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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道德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永远是不为人知的，新闻报道和喝彩声回避他们，围绕他们的不过是警察的困扰、家人的离散、朋友的误会和群众的辱骂，甚至还有精英们极其巧妙的嫉妒。因此贾建英女士如果使人感到陌生就毫不奇怪。贾建英生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北京人。其丈夫何德普出生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北京人。何德普２００３年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被中国政府判８年徒刑。这些年来，贾建英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压力下为丈夫奔走，却少为外界关注。贾建英遭遇的悲剧超越了政治犯的妻子所代表的那些悲剧，她的经历浓缩了1949年以来中国普普通通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在政治黑暗之下的苦难历史；而她的存在方式，她面对黑暗的方式，在力量自以为是上帝的国度中，显示了上帝仍然是力量。
贾建英的经历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史，她在无助中的坚守是中国良心的当代史，她的苦难和孤独是有关中国所有的“导向报道”及“自我表扬”的耻辱史。早在“文革”黑暗中，当贾建英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爷爷被抓走，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她的爸爸被抓走，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那年她才九岁，“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被吓傻的小姑娘身上凯旋了，她眼看着家被抄亲人被抓颤栗不已。这个小姑娘从此屡造世人冷眼，生活在真正的饥寒交迫之中。政治粗暴同时毁灭了家的温情。在贾建英成长的十年里，正好是父母受迫害的十年，父母将国家强加于他们的冷漠转移到孩子身上，贾建英常常通过父母的拳脚体味着人间漫长的冬天。至今我们仍能想象一个担惊受怕的小女孩如何在父亲怒喝中战战兢兢的，因为我们的良心应该与她一起颤栗不已。在这些年月里，贾建英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她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在中国坚硬的土地上寻找食物；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正在向全世界、特别是“受压迫民族”炫耀粮食和拳头。
贾建英的冬天随着婚姻的到来似乎结束了，与何德普的结合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世间温情。然而，当年闯入他家着抓走祖父和父亲的那些人又来了，她刚刚搭起来的春天里的小屋再一次被国家一脚踢飞。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这是贾建英生命中第二个最黑暗的日子。晚上７点半，派出所的张所长，管片民警于ＸＸ，来到他们家中，抓走了何德普。贾建英回忆说：“他们走了，丈夫走了，而我的心也随着走了。望着被警察翻乱的屋子，看着家里那一老、一小的依赖目光，我不能哭，不能倒下，不管有多痛苦，都不能表现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的依靠，他们需要我这个小女人撑起这个家的天。”
这些年这个没有几乎上大学的小女人是怎样熬过来的呢？在丈夫被抓走的两年的时间里，她三次给美国总统布什写信，请求他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自己的丈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她公开致信北京市公安局，要求知道丈夫的情况，让他们放人。２００３年１月，她给联合国人权主席写信，请求对丈夫的状况给予关注。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她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他们超期羁自己的丈夫提出抗议。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她向媒体通报了丈夫第一次开庭的情况。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她给美国的卡特基金会主席写信，请他关注中国政府对她丈夫的迫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她针对丈夫第二次开庭写出《五分钟的判决》一文进行公开抗议。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她两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致信，抗议政府违反法律。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０日，她再次向联合国人权主席写信，告诉他中国没有自由，呼吁释放政治犯。为了改善狱中丈夫的境况，她曾致信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第二监狱，反映狱中不合理的情况。