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广东番禺太石村这个偏辟小村的一个局部性的小概率事件，在九月份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不仅《华盛顿邮报》等国际主流媒体报道了这个村要求罢免村官的新闻，国内，《人民日报》（华南新闻）和人民网等也异乎寻常地公开发表了迥异于番禺官方的评论意见。在网络上，这个昔日还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先是成为网络点击的热点，很快又成为敏感过滤词。到九月下旬，与这个小村有关的讨论在网络上遭到全面封杀。

燕南法治论衡，世纪学堂等一度相对宽松的网站，均禁止发表与太石村有关的帖子，网友们为逃过网络过滤，太石两字不得不以ＴＳ这样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将太石二字列为像燕南和世纪中国这样著名网站过滤词的情况，显然远非番禺一个小区政府力所能及，正印证了网络上的一个传闻：在番禺区政府之后，中央也已经将太石村罢免村官和清查腐败案定性为“非法”。

不过，中央和番禺一鼻孔出气，并没有能够产生说服公众的效果，声援太石村民和因给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而被抓的郭飞熊的言论层出不穷。笔者所见，网民意见多数都站在太石村和郭飞熊一边，谴责番禺区和中央政府的言论比比皆是。中央政府保卫番禺区委区政府，结果成了“伸出脑袋接石头”，成了挺身而出为番禺地方挡脏水，把人们的指责对象转移到自己身上。由于在一起明显不光彩的事件中愚蠢地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受损害，再一次成为人们发泻不满的对象。

回到事件的起点

在九月份达到高潮的这起案件，发端于七月份。在这个月里，因村干部非法出卖集体土地、补偿款没有落实到位、关系到每年三千余万元收支的财务开支不透明，四百位村民根据《村民组织法》１６条的规定，联名向太石村委、鱼窝头镇镇政府和番禹区民政局提出书面请求，要求罢免现任村主任陈进生，公开财会帐目。村民的诉求极其有限，始终只有两点：公开村级财会帐目，罢免村主任。从当时到现在，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这样的诉求，在其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可以得到非常合理的解决：不得人心的村官罢掉，对有贪污公款行为的个别人，查清事实后依法审判。

事情原本可以这么简单完满地得到解决的。

非常明显，村民的这两点要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情理上，都没有丝毫过份之处。它的矛头所向，只是村委会成员，与镇、区、市、省、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丝毫连带关系。政治上，村民们根本没有颠覆政权或给全国农民作示范或破坏稳定的意图。

行动中，在整个过程中，村民没有打砸抢，没有破坏治安，其最高形式只是到区民政局门口静坐，静坐时所有村民表现得异常理智，平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由此可见，太石村民不可能破坏或影响稳定，太石事件从头到现在，与危害社会稳定不相干。如果一定要说是影响了稳定，也只不过是影响到一个不得人心的村委会的稳定。一个村委会的稳定，根本不值得镇、区、市、省、中央劳神费力的去“维护”。

事件升级后面极可能有见不得人的黑幕

但几百位村民完全合法合理的诉求，却并没有得到太石村的上一级机关鱼窝头镇镇政府和更上一级机关番禺区民政局的理性对待。这两级机关回应村民的理由非常荒谬可笑：“镇领导和区领导说不批准他们的罢免请求，否则将有上百个村庄效仿，都起来查帐，将牵连到多少个领导干部？”有理由认为，正是这样完全站不住脚的回答，诱发了村民反感情绪升级。

暂且将上述这种明显滑稽荒诞的理由归于个别官员的戏谑性回答。鱼窝头镇镇政府和番禺区民政局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粗暴地拒绝村民的合法要求呢？我分析原因不外四点：１、上级听信了下级的片面汇报，真的担心事态会因此扩大化；２、上级与下级间有利害关系，在太石村每年不清白的三千万资金流向中，区、镇、村极可能是分赃制的利益均沾；３、有关官员作风粗暴，冲动、简单，处置失当；４、村民纯粹胡搅蛮缠。虽然有可能存在另外的原因，但到现在为止，从番禺区政府已经公开出来的信息，几乎全部指向最后一条。然而，这也是难以让人令人信服的。若是说几个村民胡闹还有可能，但这么多人齐心协力，通过合法的和平的途径表达自己诉求，要说是完全没有道理，还从无先例。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人们便产生了各种猜测。其中一个至少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太石村的村官与镇和区里的官员有某种利害同盟关系，镇和区里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因此才官官相护，极力保护村里的干部。而镇里和民政局的官员又极可能与番禺区政府某些要员之间有种种目前还不清楚的利害关联，如姻亲关系、提拔与被提拔的关系、乃至行贿与受贿者的关系等等。正是这种利害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使得陈进生这个小小的村官，把一级又一级的政府和党政大员们拖下了水，把他们绑到了自己的战车上，直到通过这些基层官员，以我后面将要分析的阴谋，最终把中央政府也拖下了水。

