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徐锡麟与秋瑾的被杀和看客的喝彩，鲁迅先生沉痛地写下了揭示国民麻木愚昧状态的文章《药》，他还如此悲哀地写到：中国人向来缺少抚尸哭叛的勇气。中国的帝王或类似于帝王的人们，因为是“奉天承运”的，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儒家的人们进而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要谢主隆恩。如贺龙之类，弄到最后一息了也要证明一点：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这些就罢了，龙威远比龙恩浩荡，动不动要连坐，诛灭九族。有时候也开点恩什么的——女眷卖进妓院任人蹂躏，男性刺面为奴，保不定也要被蹂躏。       

所以，对于来自权力者的施暴，自然要拥护或三呼万岁。比如明末，崇祯诛杀袁崇焕，满北京城“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后来，经“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谁还胆敢不剪辫子呢？又比如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之类的数十万“右派”落马，众人又“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呢？又后来，到了“文革”，谁还敢不匍匐跪地，早请示晚汇报无限忠于呢？        

我对于鲁迅先生上面的文字早年认同，击节叹息。那时中国其实是对不准“温良恭俭让”的、因为对敌人要“象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致使父子、夫妇关系也得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来厘清。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衰弱、败坏和无耻的原因。因此，我毫不掩饰我对俄罗斯的羡慕，羡慕这个曾经衰弱、败坏和无耻过的民族或国家当下的浴火涅磐，特别羡慕它的国民对于“十二月党人”及其以降的异端或异议的怜惜、理解和支持的勇气，以及对施暴者所表现的高贵的悲怜或极度蔑视。我以为，它得以复活就是因为这一命脉始终不至断绝。       

然而，现在，我以为，“中国人向来缺少抚尸哭叛的勇气”的判断并不具有绝对的穿透力和概括力。谭嗣同曾有“望门投止思张俭”句。由此知道，东汉时候，有虽阖门诛杀也不惮接力庇护异议党人的事实和史实，并具有超越时空的震撼力。这个叫做华夏、叫做神州的民族或国家，在我今天看来，无疑是在继续卑贱和无耻着，但她光明之处还没有从历史和我们的视野中彻底看不见，我以为，在我们国民中间，对于异端和异议的同情与怜惜的精神气质和勇气，并没有完全消失。       

有时候，这种精神气质和勇气甚至会表现得无比辉煌、荡气回肠、撼动天地。我的《别样的中国》就是要原样“拍摄”献身中国人权民主进步事业的反叛者和在他们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这是我始终明确的写作意愿。       

今天，在《别样的中国》（第一辑）最后一篇的敲打正在进行时，我知道我的写作并没有结束，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开始。此刻，我所要记录的就是这样的“抚尸哭叛”的事，对于未来的人们而言，他们是发生过的事迹，是历史。       

在我的故乡，我因为参加了1989年的学运并被当局不断骚扰，最初，人们背地里叫我“反革命”，后来当面这样称呼我。原因是我并不以此为羞耻，我坦白地告诉人们：我反对一切以血腥和暴力为荣耀的革命，我反对一切阶级等差、思想仇视、人口灭绝的革命，我反对一切不讲调和只讲对立的革命，我反对一切没有温情脉脉、弃绝和风细雨的革命。是的，我正是这样的反叛者或反革命。后来，在故乡一部分人眼里，这个称谓成为对我特有的褒扬和亲近。       

然而，“革命”还在进行，“反革命”也只有在进行中，我终于在2002年12月4日中共高呼“与时俱进”、“政治文明”的时刻，被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有关当局弄进监狱里去。事后知道，和我先后被弄进去的系列人物有北京的何德普先生，陕西汉中的赵常青先生，上海的戴学忠、桑建成先生和辽宁铁岭的姜力均先生。罪名也就是反叛者或反革命之类。       

我们被关进牢不可破的活棺材里，除了思想，我们的肉身与尸体大同小异。在监狱里，我得到一个消息，人说：“雅虎和古狗上，关于你的信息有两万多条，值。”我由此知道，对于我的反叛的国内国际救援足够大。我的想法和那条消息表达的意思一样：欧阳懿，这牢狱你坐得值。       