由于丈夫两次被警察毒打，她多次找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反映情况。在丈夫被抓后，她曾经无数次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处，打听丈夫的情况。她还曾经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多次上访……与此同时，她的生活中布满了警察，国家恐怖主义肆无忌惮地进入了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生活的苦难追逐着国难接踵而至。２００３年，她儿子上大学要交一万二千多元，还要买一些住校的用品。丈夫除了要九千元生活费外，还要交一万元律师费。这些数字对贾建英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急得她一夜头白。走投无路的她不得不委托香港的卢四清先生帮助在网络和报纸上刊登广告去卖肾……
这个走投无路的政治犯的妻子，却在审判丈夫的法庭上用笑声震撼了整个世界。她回忆说：“整个过程也就5分钟，公诉人没有到庭，进了门就宣布判决书，给人的感觉就是法庭很可笑，我笑出来了，我与老何对视了一下，笑了笑。”
贾建英在法庭上的笑与林昭面对狱警的冷静，共同构成了我们时代和我们民族面对黑暗的抗议方式，这种抗议方式安静的令人窒息，它包裹着上帝远远超越仇恨的那种怜悯，它包含了沉重无比即将决堤的泪水洪流，它使所有英雄黯然失色。
贾建英的故事不可能震撼那个法庭，因为构成这个世俗法庭的那些角色早已经在上帝法庭中被判给了魔鬼，他们已经被弃绝，悔改与他们无关。但是，对于那些以爱和公义为名试图吃饼得饱的文化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们来说，对于那些用肩膀抗住所有荣耀却声称自己肩扛黑暗的聪明之子来说，当贾建英走投无路卖肾的时候，他们应该看到，在这个女人面前，他们的勇气和智慧都黯然失色。这种贪图名利的生存尴尬并是谴责的对象，但当这种尴尬不作为忏悔的对象而成为炫耀的本钱的时候，这些网络文化超女与中南海那些政治超女在存在品质方面就不分伯仲了。
前不久，中国一家新锐刊物评选影星章子怡为中国当代杰出“青年领袖”，而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超女”李宇春评为“亚洲英雄”；中国主流媒体为此大肆渲染《时代》这一选举“平民英雄”的事件具有解构性意义，而中宣部当然心领神会，为此推波助澜。“娱乐民主”不仅可以让娱乐帮闲政治稳定，掩饰苦难，还可以意淫民主，装点政治文明。更重要的是，其根本目的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歌舞升平的“民主气氛”中，而对苦难中的人，特别是因为抗议苦难追求自由而被捕、被迫害的人，要通过这些“莺歌燕舞”进一步将他们从人们的记忆之中抹去。那些鼓吹超女民主的人不仅是对天安门精神的背叛，也是对大众娱乐的谄媚，更是对北京以娱乐辅助独裁这一后极权主义国策的无知。并不需要指责李宇春和章子怡这些普通的个人，需要指责的是对她们的那些政治评价和文化高调，那些不着编辑的胡言乱语。事实上1989年以后中国的江泽民主义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是以“伪市场经济”、“娱乐民主”和暴力镇压为三大支柱的。在这“后六四时代”，中国娱乐领域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你不谈政治，你可以尽情享受“自由”。这种“自由”不造成了整个国民道德水平的下降，而且极大地帮助人们从天安门血案中解脱出来，也是当局从罪恶感和恐惧感中把自己释放出来——它成功地为“稳定”培养了“群众基础”和“意识形态”。当江泽民在各种场合“想唱就唱”的时候，他不仅在发泄自己的表现欲，也是在为自己的娱乐主义政治国策做广告，他希望全国人民都能一起卡拉OK.遗憾的是，这一政治图谋也附录一些国际媒体及异议人士，因为两方面在机会主义这一品性上取得了一致。
《时代》周刊在前不久刚刚讴歌过中国的崛起，超女成为他们这番商业努力所选择的最新题材。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那本书的运作，这的确是全球化时代远东政治文化的写照。北美的一些读者不相信中国最近封闭网络的疯狂举动和逮捕太石村维权人士的报道，因为《时代》和中宣部都告诉他们，中国已经开始走向民主了，2005年的“娱乐大选”如火如荼。最近两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和国际大众传媒开始加入“世界正在中国化”、“文化正在娱乐化”这一可耻的历史之中。遗憾的是，没有人觉的得这是耻辱，他们把这种侮辱视为政治正确、荣耀和成熟。这个颠倒的世界几乎没有希望被颠倒过来了，因为拥抱李宇春的人正在以千万倍的优势压倒张望贾建英的人。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半吊子文化明星和娱乐活动成为中国道德最高指标和最后的归属，她们在精英和群氓共同的欢呼声中将“政治犯的妻子”践踏如泥。她们的笑声甚至使“意见领袖们”挥豪落纸，在这种卖笑文化和买文文化的商业合作中，卖身文化借着孔夫子和时代周刊，打着策略和宽容的旗帜，全面凯旋。
十字架不在耶路撒冷，而在城外的骷髅野地。城市高处的那些荣耀都已经随着罗马帝国的各种浮华与虚荣烟消云散，但城外的荣耀才是永久的。这时代一切的傲慢和机会主义都将象罗马帝一样很快消失，而贾建英们的哭和笑则是永存的。因此我们应该为自己也为这时代感谢贾建英们，她们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的“亚洲英雄”。必将有一天，她们将在后人彻底否定我们时代的时候，被选出来反驳这些攻击。这世界永远是李宇春的世界，而不是贾建英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林昭注定被杀死，而章子怡站在领奖台上光芒四射。人们以各种方式（包括用无数文字垃圾进行咒骂）讨论自己与大人物、大事件、大新闻的亲密关系，但这些“宽容的文化”却不肯花一点时间向真理和正义、向流血的羔羊表达尊重。
