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串联虽然渐渐停止了，但是全国学校仍然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数以千万计的刚刚从叱咤风云的造反舞台上退场的“造反小将”突然赋闲，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精力无处发泄。既然“停课”是“闹革命”，当然是“闹”字当头。教室的门、窗、玻璃、黑板、课桌、课椅无一幸免，全被砸烂－－既然校长、老师都打得，砸砸桌椅、板凳又算得了什么？大串联结束后，各校老师校长都躲起来不敢露面了，没有藏身之技的门窗桌椅成了替罪羊，学校各类设施，主要是在那时被毁坏的。小学受到的破坏少一些，大学次之，中学破坏最甚。等到“复课闹革命”时，谁要是能在哪一所中学里找到三块完整的玻璃，那是奇迹。今天的学生已经很难理解当时思维受到毒害的那一代学生的所做所为，在当时，狂热的政治迷信有如瘟疫，通过各种媒介席卷大众，使人失去了起码的理智。无怪乎常常有人感叹：“看来学生的确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群体。”
破坏是无所不在的，请看秋浦河的文章《荒唐岁月荒唐人》，该文描述了安徽淮南煤炭学院在“停课闹革命”期间被破坏的情景，通过这段描述可以举一反三，来看其它学校被毁坏的状况：“校园内外，原有的秩序早已是荡然无存。东西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实习厂、试验室都是门破窗残，里面的教学仪器、办公设备、图书、电器等等，被拆的拆、拿走的拿，所剩无几。”（人民网：２００５-０９-０１）
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最高尚、最文明的行动是大概得算偷书了－－砸开图书馆的门窗，书库的藏书各取所需，据为己有。或者图书馆早已被砸毁，门户洞开，可以随意出入。有的人，靠从图书馆偷书，居然成了小藏书家。这些学生，靠读偷来的书滋养自己，度过了文化饥荒年代，更有人靠读这些“赃书”成才。请看两段回忆录：
老虎庙的回忆录《我与丁玲最后的告别访谈》：“正值文革，打砸抢风气极盛。我们从已经没有了门窗的图书馆里掏回了许多的书、教具和唱片……其中就有几本我还记的起的丁玲的作品如《丁玲文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当然那时的我们并不能懂得太多那书的内容以及这书后面的诸多故事，更不能知道那书为一个在革命队伍里生活和工作了半生的女人带来的惊世骇人的苦难经历。只是记得曹民光神秘地对我说起：这是一个大右派的书……”（“博客中国网”２００５年０８月１１日）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的何亮亮在谈到“文革”的时候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抄家，没有打过人，没有参加过武斗，因为我不喜欢野蛮的举动。不过我偷过很多书，偷过学校和机关图书馆的书，不偷书，就没有书看，那些书也难逃被毁弃的命运。（《从钢铁工人到电视评论员———记著名时事评论员何亮亮》，《深圳特区报》，２００４年０９月０４日）
名存实亡的“复课”
放任无序的“停课闹革命”就这样可悲地延续着。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大概毛泽东忙于“与人奋斗”，无暇顾及。他不发话，就没有人敢提让学生复课的事情，包括身居高位的周恩来。就这样，从六、七岁的一年级小学生，到二十六、七岁的大学毕业班学生（当时大学本科文科五年，理工科六年，个别大学的医科有长达八年者）的学业，只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全都无情地荒废着。何谓专制政权的独裁？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１９６７年的１０月１４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才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大、中、小学都要遵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复课闹革命”。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后，有一位劫后余生的中学校长站在校门口迎接回校“复课闹革命”的学生。眼前的情景使他深深感慨，虽然课停了一年半，但是学生照样长个，男孩子还长出毛茸茸的胡须。但是，在这一年半中，学生们精神面貌大变，以前文质彬彬的学生变成了大大咧咧的“混不吝”。有三个学生，见到校长假装没看见，却唱了这样的顺口溜，挑战他的“校长”身份：
谁放屁，来登记；
放的响，当校长；
放的臭，当教授……