事实上对于我的最初安慰，来自于一些警察。我于2002年12月5日就被从成都市府青路派出所，秘密转押到蒲江县霖雨派出所一间仅三平米的楼道下的角落里。那里靠近朝阳湖，天气已然寒冷，气温在零度以下，我感觉到自己就要被冻成冰棒。那个被国安们称做师父的陈姓中年特务伪善地说：“欧阳懿，这里是风景区，成都的天然氧吧呢。”      

派出所实行轮换值班，没过几天，就换了人。一次提讯的间隙，驻所警察漫不经心地问了问我的案情，我简单地如实说明，从此待遇得以改善。不再是残羹冷饭，饭菜不再从洞口塞进来，我被请到厨房或值班室与所里的警察同桌同锅同吃，他们给我夹菜挑肉……开水有了，可以洗洗头，擦擦身；让我到院子里散散步，或一起打羽毛球。打麻将是不可以的，尽管他们邀请我，但我身上只四百元钱，况且我又是那种输赢两三圈就打瞌睡的菜人。晚上到值班室烤烤火暖暖身，兼看电视翻报纸。而他们对于国安特务的态度，却日渐冷淡，到后来的故意蔑视。12月28日下午，已经四点钟了，特务们仍然没有等到吃中午饭的招呼，值班的人们也不吃饭，如此地僵持下去。特务们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30日，我被改行关押到成都市文庙后街的省看守所里。我曾听朋友说，当年，高尔泰先生也关押在那里。在以后的辗转关押过程中，时而有看守所的警察探问我的案情，并对我个人表示明显的善意和同情。       

最早知道外界对我的关注情形与一本书和一个人有关系。张耀杰先生是我在一家私人文化网站的论坛上认识的，因为我们有代理出版的计划，他把《戏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人生》贴了部分内容在网上。我初略地看了，并向老板谈了代其出版的建议，但终因市场前景不可能好而被老板枪毙。有一天，我接到妻子给我寄来的几本书，其中就有张先生的这一本。我翻看扉页上的题赠，有我和妻子的名字。再看看出版日期，是在我入狱之后。我和张先生在网络上有过几次简短接触，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们夫妇的姓名和家中的联系地址，现在，先生的书寄到我家中，再由妻子转寄进来。它只能表明两个事实：外间对我的关注足够大；张先生在表示他的意思——哭叛。       

出狱后，我在网上浏览，如我估计，我入狱期间，先生给予了大声呼号。甚至在我出狱后，也表示着殷殷的关切情谊。       

2003年10月，我写信给妻子，说是因为想念，希望她给我寄来她和儿子的照片。11月里，她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信上说本月7日到过成都，我想象不出她到成都的原因。照片上还有我不认识的三位中年知识型女性，拍摄的时间是11月7日。我对妻子的交往很熟悉，她的过去交往中也没有这样的亲友，所以这些只能是一个指向：我们这个反叛者或者异议家庭得到了外界的友善关怀。我不再过于担心她们母子的处境了，我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呆在那里，安全、健康、少生病，深入思考、总结经验、解剖教训……       

出来后知道，三个人是河南的刘真大姐及她的两个女伴，她们听说我和家人的处境后，特意安排了成都游，特意把我妻子和小若宇邀请到成都散心，同时为小若宇添置新衣、新文具和图书。她们还把到成都后所了解到的我家的情况通报给海内外友人，呼吁人们关注我和我家人的命运。2005年3月，我出游贵阳，和一位诗人谈到刘真大姐和她的先生——平民思想家殷之声先生及她们的家庭。诗人感慨不已，对殷先生夫妇推崇备至，并表示因刘大姐对我的厚爱，而乐意和我多交流、深入交流。他把殷先生夫妇的家庭概括为“阳光、仁爱的家庭”。师涛先生出事后，刘大姐开始为师涛家呼号、祈祷。我常想，刘真大姐们，正是中国式的“十二月党人”背后的精神力量的象征，所不同的是，刘真大姐们更仁爱、更慈悲、更明确自己的仁爱与慈悲所指。       