有一条显见不争的理由和三个铁证支持我的上述判断：

１、如果没有各种盘根错节的利害关联，区政府应该不会那么断然决然地无视数百村民的正当要求，而且出动上千警察打砸抢，这不合常理，因为如果村民有理，对区里而言，答应村民全部要求的结果才是最优，最得人心，书记区长们不可能不懂得收拾人心的浅显道理，也不可能不懂得此事闹得越大，得罪人越多，对自身前途越是不利，哪怕涉险过关，也会后患无穷；

２、郭艳、唐荆陵律师和艾晓明教授在依法调查取证时受到完全是黑社会流氓性质的围攻，这些人完全是一副打砸抢的行为方式，用黑帮手段对付别人者，通常都有不能公开的理由，而且必须以黑社会成员能拿到足够的钱为诱饵，同时还得有硬后台撑腰，三者缺一不可；

３、艾教授等在村里见到的人人自危的景象充分说明，有人为了堵口，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

４、当有媒体主动联系给番禺区政府提供澄清事实、洗清名誉的机会时，该区政府却置若罔闻，如果不是有不宜公开的原因，不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番禺地方豪强的利害分析

太石事件发展成一件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丑闻后，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村官和现在的番禺区政府成员的角度思考一下，将不难发现他们会怎么行事。

一、村官：

村官在七月份所面对的问题是：下面造反，帐目的问题浮上台面。造反还比较好说，了不起不当这个村官了，虽然有损失，但此处不留爷，还自有留爷处。最要命的是帐目问题。这可是有可能会带来牢狱之灾甚至于会死人翻船的大事。村官能够采取的应对只有三种选择：１、顺从民意；２、用黑社会手段自保；３、获得上面支持以自保。选择第一种，村官将人财两空，利益最小，损害最大，非万不得已不可这样选择。选择第二种，必须要有非常硬实的后台，而且副作用极大，一段采取这种手段，其后果难测，这也是非万不得已才能走通的路。只有第三种，既安全，又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村官凭什么来获得上面对自身的支持乃至绝对支持呢？也有三条途径：１、靠工作过硬，做的事经得起检查，因此得人心，有群众支持作基础，从正面获得上面支持；２、靠人情关系，上下级间的信任关系；３、靠手中掌握的三千万元村集体资金与上面手中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作交易。

第一种途径已经不存在，数百人联名要求罢免，以及选举的结果是原村委会全体成员落选已充分说明了村官不可能从正面得到支持。

第二种，靠各种关系。关系毕竟是软的，即使是亲弟兄关系，如果弟弟得罪人犯了事，做哥哥的会卫护，但心里也不会喜欢。村官与镇官的关系与兄弟关系毕竟不同，村官随时可换，镇官是国家正式的公务员，现在的公务员们一般都有一定文凭，受过一定的教育，应该有起码的是非判断准则，对已经不受村民信任的，惹起大麻烦的村官，完全可以弃如蔽履，公务员们不可能傻到拿饭碗和名誉拼老命去保几个不成器的村官。也即是说，单纯靠人际关系，事件不可能演化成现在这种单方面有利于数名村官而不利于两千村民的非正常局面。

所以，剩下就只有第三种，村官们拿手中所掌握的钱与镇区二级政府所掌握的权作交易，只有有了这种交易，村官一旦出事，就将拔出萝卜带起泥，区镇两级才会铁下心来保护陈进生们。镇区两级最开始拒绝村民的理由为这种推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镇领导和区领导说不批准他们的罢免请求，否则将有上百个村庄效仿，都起来查帐，将牵连到多少个领导干部？”而他们在未得到上面默许前的弱势状态也间接说明了他们明知自己理亏。

