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知道你们的事后，心里一直挂念，希望你们能够度过难关，用时下的话，早日搭建平台，再创辉煌。策划书也给了几个朋友看，但最好的反应也只是：策划书做得很不错，只是市场不太好；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团队；等等。我总不愿把人事看得太悲观，希望还有一个希望证实我的虚妄，结果总是更有力地证实了我的看法。

昨天听说，整个杂志社只有你一人辞职时，我才想到，我的悲观仍不够彻底。不过，世事大抵如此，只看你的心态了。一般人面临此境，总不免飘忽不安。当我刚辞职时，一老外朋友极为激动，要送我一笔钱；因为他也有过失业的经验，故以为同病当相怜。实际上我那时还是雄心万丈的，我以为自己的失业是主动的。我说要拒绝进入一切体制，是想以自己滞留谷底的体会为年轻朋友们探索生活的可能。

你知道，我这条路不太容易，非典的时候还跟你发过牢骚，得到你的援手，至今感念。有时候想偷懒不“工作”时，就会想起你和朋友们。我的“工作”至今没有多少成绩，这是万分惭愧的。有时候以为自己提示一点就够了，但过后发现总是不够的。

比如，类人孩概念，要做的事就非常多，我希望学计量的朋友能够测定出类人孩“流质多变”的变脸时间，是三年一变，还是五年一变；能够测定出类人孩“停滞退化”的时间，是35岁、40岁，还是50岁。这样，每一代人跟时代互动中产生的可能性就是很有意思的了。

唐德刚说我们的数千年是不变的，近代以来则十年一大变，他例举了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事实。如果延续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十年之变，又是通过无数小变实现的，就是我们的学者曾困惑的逢六一小变，1946年国共内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知识界开始怀春叫春，苏东波，1966年文革开始，1976年上层政变，1986年学潮影响到上层，胡耀邦下台，1996年东方杂志停刊，知识界分流；有无数小变，才有逢九一大变，1949年中共主政大陆，1959年上层权力完成了从君权到皇权的转变，1969年完成了从皇权到神权的转变，1979年老贵族复辟，1989年民主运动，1999年科索沃战争，大陆民族主义置换了现代主义思潮。

我并不感冒社会的小变大变，我非常乐意指出类人孩们的心智在迁变和停滞等方面的可能性。一个15岁即有志、20岁即立志的青少年，是从什么时候成为只想安身的类人孩，类人孩的行为方式是如何为其窥见的半真理所左右，智在类人孩那里如何坎陷为识，这种识以学问的名出现，可能是三年五年一变，比如梁启超在民初即如此，当代学人也经历了自由思想、民族情感、传统文化等等的转变；这种识一旦以意识形态以主义信仰的名出现，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一变，比如陈独秀晚年觉悟经过了二十年，当下信奉基督的白领们二十年前多半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举例梁陈，实在是委屈二位，当代的类人孩们很少能够跟他们同列）。类人孩的这种识变，用黑格尔的话就是，他们什么也没有错过，他们什么也没有收获。这就是新儒家们指出的坎陷过程，类人孩们无能转识成智，成其人生智慧，我加上了另外两种：无能转识成制，成其社会制度，无能转识成式，成其生活方式。

类人孩的安全感也是一个问题。据我的观察，类人孩是没有安全感的。因此，他要么做别人的奴才，要么做自己的奴才。做别人的奴才也是变化的，朝秦暮楚，一日无君师偶像则惶惶如也，虽然，做谁的奴才不是做啊，但大部分类人孩最终做了暴政体制的奴才。就是说，对学问的信念、对金钱的信念，在我们大陆远不及对体制化力量的信念。多少看来不错的学人晚年入党，或飞来飞去入了体制，甚至那些漂了多年的好汉也进去了（归宿、安全需要是人性的基本要素，但孔子说得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做自己的奴才更有意思，类人孩的修辞方式是代言的，在做自己的奴才时，他就代圣言，代英雄言，代大师言，因为既然不跟金钱铜臭和权力套近乎，就乐得把自己扮成圣贤英雄大师。这一种类人孩，我在中青年学人那里见过几个个案了。

我跟你谈对类人孩的想法，要理解类人孩在当下大陆中国的状态，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在大陆实现君子成人革命，需要做的工作更多。以我的个性和兴趣来做这样的工作，困难重重。何况我觉得社会败坏的速度远快于这种建设的速度。秦晖等人几年前引上个世纪初俄国人的话说，路标转向之际，再不说话就来不及了。王照曾批评康有为来得及来不及的话为不贴切，但实际上康有为也好，俄国人也好，秦晖也好，确实看到了社会发展大势的不可抗力。今天的大陆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几年前呼唤的成人革命没有开始，倒是动乱乱动式的暴力镇压发生千万起了。每当看到暴力平息了民众的哀求，听类人孩们夸耀民众乞求活动的和平非暴力，我就觉得中国荒诞难以言喻。

话扯远了。没有安慰你，反而说了这些不相干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无下一步的想法，你找一份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我想说的是，不必把职业跟自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好多类人孩自认为要推动新闻出版的民主化，结果他们进去了反而未做出什么事来。人立志不是这样立法，不是把自己投入到某一事业中去，而是自己能否创造出什么来。

在没有足够的准备之前，不要做无业者。我的无业代价太大，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像殷海光那样问说“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的想法，我也曾有过，不过，跟殷海光一样，我还是自信的，只是先前太注重思想本身，以至于穷于应付生活的问题。给人做策划、写专栏文章等等事务，也做了不少，完全是追着生活跑，成了朋友们的负担，或社会可怜的对象。因此，我在前年开始认真考虑思想言说的社会化问题，加快了《非常道》的进度。我觉得我就像希腊的泰勒斯，因为倦于人们嘲笑我们的书生无用，而示范了我们的有用。实际上，我还是愿意过个人沉思的日子，我倦于面对社会。

因此，年轻朋友们问我时，我基本上是否定自己的，我说我的道路不具有普适性，不具有示范性。而且确实，在目前，要拒绝进入各种体制，需要很多条件。我们四年前谈论的图书作家的可能性还是非常的小，大陆只有吴思、余杰等不多的作家能够给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由此可知，十几年来的专栏作家们写的专栏是什么样的垃圾。无论社会，还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成就一个个能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图书作家。

如果你的志向仍在严肃文学或知识研究领域，那更不能没有饭碗了。辞职后的好处，是能够检验自己的安全感，知道自己可做能做想做的事了。它让你考虑安身立命的各种要素。因此，不必郁闷，也不须郁闷。进一步把握了自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有机会见面，我们可以好好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