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文学巨匠”的巴金先生走了，他终于解脱了，自由了。

其实，他早已走了，他早已随鲁迅、胡适时代结束而消失，在鲁迅、胡适、陈独秀那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他的生命已变得毫无光泽，他的思想游离于躯体之上。

10月17日，巴金结束了他痛苦不堪的一生，官方公布的消息说：遗体告别仪式将于本月24日下午3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在这一刻，人们告别的不是他的精神和思想，而是一具干瘦的躯壳。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这是巴老留在《随想录》里面一段滚烫的文字，这段文字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努力“讲真话”的文化人无时无刻不在忍受内心痛苦的煎熬。

批胡风求自保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他不仅没有写作的自由，而且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他不得不靠说谎、出买人格而苟且偷生地活下来。1952年，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周扬、何其芳、林默涵等召开了批判胡风的座谈会，揭开了“胡风事件”的序幕。“胡风事件”迅速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郭沫若、何其芳、林默涵、绿原、鲁藜、贾植芳、王元化等等纷纷写出大批判文章，一时间，揭发、批判胡风的文章铺天盖地，大报小报口诛笔伐。对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来说，写不写批判文章是个态度问题，如果不批胡风，那就意味着是胡风的“同党”，也就意味着即将锒铛入狱的下场。巴金虽然与胡风有着二十多年的交情，但是，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之时，巴金不得不只求“只保”，作出痛苦的选择。他发表了《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关于胡风的两件事》、《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等文章，声称要将胡风等人打入“深坟”。而且，巴金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判胡风的大会。毛泽东制造的那个疯狂年月，竟使一个温和的文化人，变得了没有良知的“野兽”。

逃不出毛泽东的魔掌

巴老尽管在批胡风运动中得以自保，又因为积极参加“反右”而幸免于难，却还是没有逃脱“文革”炼狱，终于被关进了“牛棚”。此时的报纸上，《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等当初用来批判胡风的文章题目也无情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邪恶政治制度与政治斗争不仅蹂躏了他的思想，而且促使他丧失了鉴别是非的能力，“文革”期间被批斗时，他曾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罪”，“应该被改造”，但后来他“觉醒”了。他意识到这不是改造，这是凌辱，是不把人当人！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他在《巴金六十年文选》自我作序中痛苦地写道：“……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八十年代后期的巴金被强权牵着鼻子走路，身上罩满了各式各样虚假的光环和头衔，只靠写写回亿录和翻译文章苟延残喘。

早已随鲁迅的时代而结束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和“旗手”，就在于这面旗帜的麾下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戴者，这些支持者、拥戴者中间，除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之外是巴金。除了少数早逝的作家如萧红、白莽之外，鲁迅晚年赞美过的青年作家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直到“文革”期间，一个个在劫难逃。

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过序，说是“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虽只寥寥数语，但在鲁迅所公开赞扬过的现代中国的创作中，还没有别的作品得到过这样的高度评价。然而，先生没有想到，最早“不容”此书的，却是当时中共的御用文人们，萧军到1958年被划到了“反党”的一方，而在萧军挨整的同一年，与晚年的鲁迅关系密切、被鲁迅赞为“鲠直”、“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遭到集中的批判，至1955年又进而被打成反革命，他的一大批朋友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饱尝苦难，甚或瘐死狱中。鲁迅晚年的亲密战友冯雪峰(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和被他赞为“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的黄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于1957年成了右派。被鲁迅赞为“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巴金，在50年到6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才保全了下来；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落得个家破人亡。 

从那些对于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等人的赞美中所体现的鲁迅的好恶、爱憎、感情、认识，是否显示了鲁迅精神?假如是的，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当“鲁迅的方向”在中国广大土地上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时，为什么巴金等人都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敌人，以致牢狱之灾？难道鲁迅精神本身便是违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方向”的吗?但如萧军、胡风等人并非新文化的敌人，在他们遭难之前确实是遵循鲁迅的方向，在文化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的他们的遭遇岂不同时意味着鲁迅精神、旗手鲁迅正在遭受无情的践踏?无庸讳言，中共强权只是把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当着权力斗争的替代品，鲁迅、胡适也好，还是巴金也好，只是属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命运注定要成为时代的殉难者，活著的巴金，半个世纪以来是中共专制文化的牺牲品。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在120多字的代序《没有神》手迹里，巴金无奈地写出了他的困惑，他努力“讲真话”，但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哪里有他讲真话的地方？于是，他才发出了：“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家长作风还占优势”的感慨。

这不是他们的不幸，这是中华民族在中共强权统治下的不幸，因为这个制度容不下真正的文化精英。不仅容不下本世纪的文化精英，同时也容不鲁迅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

2005-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