二、番禺区委区政府：

事情越闹越大，轰动全国全世界，惊动了中央，曾经作客过人民网的区委书记徐高金和区长骆蔚峰，当此仕途危机四伏之时不可能不精心盘算，怎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变坏事为好事”，怎样才能险中求胜、败中求胜？

不难看到，太石村事件只可能出现三种结局：

１、村民单方胜局：罢免成功，清帐成功；２、官民间妥协成局：改选成功，帐册的事摆平；３、官方单方面完胜：村民被彻底摆平。

第一种结局，当然是徐高金骆蔚峰极力避免的。一旦出现这种结局，区里前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将被视为非法和错误，区委区政府将脸面丧尽，政治前途彻底被毁，说不定，还可能因帐册等问题给卷进无底深渊。

第二种结局，对番禺当局也不利，虽然经济问题上的暗瞧暂时避免了，但有里子没面子，区委区政府威信尽失，两位的仕途，大概也到此为止。

第三种，只有第三种，才是番禺区委区政府所希望的。只要有一线机会，都应该争取。只有这种，区委区政府才不仅不臭，反而变臭为香，而且可以永绝后患。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与中央绑在一起

番禺地方官员只有达到完胜，并且将闹事者“绳之以法”，才是结果最优。那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

要得到广州市广东省的支持不是很难，区委书记区长们早先有基础，此时了不起再破点费。但要摆平中央，就不能靠钱了，或者说不能单纯靠钱，这里得用“政治智慧”，得揣摩“圣意”，得弄清中央高兴看到的是什么结果，最怕看到的又是什么结果。

在权力结构中，百里小县的番禺区之于中南海，只不过是藓芥之患，中南海既可能维护这个区一级政权，也有可能随时随地以牺牲地方官员换民意。以番禺弹丸之地，以一个区委区政府的螳臂之力，如何才可以说服中央与这个区委区政府坐在一条板凳上呢？有什么才是番禺与中南海的共同利害？答案是：只有稳定！

中央最怕的是失去稳定，最高兴的是地方维护了稳定，番禺区与中南海共同利害所在，全在“稳定”二字。

能够加于村民的罪名，也只有破坏稳定！

抓住了稳定，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同时，海内外民主人士们把太石村事件往争民主方向牵引，将发生在太石村的事情扩大叙事为影响全国的农民争民主的开端，也正好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稳定”的舆论氛围。

胡锦涛有被下面利用的明显弱点

番禺虽小，番禺地方官员却也是在中国官场上混出来的。中国官场的一条铁律（潜规则）就是，随时要搞清楚上面，特别是中央一二把手们在想什么，有可能想什么，喜欢什么，反感什么，害怕什么。上面喜欢的，反感的，害怕的，就是上面的弱点所在，也是下面官员的机会所在。

胡锦涛有显而易见的四个弱点：

１、信息不通。胡锦涛要想弄清楚下面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必须并且只能借助于现有的官僚体制。因此，只要能够让胡锦涛所得到的信息有利于番禺，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不可能。通过广东方面报上去的，可到广东省委省政府有关机构去活动。番禺与广东省，本来就是同气连枝，番禺出了丑事，广东省领导的脸上也无光彩，政治前途多多少少也会受些影响。通过新华社华南分社以“内参”形式报出去的，同样可以通过到新华社华南分社去活动，改写调查报告。

２、胡锦涛有镇压西藏人闹事的历史记录，在全世界舆论谴责安基盐灾难制造者时，胡锦涛的态度居然是支持那个外国专制当局。当番禺一再出动警力对付村民时，北京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是任其自主作为，这种态度虽不能说明中央肯定会同意番禺的强硬态度，但起码是容许的。这些都说明胡锦涛对理性并不敏感，对武力很敏感，对采取非理性的手段对付特殊情况有偏好。这就给番禺区铁下心采取同样手段镇压村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心支持。其实，胡锦涛当初镇压藏人与现在番禺区镇压辖区居民有本质不同，前者是防止分裂国家，其行为有法律依据，后者是打击村民行使合法权利，其行为完全违反现行法制。但只要上面不追究，谁又能追究徐高金骆蔚峰们犯法的问题呢？