事实上人类历史一直如此，那些永远成为人类明灯的人们，在她们的时代和祖国从来是被人遗忘和诅咒的，世界盛产大量的冷漠、谣言、石头和脊背用来应付他们。由于这些光的存在，甚至本来互相为敌的彼拉多和希律也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他们起来，竭尽全力将那些照在他们黑暗里的光压倒在萌芽状态。但这正是这些光的荣耀，光是不能被斩断的。贾建英并不孤独，因为她与真理同在。耶稣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16：32）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是，贾建英的道路是这样一条孤独的道路，除了心灵上的安慰以外，她在这世界确实孤独一人。但有内在之光的人有福了，因为这种依靠永远在那里，永远不会抛弃你如尘土。《圣经》告诉人们，人是靠不住的，不要依靠人，更不可分门结党，因为“信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人”。只有依靠这种力量你才可能为这世代“作光作盐”，并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世界的一切捆绑你，但真理让人得自由。这是真英雄的事业。
2005年10月3日星期一
附录
第三届“受难者家人奖”答谢词
贾建英
感谢美国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给了我这份荣誉。
路坤女士荣获了第二届“受难者家人奖”，朋友们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想的？我回答：“我为她高兴，我衷心的祝贺她”。因为在中国大陆上，每一位政治犯的家人都不容易，都为此受尽了艰辛与痛苦，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出的牺牲。她们中的每一位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她们是一批民主斗士身后的无名英雄。
请看看这些妻子们：去监狱看丈夫，因没钱坐车，竟挑着一担青菜去探监，边卖菜；边赶路，赚点钱给狱中的丈夫。有的为了救狱中的丈夫，站在街上，身穿状衣，绝食抗议。妻子，为了凑钱给狱中的丈夫请律师，竟然要去卖自己的肾。有的妻子，因为丈夫被判刑，受到牵连，使去了工作；被警察赶着一次次的搬家，无处安身。妻子们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起早贪黑卖豆浆、牛奶……
多少个妻子，曾经站在看守所的大门外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多少个酷暑严寒，妻子们背着沉重的包裹，走向通往监狱的路上，为狱中的丈夫们送书、送衣；她们一次次去政府的多个部门上访、抗争，去申辩着丈夫的冤屈。她们多少次坐在路边无望的泪流满面。
她们默默地承担着家中的全部重担，擦干眼泪，假装着坚强，安慰着家中的老人、孩子。顶着来自社会上的种种压力，生活上的、警方的、工作单位的、邻居们的，她们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与孤独。由于这些家属们经常被警察的无端警告、监控、跟踪，被社会歧视，被周围的人看成是另类，没有人敢与她们来往；没有人愿意与一个常被安全局的警察光顾的人来往，没有人愿意到一个家门口有警察的家中去做客，也没有人愿意与监听的电话联系。那样会给人带来无端的麻烦，甚至会毁了一个人的前程。很多人因为害怕受到迫害，不敢与她们来往。由于长年的孤独、痛苦，给妻子们的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她们渴望着被问候、被关心、被鼓励、被支持。
记得有个朋友来电话说：贾建英我们这里收到了很多捐赠的粽子，我们真想给你送一袋去。我虽然没有吃到那些粽子，但是，这件事让我感动了很长时间。曾经有一位西方的女记者问我：你怎么样？很坚强吗？我心里明白，她不是在怀疑我是否坚强，她这是在安慰我、鼓励我。有时候朋友的一个小小问候，都曾使我们倍感温暖，让我们热泪盈眶。
今天，我被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通知——我荣获了“受难者家人奖”，我流泪了。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我曾经作了什么，或者是比谁做得好，而是让我代表所有的受苦受难的家人们，接受世人的鼓励和问候，是对正在忍受苦难和折磨的妻子们的肯定和赞颂。我们的默默奉献，人们知道、人们理解、人们被感动。我们的名字也会被刻在中国民主历史的丰碑上。
我感谢美国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感谢“受难者家人奖”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你们把这份荣誉给了我们，把这份爱献给了我们，你们的真诚感动了我们，也感动着牢狱中的亲人。是你们再一次的给了我们鼓励、支持。我会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坐牢的人们，让他们一起来分享这份荣誉，让他们感到欣慰。我要告诉他们：朋友们没有忘记你们，更没有忘记你们的家人。
在这里请让我代表所有坐牢的家人们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代表狱中的丈夫向你们表示感谢！
谢谢！！！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
200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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