个说法很前卫。

这个说法一不小心，就滑到汪精卫主义者那里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统治是不是要比毛主义来得更加常识一些。如香港之英国人和澳门。

但是，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日本战败，取消了帝国宪法，改而造就虚君民主，经济重振，自由兑现，只是留下一个后殖民主义的尾巴，继续朦胧历史。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之胜利，之失败，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国人之事，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事情。用李鸿章先生的话说，以夷制夷，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得不采纳的国策。

这个格局的形成是国人横呈国土，任人宰割之下的一个国策，就是瓜分者由于分赃利益不均，而导致相对遏制的瓜分策略，给中国以一个保全或者半保全中国利益之可能性。

笔者前不久重温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之传统文化的态度。那时的日本文化局面是，福泽（吉谕）共穆勒一色，佛耶与皇道齐飞。福泽吉谕的『劝学篇』谓，“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中村正直则翻译了『论自由』。

其实，严复和中村都翻译了穆勒，但是想日版的宗旨怕不是“群己权界”！

又如唐振常先生写对于吴虞和青木正尔迟一点之通信，往来，则是说，日本人崇尚中国文化，在中日交流呈现反方向的时候，也是有惯力的。一个说法是，中国人是败而不败，胜而不胜的一个文化大染缸。你日本人来了，也要制造一个中国文化正统，被融合于中国文化。

而现在的悖论是，日本西化之现实和中国非西化之现实，不是什么融合的问题，倒是好像各自崛起，互相摩拳擦掌了。可见，融化问题没有解决。

在此意以上，就出现刚才说的，谁笑到最后的问题。也就是，两种体制，两种出路，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

当然了，战争不是体制决定论，但又最终是体制决定论。从历史上看，日本之“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奥秘就是他体制上领先一步。无其他秘诀。希特勒穷兵黩武，也是最终体制不行。至于偶然，是1812年的俄国和法国。所以，战争有时是体制不决定论。还有就是抗美援朝。也是体制不决定论吧？

我们的疑惑是，重温历史，船坚炮利，是不是可以取代体制的优良，还是未定数。意思是，如果中国真的来一个压倒性船坚炮利，体制不改，可以打败日本乎？虽然，一直以来，就有争论。俾斯麦就对李鸿章说，日本改革是胜利的，中国改革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依旧成法，不思政治改革。（萧公权）

二

于是，寻此思路，我们打开三十年代王芸生先生在大公报出版的名动一时，奠定中日关系研究之权威地位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

按照此书出版年代来看，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他做序者张季孪先生的『张序』，说：“九一八以后，国民深感亡国之可危。然中日危局，不自今始，纯由国防武力之观点言，则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固随时可以侵占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其能苟安者，国际均势为之耳。惟自沈变迄今，证明均势之力，亦极微弱，淞沪商埠，且遭蹂躏，天津亦几于破坏，日祸凶猛，至此而极焉。”也是对于国际均势打破的一个忧虑。

而该书成书时间，据王芸老自叙，是从1931年九月到1934年四月。届时，王先生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但是读过此著，你会发现，王芸生纵横捭阖历史之大局面的学者和统领之气魄。

这个历史格局在芸老笔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单元。

一个单元是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突兀之变。这个变化是日本企图打破列强制造瓜分均势和利益均沾之原则，以致引起俄国等其他国家的对日干涉，发生日俄战争，这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中国保持“中立”之怪诞局面于是出现。

此为全书第二个单元。

第三单元为八国联军的侵华和“保华”。这里的保华，主要是说他们的对日干涉，对俄干涉。而芸老对于辛亥之变，中外两方的历史之罪，之祸，之则，都有准确的见地，尤其对于义和团的判断，更是一言中的。他说，“构成中国重大国耻之庚子事变，一般责义和团之无识，实则尚有重大历史前因在。”

这个前因，就是列强瓜分之势态已成，中国则已成其弱势和仇势；和势何在，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料和诉诸理性的。遂王先生并无否认“……造作扶清灭洋之口号，性质全成对外”，引来滔天大祸。

