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去世了！”，去年十月中的一个星期日，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鹤远兄电话里这样告我。一时语塞，觉得突然，随后感叹：“法国这代大师都陆续谢世了”。放下电话，心中怅然，翻出德里达的“语法学”（关于这本书名的中文译法大可讲究一番，这里且放下）上面有作者给我题下的几字，“给张伦，以我诚挚的善意和友爱”。笔迹潇洒，优美，特别是那雅克的大写J, 象一道流星在书页上曳过、消遁。

   认识德里达是缘于去听他的课，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在异乡已有对异乡回忆的事，令人惊叹时光的流逝。台上站着的那位身着藏青色灯芯绒西服，一头白发的学者，我已经在学校的大厅楼道见过多回。但是在那课堂上才开始领教他的风格：思想深邃而又机敏，知识渊博，妙语连珠，让人豁见洞天；听者象是在跟着一位出色的教练，做一种强力的思维运动，去一层层剥掉习以为真的想法和观念，读出语义森林中的各种奇妙的景致。

    名满天下，却谦逊得如一个中学教师，假如没有让哲学的沉思忽略了他的视线，他见到人总要礼貌地打声招呼。冬天常穿件黑色的大衣，也是灯芯绒的质地，黑色显得很有光泽，鲜明地衬着他那极具特色的满头银发。手中常是一个烟斗，总是背着一个很大且沉重的书包，远远看去，像是要拉着他坐下休息，而他则奋力拖着它向前。也许，那装着各种参考书、他自己的著作、同事、学生的论文的书包，就是他勤奋的象征，也像是他那五十多本著作的母胎。

   一次, 如约来到位于高等社会科学院六楼他那狭小的办公室, 听到里面他正在打电话, 便在外等候。许久通话方毕，他出门看到我，便连声道歉，直到后来谈话结束送我出门还再次道歉，说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形一定要敲门告知，以便他中断电话。小事一件，但也象滴水映射出他一生待人的热情。“他将他所有的智慧，创造力，学识都用来服务他者”（当时“解放报”一篇悼文中的一句）。

   可这个由各类他者构成的世界对他的思想和热忱却并不总是回报以善意。他与我提及法国学术界当年对他长久的排斥时也带着微笑，虽带有些微的嘲讽却依然挂着宽谅。对那些各色各样的误解，他多半也只置以无奈一笑。比如，这位在中国许多自谓大师的学人眼中反启蒙的后现代大师，其实一生都在捍卫启蒙，校正启蒙，只是，用他自己的话讲，“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而以。（1994年11月24日解放报的采访）。

　  在哲学上，他用解构的武器为自由开拓更宽阔的道路，为被压制到无声的文化和人民立起呐喊的合法性旗帜。浸透着宗教传统、犹太教传统，——这是我后来领悟到的，他的思想有着内在的激情和善意，象诗歌，正像他也在许多方面像个诗人，而不同于许多刻板教条的哲人。听他课的那些年中，他曾经用整整一学年来分析一个中法词典用“好客”来对译、又是“好客”远无法包含的概念Hospitalité。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对他来讲，一个更宽容、包含、热情、人道的世界的建设，需要人们在对待他者方面展现出更多的善意和热情，而这是需要从悠久的文化传承去挖掘开拓思想资源，去解开在此方面束缚人们精神的层层密密的思想语义的网罗。

　他是大学者，但不为书斋所禁囿，以他对弱者的深切同情，也常常参与各种捍卫人权、争取社会正义的的活动；在一个电视报道中我曾看到他为那些非洲无合法居留权的普通黑人难民开具的居住证明。也许，那个他出生的大地（德里达1930年出生在北非阿尔及利亚），那些他生活和成长的文化氛围，犹太，伊斯兰，天主，新教……早就给他奠定了这种对多种文化、对“差异”（他的一个核心概念）的敏感和尊重。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前年二月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颁赠张广达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那时已知道他患上绝症，但只觉得他有些消瘦，精神尚好，神气平和。仅一年多，却是哲人远逝，留下让人思索的著作，一个学术范式和一个卓越的生命典范。这些，足以让这位哲人永远地留在我们身旁，象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