唱完之后，乜斜着眼睛，察看“校长”的反应。这首顺口溜是三个不同的学生对他唱的，足见在当时相当流行。可悲的是，“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虽然发布了，“课”却迟迟“复”不成。倒不是学生不到学校，而是到校之后，唯一的“课程”是学一会儿《毛主席语录》，名曰“天天读”，读完之后“放羊”。“放羊”后的学生，打闹一会，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成邦结伙走掉。日久天长，不少学生也不再来参加“天天读”了，有时，甚至全班只有一个学生来上课。据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邓卫中先生回忆，“复课闹革命时，学生们仍如脱缰的野马，拒不回课堂。有一次我上课时，只有一个学生郭文河坐在教室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站在讲台上给这个学生上完了课。”（《邓卫中回忆录》）
长期没有教材的“复课闹革命”是很难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的，课堂秩序混乱不堪，老师刚回过头往黑板上写字，刹那间，五六只用纸叠的“飞镖”一齐飞向讲台，有的准确地射向老师的后脑勺。有一位作者，自号“乐老”，写了题为《笑看人生－－人生并不复杂》的系列杂谈，描述了当时的英语课。作者回忆：“读中学时，经常是‘停课闹革命’，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科目也没有系统安排。乐老也赶上几回‘复课’，学了几天没有课本的英语，记住的第一句话就是：‘朗郎来夫且曼毛’（那时就是这样记单词的）。即‘Ｌｏｎｇｌｏｎｇ
ｌｉｆｅ Ｃｈ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
’ 但是，没过几天，就因为是‘崇洋媚外’而停课了。在人生宝贵的学习阶段，多少青年失去了就学的机会。”
为了“复课”，有的学校成立了“复课闹革命办公室”，但是，造惯了反的学生，对“复课闹革命办公室”照砸不误。雨声的文章《难忘岁月》，摘引了他三十七年前写的日记。日记具体日期是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８日，日记记载了他们学校的“复课闹革命办公室”被砸以及学生对迟迟不能复课的焦急心情：“昨天下午，校复课闹革命办公室被砸，我很痛心。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几乎二年了，许多新同学，连一天书都没读上，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混下去？不要说建设国家了，自己又怎么生存，总不能当一辈子睁眼瞎吧！”（“天涯在线书库网”，２００５-６-２１）
所谓“复课闹革命”的真实情况是，“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虽然发布，但要求学生回校上课却一波三折，“闹”在继续，“复课”屡复屡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１、从学生方面看，他们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打斗惯了，闯荡惯了，闲散惯了，心早就野了，不太容易收心重回课堂上课；
２、从教学环境来说，学校破烂不堪，桌椅、黑板、门窗，无一完整，昔日的整洁秩序荡然无存，根本无法形成学习的气氛；
３、从校长、教师方面看，尚未走出对“流血的红八月”的恐怖，对学生造反心存惧怕，他们不敢管学生，学生也不服他们的管教；
４、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前的教材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被批判了，骤然宣布“复课闹革命”，学校没有教材，作为“急救章”的新编教材主要是歌颂伟大领袖的陈词滥调，以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缺少知识含量，对学生不具有吸引力。本文中的两张照片（见后）就是当时语文课本的目录，可以作为文革期间实行愚民教育的一件实物证据。
为了扭转学校的混乱局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他们对调皮捣蛋的学生一点也不客气，敢批敢打。平心而论，这对改变混乱局面真的起了不小的作用。孟昕的小说《初升的太阳》第三章《文化大革命》就描写了“复课闹革命”的混乱和“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情景：“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教师和学生陆陆续续回到学校。课本都烧了，学生们已没有什么书可读。教室门窗千疮百孔，课堂上闹闹哄哄。小造反派野性未驯，老师们战战兢兢，只为混日子拿工资，唯恐不小心开罪学生，又被糊上几张大字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学生们的造反精神才有所收敛。这些工厂里来的工宣队人人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脾气很大，力气也很大，遇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大皮鞋照屁股蛋就一脚，大巴掌一扇呼呼生风。”（原创文采网，更新时间：２００４-１１-１０）