是他总结我们势成历史，势成失败和势成错误的一种历史开端和历史起点。

这和一味谴责义和团与一味肯定西方势力，都是偏执一端，不能有说服力的。

之所以芸老有此说服力，可以见1949年以后人们对义和团之无限肯定，和时隔半个世纪，又有人对义和团之无限否定。

这都和『六十年』不同。

再者，王先生在49年后亦不能“免俗”。他的1977年『修订导言』，就只好偏到党论代史的意识形态大结论、大空洞中去了，如他对待李鸿章之定论为死有余辜类“投降派”，是为例。

而第四个单元，则在那时付之阙如，就是“少了距离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差十二年时间”的中日历史写作。是以后补定的。这个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单元。是因为这个九一八，最终打破各国均势格局，成为一霸独大的侵华之举。

在这煌煌七八卷著作中，统领全书之历史人物该由何人所属，王芸生一言蔽之，“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史，李鸿章一人担任其前半部。鸿章以狮子搏兔之力，不能安顿一朝鲜问题，由今日之眼光视之，其外交政策只局于弥缝补苴之牵制政策，而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

笔者亦尤其感兴趣这个李鸿章。细阅其书，芸老泼墨于兹，也对李之披露不遗余力。

比如，他写马关条约之签订的前前后后，辑录李鸿章到达马关后五次和日本国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对话。

这个对话当然不是书中辑录对话之唯一一种。以后尚有多种。

只此对话的阅读，就可以看见几种层面的历史和现实兼而有之之信息源。

这些对话说明，一，是李鸿章的心态。他的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

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对于他在甲午战败后，依然高论全球化和中日世界格局地位看法。

他以一介丧权辱国之臣之身，如何和胜者讨价还价，心高位尊，而实则卑下含辱，羞怨难当之处境。

二，当然是可见伊藤博文之心态。

他的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在周全之下的凶恶与傲慢，贪婪和无耻。

他的对于日本事务的看法。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在战胜后如何比较中国，日本，西方。他屡屡谈到日本比之西方之贫弱和不足。

就是，他如何以一步不让的态度，对待他非常尊敬之中堂大人。他也是心高位尊，但是，这个心如何可以和李的心一般而论，他的羞辱对象，在李鸿章面前好像并不存在；但是对于李经芳等次臣的肆无忌惮的威胁和羞辱，就显示了一个倭寇的气焰和霸道。

三

1

第一次对话，是在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后，从他下榻的旅船上乘船登岸赴“会议公所”进行谈判。伊藤及外相陆奥宗光前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他们在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属于两个人，两个国家之间龃齬，遭遇尚未完全来开大幕之际。而今天，事隔十年，两人见面，已是敌国，敌人；而伊藤自然是暗自窃喜，却故意不露声色。在谈后敕书英文，日文及中文翻译文本处理问题后，伊藤言及经过战争，中日两个国家“永远修好”的许诺和期望。虚伪之至。而被日本人称之为“一个人物”之李，要如何答对呢？

李，于是说了一通高论。

他的讲话看似外交词令，却也不乏一些“政治学”和“改革论”的味道。

李说，“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近邻，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这个看法当然是堂皇之论。一下子好像，只是好像把自己，把中国人摆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战败者要超越胜败而论胜败者，这论点高是不高呢？

日本受欧美欺负，也是“失之欧洲”，但是，问题是他们很快就“脱亚入欧”了。田中『奏折』的叫嚣和前此李的和平论风马牛也。

而伊藤如何答复呢？

伊藤说，“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说，“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于是，伊藤说了一些“天道无亲，惟德是亲”的“正确”之论。

看来，伊藤是看了一些中国典籍了。他的亲，他的德，很有点他的根据。就是所谓“优胜劣败”，或者“和魂洋才”吧！

这个关于中国改革之必须的看法，从李鸿章谈到伊藤博文，也算是百年长谈了。而李鸿章眼睛里，其实只是看到“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的前半段，就是兵将西法。各项政治，他看见了，也是视而不见。不止是他，孙中山，汪精卫，梁启超，不是也在探讨这些问题吗？

