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及其暴力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着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企图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以和平演变为主的后殖民后冷战时代，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各民族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大都是独裁国家的专利，它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而为独裁者民族主义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其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国家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在现实政治中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在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永远是短暂的，联姻的结果，偶尔会是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这类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大民族”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大革命宣言，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让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其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法兰西沙文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这项原则曾在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的赤诚和武器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所以，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几乎全体通过对奥地利宣战（只有七张反对票）。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正是在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当年3月由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在政治上，继19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1793年第二次革命，公安委员会恐怖政治从1793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指控进行的大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这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要起码处决七人，从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称为一个坟场。”于是，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的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是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看客那兴奋的眼睛，能够俯视广场上的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广场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被砍下的头颅高举示众时，看客们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为“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正是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拿破仑之剑征服了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交椅；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之所以如此，一靠拿破仑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是靠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三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他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骄之言时，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中介便是狂热民族主义：争取卢梭式人民主权的大革命，先把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再变成公安委员会的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各国强化着扩张性民族主义。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的层面。

　　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征服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武力扩张和对内恐怖治国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连续制造出两次世界性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是以洗雪一战之耻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一战失败的耻辱变成了德国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种极端的致幻药来治疗。希特勒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战争哲学就是这种致幻剂，为这个不甘於耻辱和失败的民族注入了歇斯底里的刺激和狂热的激情。希特勒的众多追随者们都相信，他一个人拯救了一个民族，并通过一个民族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明治维新的强国策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二战中日本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为了与西方列强争霸亚洲，建立起以日本太阳旗为轴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从内政方面看，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正是高举扩张性民族主义大旗的军人集团，中止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使军人政治变成了日本的主导力量。

　　野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和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冷战后的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另外，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被共产极权所利用。比如，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的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起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进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

　　所以，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中国，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胁幻想，也是民间相信官方爱国主义幻想的盲目——国力弱小时产生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就将在盲目独裁意志的主导下，走向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

　　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在和平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善恶双刃剑”，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既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2005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