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权力的逐渐巩固，胡锦涛作为“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一面也日益凸现在世界面前。曾经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的学者型官员王元化先生，最近对笔者说，他认为胡根本就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胡锦涛发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严防美欧在我国和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内部报告，该报告用杀气腾腾的言词，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新闻出版、民间社团、维权人士的打压。尤其是在新闻出版领域，连续对《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工人出版社等机构进行整肃，使得二零零五年以来本来就已经万马齐喑的新闻界更是鸦雀无声。

其实，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取向并非如今才暴露出来。早在两年前刚刚加冕为新党魁的时候，胡就曾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亲自发表讲话。该讲话分为三个部分：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二、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三、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局面。通篇讲话不仅了无新意、枯燥无味，而且从思路到措辞都是一次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

在这篇冗长的讲话中，胡锦涛特别强调“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各级党委要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和改善领导。”胡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亦同步发表社论说：“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来都是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的。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散发着阴沟中的气息的、让人恶心的语言，这些宛如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般陈旧而猥琐的语言，是因为这些语言道出了胡温“新政”的实质——胡温根本就没有“新政”，胡温实施的依然是旧得不能再旧的“旧政”。所谓“新政”不过是海外传媒和少数的知识分子的“单相思”而已。实际上，在控制舆论、取消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方面，胡比江走得更远，胡可以毫不脸红地坐上当今世界新闻自由的“第一杀手”的座椅——这是记者无国界组织赠给胡主席的一项“殊荣”，因为中国政府关押了数百名作家和记者，这是一个并不能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世界第一”。

以出版而论，从二零零四年下半年以来，大陆的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便处于停滞状态，数百部优秀书稿由于担心无法通过日益严格的审查而被束之高阁，少数侥幸得以出版的也很快被停止发行。如抗战类图书《国殇》，仅仅因为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作了相当正面的评价，就迅速被中宣部命令从书架上撤回。数百名作者上了中宣部的黑名单，只要是他们写的作品统统不能出版；数十种“敏感选题”根本不允许触及，即使是反右、文革、大饥荒等历史题材亦成为禁区。许多原来依靠出卖书号而存活的出版社，因为害怕中宣部的处罚，不得不停止这种“灰色生意”。这不仅使得出版社自身难以维持、连编辑的工资也发不出来；更让数千家个体的“图书工作室”处于“封冻”状态，再好的选题也难以实现，有一名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甚至将这些个体的图书策划公司定位为“毒瘤”。

在对自由民主思想进行“严防死守”的同时，胡锦涛也企图通过“保先”及“和谐社会”之类的运动与宣传，效仿毛泽东的方法对民众进行洗脑。如在中央级大报中一向较为开放的《中国青年报》，亦奉命展开对胡锦涛本人的肉麻吹捧，其社论居然以“总书记胡锦涛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的方向”这样典型的毛时代的语言开始。以至于那些稍稍有点良知的编辑都感到极度耻辱，多名编辑愤然辞职。

这种洗脑运动虽然难以得到毛时代的果效，却仍有相当作用。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却能让中国的意识形态继续保持僵化状态。胡本人深知，要保证中共的统治像“万里长城永不倒”，就必须高速开动宣传机器，阻挡多元信息的自由流通，在这样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民众才可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奴役的愚民。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留下的一大谜是：为什么有相当大数量的明智的、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们，却被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所吸引，参与其邪恶事业，最终身败名裂或者自己也被填进了绞肉机？这些疯狂而暴虐的思想，为什么会被数以亿计的追随者欣然接受呢？波兰裔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这就提出了一个恼人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人性固有的带破坏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易于接受蛊惑人心的鼓动？几千万人被杀，因为出于种族或者社会的原因，他们被认为不配生活在尘世上的乌托邦里；另外更多的人则被强制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这一切都证明超凡神话具有催眠性的吸引力；它设想在全面控制的强制性乌托邦里可以达到历史的终结和臻于至善至美。”这就是宣传的力量，胡锦涛虽然平庸，却也对此力量深有体认。

叩问历史，无论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供奉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征服民心，一是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武力，此即“枪杆子”；二是靠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教育，对全民进行一次彻底的洗脑，此即“笔杆子”。尤其是后者，在专制政权得以建立之后，官方便会动用一切资源，不断强化和拓展以愚民为目的的宣传教育。历史学者王向远写过一本名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的著作，副题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这本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军事与宣传并用的策略。其实，在中共内部也有一支庞大的“笔部队”，在中共建党的八十余年里，这支“笔部队”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中共夺取和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毛时代的陈伯达、郭沫若、姚文元到邓时代的邓力群、贺敬之、袁木，一直到今天的王沪宁、夏勇等人，皆为其中的得力干将。胡锦涛在讲话中多次使用“宣传战线”这一充满硝烟气味的词语，也说明中共当局将其宣传部门看作是一支“笔部队”，一支愚弄和征服人心的“笔部队”。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其改革的第一步必然是放松言论控制，开放报禁，走向新闻自由。苏联东欧是如此，东南亚若干国家和地区如南韩、台湾也是如此。严格控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出版自由，将传媒作为一党之宣传工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专制统治的延续，而非解冻、破冰的开端，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一书中分析了冷战的实质，认为冷战乃是一场“自由”与“不自由”的竞争。他指出：“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美国人对热战和冷战中的敌人作了很多谴责。但是，我们最有力和最公正的谴责一直是，它们压制和正在压制信息和观念的自由流动。我们宣称，我们不能忍受压制信息这种邪恶行为。我们在国内不会屈服于这种行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加以阻止，也不会允许国外的这种行为。我们坚定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求。”在今天的中国，在党的严密控制下，信息无法自由流通，民众也丧失了获得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渠道。传媒成为维护党的统治的工具，而非增进理性和自由的领域。胡锦涛的多次讲话都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新一代党魁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冷冷地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作为全球范围内新闻自由的“第一杀手”，胡锦涛的这一桂冠还会戴多久呢？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