虽然章太炎说，“民智不开，革命开之”；但是“革命”对于民智，未开之，就堵死了，说是新启蒙。看来，民智之开，还是要“民主”之开。这是后话。

而在日本方面，其实民主也是打了折扣的。一部帝国宪法，规定了皇上的“无责答制”，就是说，皇上是不受约规的。但是，这个皇上和西法并行，也还是“各项政治，日新月盛。”中国没有西法，或者后行西法，要新政，要训政，就不赶趟了。

现在的中国没有逃出李伊之争论，还在看我政治是不是“日新月盛”。这也是后话。

在仔细讨论中国之割地赔款之前，李鸿章还是和伊藤继续他们的谈话。这时候，谈话进了一步。

在讨论李一行是否上岸居宿时候，他们又互通年龄。伊藤五十五，陆奥五十二，李则七十三。

伊藤们说及日华人民治理问题，说华民易治，日人不易。“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于是他们谈及中国之督察院裁撤问题。

伊藤谓，“贵国必须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云云。

最后，又谈到封建问题；相对责任问题；地方与中央主权分配，责任管理问题。遂结束。

于是，这样看来，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间，搭起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虽其本质，是要说谁为刀殂、谁为鱼肉之问题，但是的确，何以他为刀殂，我为鱼肉，确乎为二人论及，其根据，背景，因由，的确是一个改革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问题。

这个对话做为开场白，倒也体面，倒也深邃，倒也庄重。只是以后，涉及到中国要横下身子任凭宰割的时候，李的气魄和胆识，就更加重要了。

2

时隔月余，李，伊二人再次谈判。王芸生在铺叙此次谈判前，交待伊藤对于中国方面要求“停战”的复文，诡称日本军队应该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且停战期间，军费应由清政府支补。这本是日军未占之地。李当然极力反对。一方说，占领是“险要为质，方不吃亏”（伊藤语）；一方是“不议停战，和约何出”（李）。

于是，在是否停战，然后议和问题上，双方各执黑白，互不相让。这个悬案，还是因为李鸿章在日被刺以后，日方方才决定同意停战。这一方面是出于国际间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人出于对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尊重，伊藤当然是放入这个因素的。这次谈话李鸿章在大前提很羞辱的情形下，坚持一个“停战”之小前提，也未得伊藤同意；只是在他付出血肉之残的时候，伊藤才态度改变。而仔细看看他们的唇枪舌剑，你往我来，也可以知道伊藤的逻辑和李鸿章的道理。

在据理说明停战和占领的荒诞关系时，李相继推出几个理由。一是，“三处华兵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

伊云，两军可定相距之界。

二是，李云，天津衙门甚多，官将如何？

伊云，不便细云。

伊云，“停战公例，分别两种：一种是一律停战；一则惟议数处停战。中堂所拟，一律停战也。”

三是，李云，“可否先议那几处停战？”

又说，“……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管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情？”

伊藤没有进入李设置的人情主义嵌套，他只是说，两国相争，各为其主。

然而李鸿章在铁硬不阿的伊藤面前也是老谋无算，一切落空。

双方改换话题。

伊藤说，如不停战，何妨先议和款。

李又大讲了一通“中日和好”的大道理。再接下来谈停战和议和两个问题的关系。

李云，“停战之款既难应允，且无别种办法，姑讲和款。”

伊云，“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抑或拟复，声明不能应允？”

李云，“如此语气，尚未定准。贵大臣不云和款已备乎？”

伊云，“但看中堂复文如何？”

说是李要再商酌。

几日可复，又成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李当日将会议内容电达总理衙门。光绪得知，“为之动容”。遂派员赴各国使馆商议。且决定“必不得已，或故允停战期内认给军费……”。但是，李鸿章“未露此意”。说明李的心理还是得不让者且不让。也是大伤害中留个小不伤害，大屈辱前得个小强硬，而已。此时，日舰已在大沽海面游弋，以示压力。李说，“如此要挟，已见发端，恐难就范。”