３、胡锦涛是团派出身，团派人物都是依靠强权支持上台，虽以亲民为姿态，但主张学习朝鲜古巴，这说明团派出身有胡锦涛对铁腕有好感。这就给番禺地方当局提供了可以放手施为的广阔空间。胡锦涛这些显而易见的弱点，有可能使得番禺地方官员认为，对村民反打一耙，态度强硬，采取铁血手段把事情摆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还极有可能因此得到胡锦涛的格外赏识。

４、中国农村的债务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官民严重对立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像定时炸弹一样埋伏着，令中央做任何决策，都心存顾忌。胡锦涛有可能担心太石村事件会引爆潜藏在农村的定时炸弹。不过，农村债务问题等，是否会因太石事件而诱发，其实是大可不必过于担心的事，因为农村债务等积压下来的问题，说到底，正是像太石村这样的村级政权违法所造成。一旦把这些不得民心的基层毒瘤清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将大大提高，加上现在的免除农业税和社保进农村等安抚措施，农民还会不会起来响应太石村？答案应当是不会！

胡锦涛被番禺地方强梁打了一耳光

从上面的事实和逻辑出发，就不难察觉胡锦涛之所以支持（或默许）番禺地方当局胡作非为的原因所在。然而，太石村事件在网络上遭到全面封杀，充分证明了，胡锦涛在太石村事件上并不“亲民”，而是“亲官”。胡锦涛精心打造的“亲民”形象，在国际国内舆论，特别是太石村民心目中，却因此案受到致命损伤。

就在前不几天，在世界法律大会上，胡锦涛，还有温家宝，面对世界舆论，还在承诺要在任上积极推进村级选举。现在，当太石村民真的搞起村级选举，却又食言而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逆着天下如潮似涌的支持村民的舆论而上，当番禺地方以黑社会手段对付调查真相的律师之后，仍然执迷为悟，不惜牺牲自身政治声誉，甘为地方强梁当枪使，给黑社会当保护伞。

政治领袖的政治生命所依靠的，不是警察，而是国民的自觉认同。胡锦涛刚说的话，马上就被一个小小县级政权机关违反了，一国领袖，说话不能算话，政令不能出中南海，还有何威信可言？

胡锦涛听任番禺地方政权不尊重自己讲话精神，任其破坏村民自治的努力，等于是被番禺地方当局给打了一个大耳光。

有组织的地方割据势力才是破坏稳定最危险的因素

番禺地方明知艾晓明教授和律师的背后有国内国际无数双关注的目光，仍然敢于公开使用黑社会手段，这说明他们已经有恃无恐。番禺此举是向两方面示威：一是向村民和所有关心村民的国内国际力量示威，以此举告诉人们，我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又能拿我怎样？另一方面则是向中央示威，我贪了，污了，而且还要让你们为我说话，还要让你们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说过的话不算数，还要让法制规则威风扫地，你们又敢怎么样？还不是得听我们的号令调动政权力量为我们提供保护？

番禺地方当局这种无视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其危害性远远超过村民的理性抗争。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番禺现象后面的巨大隐忧：“番禺区政府部分官员不敢跟中央政府公开叫板，却敢在他们治下的土地公然实行与中央相违背的政策，公然使用非法手段，公然建立宪法、法律普行不到的独立王国。这种非法的、封建的割据势力正在损害中央的权威和执政能力，破坏中央的政策效果，是造成中国社会历次兴衰交替的重要因素，与”台独势力“一样是破坏性极强的地方分离势力。番禺区政府部分官员纠合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运用国家权力维护集团私利，使用黑社会手段实行高压控制，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分利集团化和软政权化的突出表现。”（八千旅路：《非法封建割据势力正在瓦解中国》，贴于燕南网法治论衡）

有必要补充指出的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更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状况，表面看来都是肇端于农民起义，但最终形成混战和取代前政权的，无一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些暴力集团，凭借其自身实力，根本不把原有法制放在眼里，什么都敢破坏，什么雷池都敢逾越。这些依靠暴力结合起来的地方势力，轻则横行乡里，打着政府旗号干着严重破坏政权根基的勾当，重则暗中扩大成势，伺机问鼎更高权力。