这段描述具虽然富有文学色彩，却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的“工宣队”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工人阶级的拳头不吃素”，在“不吃素”的“工人阶级拳头”面前，当初造反最凶的学生也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特别在“工宣队”宣布，要在学校里抓“破坏复课闹革命的坏分子”之后，就像在开水锅里浇了一桶冷水一样，原来闹翻了天的学校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一年前打老师、骂老师、侮辱老师最凶的学生，在工宣队的暴力面前变得俯首贴耳，骄横的神气一扫而光，代之以恭顺，甚至是谄媚。足见，暴力和奴性原来是一对孪生兄弟，文革则为这对孪生兄弟提供了作充分表演的最佳舞台。
工宣队进驻学校，捣乱的学生不敢再胡闹了，纪律明显改善。但是，这并非真正意义的“复课”。请看匿名作者在《我的自传》的第一章《孩提岁月》对所谓“复课”的描述：“……复课后的学校更象是工厂，是农场，是军营。我们三天两头被拉去学工，学农，学军，到车间抡大锤，开机床；到农田插秧，割禾；到操场练兵，投弹，而就是不被告知我们的重要使命首先是学习，我们应该去到知识的殿堂！”（平实人生网，２００５年０２月２５日）
很快，毛泽东为这些在文革中被迫长期辍学的学生们安排了“归宿”。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女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就这样，“文革”中被荒废了学业，什么知识也没学到的三届初中、三届高中六个年级的学生，具有讽刺意味地被毛泽东亲自戴上了“知识青年”的桂冠，然后被送上了上山下乡的列车，奔赴遥远的农村、牧场，去种地，去放羊，在举目无亲中经受另一场炼狱。（《哦，我们这一代“老三届”》新浪新闻中心２００５年０６月０３日）
老三届虽然离校了，但毛泽东鄙视知识的阴魂仍然盘踞在所有的学校内。１９６９年，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只认可农村中学开设五门课程：《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城市的中学则是除了这五门课之外，再一门课：《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由於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去学工、学农、学军，连这几门课也没能认真学过，学生知识的贫乏可想而知。
为害久远
所谓“复课闹革命”活像一齣闹剧，不幸的是，这齣闹剧上演的时间太久，多少青年学子的那段一生仅有一次的青春韶光，被无情地埋葬在“文革”的阴暗坟墓中。今天，离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整整三十八年了，“复课闹革命”为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过去，特别是当年不幸的受害人，今天还在吞食当年荒废学业的苦果，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洪意东先生的文章《求学》：“我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情地强迫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这一闹便是整两年，我的学业也就荒废了两年。一九六八年学校复课，我便戏剧性的成了高三级的学生。这一年所学的教材自然是一种应急胡编带着”文革“余毒的另类，教学活动也没步入正轨。我混过了这一学年，算高中毕业，当时高等学校还不招生，学生们都乖乖地回家务农。等到几年以后高等学校招生，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几十年以来，我一直认为，‘文化革命’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恨死了那场罪恶的‘革命’?”！（信步易搜网２００５年０６月１６日）?
匿名作者在《我的自传》的第一章《孩提岁月》中写道：“初中三年的学业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荒废在了‘崇高的革命斗争’中。该学的没学好，该懂的茫茫然，该巩固牢记的已不知忘到什么地方了。文革毁了我们这一代人！”（平实人生网，２００５年０２月２５日）
小说《立体立交桥》有一段文字描述：“她是一九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关于这一届初中毕业生的命运，可以写成一本专门的社会学著作。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初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使得他们没有读完小学六年级和如期升人中学。直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们才终于被叫到中学去报到，但是当时中学里的所谓‘复课闹革命’，不过是每天到破败不堪的教室里凑合一小时的‘天天读’而已，其余的时间完全是‘放羊’。到了一九六八年冬天，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全国，他们这一届学生是‘连锅端’，全都端到生产建设兵团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