3

事隔三日，在现在成为举世景点之春帆楼，中日代表举行第三次谈判。

有作者就春帆楼的历史现状做过文字记述。现谨录几段，以辟背景。

“春帆楼在临海的一处小山坡上，掩映在浓密的树木之中。虽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阔大，却也有些凌空而飞之势。原楼已毁，在原址上复原的是一座两层木结构小楼，没有中国式的雕梁画柱，却有日本式的素雅简明。旁边是一座新建的规模颇大的高级宾馆，亦以“春帆楼”名之。在我看来，恐怕是冒名的“李鬼”吧。而在中间之小小的空地上，左手边是一古气深深之碑石，有青铜的颜色。其篆书名曰“讲和碑”，碑文全是汉字，全文如下：

　　马关海峡为内海咽喉，以二条水道通往海洋内外，船舶徂徕者无不过此。古有临海馆，今有春帆楼，皆为待远客之所。云楼负山面海，东仰寿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令人不遑应接。闻楼所在，原系阿弥陀寺之墟，丰前人藤野玄洋，获方四百步之地而开医院。其殁后，寡妇某营客馆，缙绅多投于此。甲午之役，六师连胜，清廷震骇，急遽请弭兵。”（余杰） 

在开始的对话中，双方搁置停战条款，直接谈及和款交割问题。说是“请俟明日交阅”（伊藤）。

“明日何时？”（李)

“十点钟可否？”

伊问陆奥光宗。首肯。

李鸿章谈到一个问题。“去岁战端伊始，本大臣苦口劝和，今已迟矣。”

中日争端起始，就有战和两派争执不下。李非主战派。主战派是翁同龢等人。这里牵涉到一个类似后来蒋介石是不是抗战的问题。蒋介石是张季孪所说的“明耻教战”，是要“缓抗”，准备，积蓄力量，就是“卧薪尝胆”，有备而战。以一孱弱之身撞击强大之躯，无异自绝，是那时一种看法。

而李鸿章在甲午战端开启时的态度也是这样。

总而言之，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优势于日本海军。十四年以后，就落后了。他说过，丁汝昌要求买船被拒。说是“时艰款绌，未敢启奏读请。”

光绪二十年，日本海军已经大大胜出中国海军。李鸿章是保持一个保船制敌，不敢轻掷之态度，”以求谅于局外。”

但是对于当时人言所至，更有“杨三已死无困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叫嚣，李也就无可如何。

唐振常先生曾经援引陈保箴的看法，“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则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李公罪矣。”（陈三立）

唐振常说，翁同龢之流是不懂此中实情，“立异以为高”。造就打而必败局面。

当然，这里也没有提及更大的一个胜败前提，就是日本之维新和中国之守旧，是新旧两种势力较逐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段插话。 

李、伊谈起战争如走路，两人间距离日远。李忽然说，你走得再远，“岂能将我国人民灭尽乎？”

伊云，“我国万无此心。” 

他们谈到了台湾割让与岛民反抗问题。（这里再插一句。现在纪念二战。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本来也很矛盾。一说，台湾的现代化和日本人的占领，是齐头两端，是紧密联系的。一说，台湾人的素质是日本教育之结果。三说，基础设施也是日本人奠定的。这一派，遂发展成为亲日派。是绿派。对应之，是说国民党进入台湾以后的败坏，残暴，12·8。蓝派当然不同此见。一说，蓝派的观点是中国主权论——当然主权在台，还是在大陆——不明确。二说，这个主权论，现在是不是应该受到怀疑。有些学者就持有此异议，表示应该受到质疑。因为主权诉诸的对象如果合民意，则主权可存，否则，就不可存。三说，蓝派求助大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陆主权合法性问题。设想共产党和国民党并举选票，局面成何体统？难以预料者是，——如果绿营继续占领多数，那么，他们对待中国民主之问题就变得不好预测。因为台独的根据是日本，不是中国——美国和英国都是民主的，统一乎，不可能。

