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去世，代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最后告别——这一代以追求个性自由为起点的文化精英，经过“革命和建设”年代成为精神植物人，这一历程本身给这时代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反刍题材。人们不能简单将这一悲剧归因于权力的压制和共产党对生存资源的垄断，因为五四一代人，一直是以“左倾”面目出现在20世纪地平线上的，他们与新政权一直存在某种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也不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然而革命和建设毕竟吞噬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这种惨痛的经历以及年龄上的衰老，逼迫他们晚年在病床上用沉默抗议贾庆林所宣称的那种朋友关系，也抗议自己对这种关系的无能为力。在这些以植物人状态抗议被利用和死亡的双重压力的五四一代人中，巴金无疑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然而不能过于强调巴金在政治上未能“坚持真理，抵抗强权”这一面，这种政论分析方法缺乏历史感，作出这些论断的后代人，按他们的聪明，他们即使经历文革，未必会比巴金一代人表现得更优秀。巴金在批判胡风会议上的表现，以及晚年虽然不能坚持建立“文革博物馆”却坚持不懈地给江泽民写信建立“现代文学馆”，这些事件只能放在他的时代局限中去理解，放在人性的普遍状态中去消解。

至于巴金的文学成就，也许值得人们给予相当程度的敬重，尽管他1949年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但《随想录》给国人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在汉语文学中，作家一直缺乏长篇小说的创作能力和写作意志，现在的所谓作家更乏善可陈（但愿他们懂得为作家这个称号感到羞愧）。在这方面，巴金尤其值得尊重，而他早年的几个长篇，因自由写作而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不过巴金的文学在思想上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受俄国文学气质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过大，而受宗教气质影响过少；第二，仍然在中国儒家和佛教思想的二元世界里寻找出路，在这种世界观中，他打碎了“家”，但在社会和世界上仍然是流亡者。后面这一点是整个五四一代心灵的悲剧，他们离家出走了，然而社会比“家”更残酷。巴金从“家”出来，到自己的家在文革中被打碎，萧姗冤死，展示了一个离家出走、有家难回的生命轮回悲剧，这是这一百年的中国悲剧。家本是人类在这地上安居灵魂最后的避难所，但我们看到，在巴金的世界里，他和国家先后成为打碎这帐篷的凶手，区别仅仅是前者为了个性自由，后者是为了权力自由。巴金的文字没有能力将这一悲剧对象化，但这种力不从心恰恰应该构成巴金之后中国文学的精神主题。

不过巴金在思想上的贡献远不逊色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文革之后，超越“都是四人帮的错”这种思维模式，巴金提出了“讲真话”和“忏悔”等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解构意义。他是否自己做到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这两个命题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令人遗憾的是，“忏悔”问题因为缺乏宗教根据已经沦为后来者的文学表演和互相攻击的石头，而“讲真话”也被恐惧感捉弄得面目全非。

本来，一个民族把“讲真话”上升为道德目标，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在一个受“十诫”传统影响的社会里，“讲真话”不过是常识。但我们必须正视它在中国的意义。一方面，自古以来，“说谎是智慧”这种文化在中国具有结构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文革等政治灾难进一步将不讲真话降低为生存必须和活命策略。

在这种背景之下，主张讲真话甚至被歪曲为“让人当烈士”这种阴谋，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应。事实的真相正相反，恰恰是总有人在这堕落和颠覆的世代逼人把他们当烈士，或者做烈士状，所以我在所有的相关文章都旨在强调：这不是真的。我从不逼迫任何人当烈士，但我主张既然你不是就不要用语言和文字把自己制造成道德人上人和文化李逵。我主张正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目的有三：第一、承认自己不是烈士，承认自己软弱，恰恰是改进的前提，否则就更没希望了；第二、这种诚实正是对真烈士的尊重，所以你要把自己占领的那个高台空出来留给那个标准；第三、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美化自己从而美化这罪恶的时代。