我与东海一枭先生的些微交往和张耀杰先生的相识相交的机缘相同。我被外界传出与“中国民主党”案有关系入狱后，先生不以中国党文化下的党人的恶劣印象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愤然作《又为斯民“哭”欧阳》。我出狱后读此文，涕泪滂沱。先生之为此文也，真是“哭叛”的标本，也是对施暴者给予怒斥和极度蔑视的檄文。       

祖国啊，有这样的精神气质和这样的勇气的延续，有这样的人们存在，您会得救，我们大家都有盼头和希望！       

余杰兄弟也参与到“哭叛”的行列里，除此之外，他对我的帮助还有另一方面。我在本文前面提及的蒲江县正是他的故乡，那些警察善待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写手，而他们的余杰老乡或余杰校友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思想者和写手呢。       

虚舟先生，我们不过同在网上为文而已。在得知我出事后，老先生参与周济我的家人事，从此落入贼党的黑名单。黑名单就黑名单吧，如此而已。和虚舟先生相同情形的还有吴梦谦兄弟。事后，吴兄弟一如既往地关注师涛、张林……，他是另一位刘真大姐。只是他更年轻，和虚舟先生一样，他成了黑名单上的人，当局的恶意追查和报复，剥夺了他找优渥工作的权利。他常说，我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好兄弟，记住，生活不是如此。年轻人的行为或许孟浪，但孙文广教授和虚舟先生却并非如此，他们都是退休在家的老教师、老教授，大可以做练八卦太极或者唱“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之类讨厚、黑、红党欢喜的事情。但他们没有选择后者，他们就是要为我们的民族“向来缺少抚尸哭叛的勇气”这一判断证伪，从而延续我们民族或国家的命脉啊！      

也有不顾旅途颠簸劳累，经成都、遂宁直接去家中看望我家人的人们。后来的探监，妻子说到这些，没有不泪流满面的。她对这一切的话其实也只有一个字：值。“非典”肆虐时，我很担心家里，妻子来信说，有两朋友亲自将预防的药物送到家中，我由此安心。两位朋友因为我和贤斌的原因，自高校毕业至今，遭受国安的“照顾”和体制的排斥，使我一想起来就不安和难受。他们的回答是：“已经连累了，还能怎样呢？”是啊，我们都向四十岁奔去，白发因命运坎坷提早爬上头顶，当年憧憬的美好前程仍然遥远，岁月流逝得厉害。       

考虑到案情简单和经济压力，我一再给家人写信不请律师。但张明等友人执意给我请律师，筹集律师费；邱诗明律师地道专业和不乏正义与良知的辩护，对案件的最后结果具有影响力。       

再说海外各界友人的呼号努力，更为壮观。问候我的家人，签名、游行、新闻传播、游说国际友人和联合国人权机构。有朋友说，游行的队伍里，人们高举着欧阳懿和与欧阳懿一样的人们的名字的牌子，高呼放人。以至于2004年9月，联合国人权机构任意拘押工作组到成都考察，要求访问监狱中的欧阳懿。羊子女士和黄河清先生对我的儿子考虑周全，他们的帮助使我的家人身心康泰。盛雪女士、茉莉女士、董昕先生、北明先生、王犀力先生，胡平先生、王丹、潘强、熊炎、封从德……以及莫先生和其他兄弟、其他群体……他们都从事于“哭叛”的努力和辛劳，我难一一述及。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一人与我有过直接的交往与认识，在此也不述及。       

两年后出狱，我得到问候仍然广泛，仍然符合本文的当然题意，限于篇幅，我不预备在此述及。我需要在此述说的是，卑贱、鄙陋如我者，何以得到如此广泛的厚爱？我只能告诉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她昭示的是异端或异议及其人们对于我们苦难的祖国不可缺少的意义！我只能告诉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她昭示的是对于异端或异议及其人们的“抚”与“哭”对于我们苦难的祖国不可缺少的意义！我还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所有这些在进行中，我们有幸可参与或作见证。                                                                      

2005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