他们才是现行体制和稳定的最强有力的破坏者。中国历史上成功问鼎政权或导致国家覆亡的武装集团举不胜举，大一点的，有影响的如：刘邦集团，南阳与刘秀等集团，董卓曹操刘备孙权集团，五胡十六国各军事集团，安乐山集团，朱元璋集团，忽必烈集团，皇太极集团，袁世凯军事集团，吴佩孚张作霖诸集团，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集团。这些集团在其开始时，大多有体制内的背景，依托其原有体制发展壮大，未壮大之前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一旦引人注目起来，中央就完全失去了对其施加节制的能力。

这些集团搞垮原政权，历史上几乎有一条规律：中央政权先是为这些势力所要挟，为其所用，当中央政权人心丧尽之后，这些集团便会趁势发力，以实力取代原有权威。中国未来如果出现动乱，很难想象各股势力会由一帮泥腿子构成，最大的可能是掌控雄厚实力的由地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所组成的暴力集团逐鹿中原。因此，防止有暴力作支撑的地方势力坐大，实则远比防止农民闹事要重要得多。

纵容农民依法票选村民委员会，与纵容地方豪强相互勾结成势，两者间哪一个更有利于维护稳定？是让太石村农民给全国农民作依法选举的示范，还是让番禺给全国地方官员作勾结黑社会成功的示范？我想，如此简单的选择题，大概胡温是不应该做错了的。

太石村事件的症结

前面已经讲过，太石村与稳定无关。如果一定要给扯到稳定上去，那也只是通过这样一个假设才关联起来的：“如果中国农村都效法太石村，全国岂不会乱套？”稍有头脑的人就不难看出，这里的“如果”仅仅只是个假设，并非事实。华西村，南街村等就未必，那些村级选举搞得好的村也不可能出现村民静坐，那些村官不贪污的也不可能出现问题。

要将太石村事件解决好，其实并不难，中央要不为地方官员所乘，也并不难。只要抓住太石村事件的症结，解开这个结，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太石村事件的症结在哪呢？就在村民们的两点要求中。村民的要求说来有两条，其实归结起来只有一条，这就是清查财务。罢免村官，正是因为他们财务不清，可能搞腐败才提出罢免的。

村民的要求并非不在理上。

第一，罢名村官的要求，已经有该村选举结果作证，是有理的。对此，中央应当旗帜鲜明地支持村民。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村民，就是在维护中央政府的威信。

第二，清查财务，番禺政府强抢帐册后公布的清查结果，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并不足以说明村民要求无理。一个村的财务问题，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能算得过来的帐。收入有多少，支出有多少，等于是１+１=２，１+０·１=１·１。太石村每年收入３０００万元，全村２０００人，人均１５０００元。扣除纳税和必要的开支，即使以人均付出一半计算，中国任何农村现在的税率加费率都不应该高达５０%，就以５０%计，人均还可实得７５００元/年。但现在却只有６００元。这是个硬帐。

同时，旁边村里的情况也提供了参考，太石村旁边的村，有的年入３０００万，２０００人人均可分５０００元，太石村却只能人均分５００还不到，那么，还有７０００元/人、年，到哪去了呢？蒸发了？

太石村事件的症结，正在这每人失去的年入７０００元。只要查明了这个问题，对天下作个公开的交待，中央政府不就由黑变白了吗？不就由被动变主动了吗？不就又一次赢得孙志刚案之后那样的荣誉了吗？

结论

太石事件，最开始由几名村官引起，村官们财务不清，受到村民反对，为了自保，通过非正常手段，将镇级政权，区级政权与自身捆绑到一起。事件的发展，最后，中央政府也被动地卷了进去，当郭艳律师被殴，车辆被砸，艾晓明教授被逐得“死里逃生”时，番禺地方政权的黑社会性质已经是路人皆知，中央政府此时无所作为，片面封杀声援村民的声音，等于是姑息养奸，是纵容地方黑恶势力坐大。堂堂中央政府，因太石事件处置失当，如今在国际国内舆论中堕落成了黑社会的保护者，成了村霸县绅的打手。太石事件成为中央政府、胡温新政期间的一个巨大的政治丑闻。现在，中央政府要改变这一切，避免为地方豪霸所要挟，最好的，大概也是唯一的对策，就是绕过广东和番禺地方所设圈套，由国家民政局，会同审计署，派员彻查该村帐册，并将清查结果全部公开。

这样，无论番禺地方与村民哪一方有理，中央政府都可立于清白之地。如果这起事件处理得公正，中央政府将可一举赢回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