——民主和民主是不是不敌对，不是绝对的。

——设想如果中国开放民选，民进党如果在大陆民意中拉票，情形会是如何？

大民族主义在民主时代也会有一个惯性运动。这个运动最终会消解绿营的意志。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最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或有可能被民意所接受，在台湾却无回天之力的话，前局还是难以预料。

——国际环境的支持与否，要看日本，美国。

——于是最后成为中国和美国的对抗。

当然，回过头来，在屡次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本土人民和清朝将领对倭寇顽强抗击，是历史的客观，勿庸置疑；但是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第三次谈判以后，发生李鸿章被刺事件。因为李已年迈，子弹未取，镶于颅内。

1895年三月二十九日，中日签订停战条款。

随后，双方进入谈判和约条款，进入如何刀俎，如何鱼肉的实质性对话。

此刻，“立异以为高”者翁同龢们又抛出来一个个“和局必不能成，惟有苦战到底”的叫嚣。

而在李鸿章提出和约草本——说帖以后，伊藤们则以“胜于力而曲于理”的谈判策略，提出只讲事实的办法，对付李鸿章。

于是，双方进入第四次谈判。

四

4

第四次谈判。互相寒暄，尤其是问道李的伤势如何后，很快转入正题。

首先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云，“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说“还请减少”……

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云，要借外债。

伊云，可四十年还清。

又谈到利息待遇。

李比喻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云，“中国启可与孩提并论。”

李中途作个结论，二万万太多，营口，台湾不让。

又谈到“停战”限期将近，可否展期。伊藤说，“如和约已签押，可以展期；否则不能。”

最后谈论日本禁烟，中国禁烟不成。

伊藤走时，李鸿章再请压缩赔款，伊藤笑而摇首：不能再减。

5

王芸生在辑录此一李鸿章所谓伊藤博文之哀的美敦书后，知道中国已无回转余地，只好在更细之节上做做文章，做最后的“磋磨”。遂有第五次，也是最终的一次谈判。

四月十五日。春帆楼。李云他的一再请求让步，伊藤不让；伊云，他实在让无可让。如此再三，再四。本来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两人谈及各在本国地位，处境。伊藤尚言，其处境不如李。讲到议员对其之束。而李谈及满朝一度参其和伊藤交好如何如何。

李说，如此凶狠条约，签之遭骂。

伊藤说，“中国惟中堂一人可担当此任。”

……遂之，李又肯请“再让五千万”；不成，说，“二千万可乎”？

伊藤否。

李说，“贵国所得之地甚多，财源甚广，请从宽处着想，不必专顾目前。”

伊说，“所有财源皆未来事，不能划入现在赔款。”

李说，财源甚长，利益甚漙。

伊藤说，欲开财源，所费必大。

李说，所费愈大，得利愈漙。

谈到中国借款赔款问题。李云，“又要赔款，又要割地，双管齐下，使我太过不去。”

伊云，“此战后之约，非如平日交涉。”

李云，“讲和即当彼此想让，尔办事太狠，才干太大。”

伊云，“此非办事之才，战后之款，不得不尔，如与中堂比，万不能及。”

（当然，李，伊二人之比，不是他们之间由本人做出，而是由后人做出。如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对于二人之比较之文字。其中以梁启超文字最为流传一时。后来，也有许多人对后人之后人之评，再评。这一点，再叙于后。）

如是一番赔款论，以日本人一毛不拔为结果。于是李说，“赔款既不能减，地可稍减乎？”

伊云，两件都不能减。

遂有复谈利息事，中国人土地财产于日界产权事，台湾事，等等。

第二天，在此楼签署和约。

最后决定在烟台换约。

又次日，李鸿章一行于四月十八日自马关登船回国。李至津，称病拒入京。四月二十日，奏报签约经过。

王芸生辑录道，马关条约既换，十七日，清廷明发朱谕，宣布批约。

此谕被成为清廷之罪己诏。

到底，这样一个朝廷还是有过一个东方式的忏悔啊！可是，这个忏悔究竟如何反思其罪，又呈现其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是说，说来说去，还是觉得要“练兵，筹饷”两端。惟堪苦笑哉！