事实上主张“讲真话”丝毫不意味着逼人讲真话，只是说明人应该讲真话，并告诉人什么叫讲真话。讲真话本是“绝对命令”，这意味着我们时代虽然不能彻底做到实话实说，但至少可能给“真话”留一个空间，留一份尊重，而不是高举半真半假的人坐在那最高的位置上。这种“虚心”状态对建立一个“讲真话”的文明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为了掩盖软弱，更是为了捍卫自己“半真之子”却充当“全真道人”这种道德上的贪婪，中国这些年来兴起了一批自我宽容却绝不宽容忏悔呼声的力量，他们联合起来，以“逼人当烈士”为罪状抵挡那些要求正视我们时代精神高度的反省。沿着这种堕落他们继续向下走，结果就是为“讲真话”建立所谓的“底线”，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某位“当代鲁迅”一直主张的：“讲真话应该以不伤害别人为底线”。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是个阴谋，它也说明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糊涂。

人们必须清楚，“讲真话”总的来说是没有底线的，因为“讲真话”本身就是底线，如果你再为这个底线搞一个底线，真话就被颠覆了。特别重要的是，如果讲真话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你就干脆不要讲真话——特别在我们的社会里，讲真话题中之意就是要伤害某些人，虽然伤害别人永远不应该是讲真话的目的。如果你打算不伤害人，就不要讲真话。这种主张深刻代表了汉语思想和中国良心的困境，它把道德完全放在人伦层面，放在人与人的关系架构中。在这种平面结构中，讲真话不是对真理和上帝负责的，乃是为他人服务或“为人民服务”的（实际上是为自己利益服务）。在中国，讲真话没有被当作终极真理问题，反而被歪曲为人际交往方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讲真话永远被“策略化”了，所有今天所谓的道德英雄和自由人士，不过是一些有选择地讲真话的人，谁可以骂，谁要赞美，都清清楚楚；什么时候与批评，批评什么，也都清清楚楚。如何及时和“多数”及“名人”站在一起，他们在这方面简直干得漂亮极了。甚至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也未能免俗。他们要有清晰的“阵营意识”和“派系敏感”，否则，“你会失去朋友了”。这种精英，他们不过是体制外的党内人士，真理永远不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他们也不可能在真理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友谊，不过是一些利益圈子，本着“党同罚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国策随利聚散，谋食分赃。没有原则是他们永远不变的原则。

正因为如此，最伟大最深刻的文化首先将“真”视为是人与神的关系，说谎不是伤害了人，而是背叛了神。所以使徒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还说，“我如今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事实上，按人的本性，人是仇恨真理的，所以如果没有对真理的信仰，没有人愿意得罪人去讲真话。人类是喜悦假话的，自己喜欢也愿意别人去行，而那些说真话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永远被边缘化，除非他站出来向他们划出的“但不伤害别人”的“底线”投降。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公共知识分子，而需要独立知识分子的原因。独立知识分子不以讨好权力也不一讨好人民、朋友、权威为己任，他只求讨真理和上帝的喜悦。讲真话并不是要伤害人，但由于坚持真理客观上伤害了人，独立知识分子就必须怀着喜悦乐的心情承担这种后果。他怕伤害人，但他更怕神的愤怒。

实际上所谓“讲真话不要伤害人”，说穿了并没有那么温情和人道，其主要的忧虑不在于伤害他人，乃在伤害自己。他不是怕伤害别人，乃是怕因为伤害别人结果伤害自己，包括因伤害别人造成自己的利益损失和名誉损失以及追捧者。这种表明宽容的姿态具有深刻的表演性，对于那些搞文学的人来说，它把自己感动了，以为真的“我本善良”，“我最清楚自由主义的真意”。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他们要在别人的肉体和赞美上得荣耀，所以尤其乐于宽容各种黑暗。然而所有这些利他主义精英，从不真正关心别人的心灵，更不关心真理，他宽容别人恰恰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是否有罪，真理是否第一重要。他只在乎“稳定压倒一切”，在这稳定局势里面，他要捞取“互相宽容”、“互相抚慰”给自己或者给彼此带来的那些好处。

从巴金开始，“讲真话”就被视为是一个人伦道德问题，而不是真理问题，这是过去10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局限。今天，这100年已经结束了，但新的时代并没有到来。我们还活着的人，纷纷在道德自欺欺人的气氛中伪善地回避真理问题，然而真理已经亲自到城市的高处呼喊了。在巴金成为植物人这些年代里，真理意识完成了从草根向城市的征服过程。我有理由相信，一个真理的时代已经活化在新世界的地平线上，我们有幸能为这时代做见证。

2005年10月2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