五

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里已经讲出大约在玖拾年代中期，由大陆学者百年因应的，所谓对国人皆可骂之之李鸿章的道义和行止上的“平反”。

而梁的文本，大致框架了一个现在所谓受到历史局限之李鸿章。那么，如果李受到历史局限，伊藤是不是也受到历史局限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谈起。

在今天中日两国之历史现实的诸多争端里，国人对于李的反思，大多是援用任公的看法，说他是一个不思政治改革的御用大臣。这里的反思固然没错。好像俾斯麦等西方列强中思想家和政客们也是这个看法。而梁启超更是把他和一系列古今中外之名人做一比较。而对这些名人的比较中，也很突出地做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比较。而这个比较，还是产生对李的反思，没有产生对伊藤的反思，或者说反思得不到位。

任公说，“……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源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纫补苴，画虎效鼙。而终无成也。”

这里也是褒伊藤贬合肥。

这个看法的意思就是，如果李懂得变法政治，改革清廷，甚至取而代之，那么，窝窝囔囔的悲剧人物李，就一变而为跳出如来佛掌心之超级孙悟空了。可惜，中国人作茧自缚，以成惯习，断难有超越主义之感觉、之思维。

于是，我们可以再设一问。如果历史上存在历史的“如果”；如果李鸿章真的学到了非惟船舰炮利而且旁及政治改革，去掉皇权，抑或虚君以逞的一种大改革方式，中国之命运，是不是会一举突破现成的格局而走向世界，战胜日本，且战胜八国联军呢？

抑或，如果中国人战胜日本，战平日本，今日之中国，有成为何种局面呢？

再接下来说，如果未来之中国，在进行了大改革或者不思改革，却也重蹈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国力，军力，海军一时间强盛过日本的偶然性，加上我们一以贯之的人民战争，人海战术之思想，战胜了日本，世界又将成为何种格局呢？（当然这个设想，几乎是天方夜谈）、

其实，这些设问反而言之，可以用在日本人，日本国身上。

日本国的明治维新，维新在两端。一端，是其宪政思维的实现，一端，是其天皇至高无上的诗意体制的确立。换言之，一则是其内部改革的良性轨道之铺垫，一则是其扩张侵略野心的膨胀。我们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一直以来，就是本此两端在改造自己，也改造世界的。如果说现在的人们，多反思其一，则常常不思其二，反过来也是一样，是反思其二，而不反思其一。

这个意思是，西方的帝国主义逻辑，在历史上演变成为其历史逻辑。西方的历史扩张本身，成为其历史学科的根据。所谓罪孽深重，无法用其今天经过调整的自由主义做为辩护。也就是说，日本的侵略行为本身，造就伊藤博文之流，成为那里的一个所谓“栉风沐雨”的人物，是不能以其内政之治理有方，而辩护其外交之罪，对于中国之侵略的。

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对待中国罪孽深重的西方列强。

反而言之，中国人，又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对外扩张侵犯了华人的利益，而倒过来说，他们一剑两面之一面的自由主义，是一个错误。不能因为历史之罪恶而否定今天，他们那些显然是普世价值的推行。

这一点，唐德刚先生有言在先。他的那本『晚清柒拾年』里，就有过许多这样的提示，想读者也都了解。

关于帝国主义，我们这样出生在大陆的人，一开始当然是从马列主义，主要是从列宁主义来了解的。但是，现在看来，帝国主义，也是一剑两面的。唐教授说过，民主啊，科学啊，就是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虽然现在人们了解民主，也批判卢梭。了解科学，也批判工具主义。

一如张之洞谓，西学之学，要为“西政”，不要为“西艺”；

又如梁启超谓，李，只知洋务，不知国务。

更有人质疑日本人，日本国何以帮助维新派，孙大炮，在他们那里，或者他们在那里，开展一个空间。这个是帝国主义的另一面。

历史上，康南海受到日人帮助。

现在的人们，十几年前，不是也跑到美国大使馆里去等待空间，以时间换得空间吗？

然后，美国政府又冠冕堂皇来晋见国头。

现在的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不是也是说，“两国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段”吗？

这个也许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艺术。

当然，更加深入分析，说帝国主义之本质的，还有他们西方的阿伦特等人。说帝国主义是随着资本输出而行政治输出，推行殖民主义。说是社会中的闲散人等跑到殖民地，就成为统治者，虽然他们是多余的人，但是他们遂产生了认同感，使命感。

我们看到，日本人，日本士兵跑到中国来，真的就有了认同感，使命感，杀人放火，都有认同感，使命感，说是为了“共荣”。

而他们又帮助孙文，帮助其他民主派；以致孙文，也和日本人鬼鬼祟祟，欲沆瀣想勾搭。

这个是悖论，也是同一。当然，伊拉克，海地，是例外了。

“对中层的自己伙伴，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唐德刚）对于上，下层，就不是。

或者，他们对自己国家公民是按理出牌，对待中国人，就不是。

此为一端。

另一端是，做为当时的日本人里，就已经产生不以胜败论英雄的观念。

对于李鸿章之一介失败者，甚至多有哀之而念之的悲悼之歌，悲悼之论的出现，且称呼李是支那人，是大支那人！

原因何在呢？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任务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腥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

日本人遂有自己之生发的历史，开阜的经验，立人的德性，但是，传自华夏一端，不可以否认。所以，他们由此产生对于一个纯正中国人李鸿章的钦佩，就很自然。

王著有一段辑录日本战胜北洋海军，而最后以礼炮鸣响，以护敌船离港之一幕，是惊人皆知的。说明这个民族对于一种抵死精神，樱花精神的崇洋。

这个不是冷血。

伊藤对于李的要求一拒再拒，却说，日本不如西强，没有中心主义，知己知彼，不是“彼其事大主义”——当然后来利令智昏的田中等，是一个堕落。

至于巧言辞领，城府狡狯，却也凿实帮助不了李鸿章的忙。因为李的人情练达，不同于伊藤的实证主义。这是两种思维方式了。

芸老对待李鸿章的看法很深刻。他是历史细说论者，和我们这里的大而无当不同。

他分析道——

“……李鸿章不纳德使列国共保朝鲜之建议，而与伊藤缔结『天津条约』，致种甲午之祸根。迨甲午战后，以三国干涉收回辽东，而旋为俄国所胁，『中俄密约』，铸成大错。俄既有进无已，德，法等国，要求均沾，瓜分势成，外患日烈，遂酿成庚子之祸与日俄战争。此一段历史中，鸿章为其主要之扮演人也！”

时隔四十年余，王写下这样的话，“李鸿章作为一个投降派，只能得到这样的下场——一个卖国贼之死。”王说，中俄交涉中，杨儒拒签降约死于俄京，刘坤一，张之洞亦拒签，而李鸿章被逼签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加上畏洋如虎”羞愧而死。

王芸生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大支那人的！

如果读者对于王芸生这部主要以辑录方式开启和未完成——其第八卷是以后完成——的大著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所记历史资料如，函通，文件，条约，更加引起兴趣的还是那个历史时段，历史事件中参与者，一些历史人物之对话。笔者尤其着重思索和阅读这些对话。而这些对话不止于甲午战期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延及至甲午战后伊藤跑来拜见光绪，也是一景。也交待了做为战胜者的伊藤之复杂的中国心态，中国情结。

甲午后，德国俄国相继干预，且李鸿章亲赴俄京签署中俄密约。适逢此多角较逐之际，1898年春，伊藤博文来京觐见光绪帝。他们的谈话收入此著。

——互致问候后，光绪直言日本改革。“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

伊藤，“过蒙奖誉，万不敢当。臣不过仰体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耳。”

光绪：“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贵愿闻贵爵披沥其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

伊藤：“敬奉谕旨，王大臣如有咨询，臣依实际所见，苟有利于贵国者，必诚心具呈”

光绪：“常于贵国同心协力，永久继续亲密国交，为朕者最为切望者。”

伊藤：“我国天皇陛下之圣意，亦实相同。此心若能普及于两国臣民，则交谊日渐亲密，实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