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一样心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太石村的事是在意料之中，局势的发展早已是我辈无能置喙的，我们只能眼看着它为善为恶。一个村的村民要罢免村官，这样的故事在当下中国太多了。在中国，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何况罢免。罢免或说农民的生存在我们这里早已是一场战争。大多数战争的硝烟为我们视而不见，或硝烟过后我们以为中国还可平安。只不过，这一个太石村被维权人士和“维权政治”活动家们选中，它的罢免请愿活动得以为外界周知，它被推波助澜。

陕北石油维权案、蔡卓华案、定州事件、卢雪松事件、临沂计生事件、超级女生事件、太石村案、王斌余案、中青报事件、李敖事件……这些社会进程中的案例大大刺激了言论者和维权者的神经，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飞扬的心态看待变动中的社会。但我个人不甚赞同的是，案例中的个人被忽略不计了，他们只是作为类型的人，作为符号出现。一切都紧密地围绕着维权或有利于民主的名义展开。与此对照，跟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一样，参与、声援、解读都成了重大事件、重要文献，那些知识分子参与了这些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似乎与有荣焉。但到现在，我们想到这些案例，我们就能想到与其有关的学者、律师、知识分子，我们很少了解其中的无权者的生存世界，我不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想到他们的生存不得解决的穷窘，真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在战争中伤亡的人物事件注定做了牺牲。由于时间观念的不同，相当多的人要么做了战争的壁上观者，要么为自己看中的一支队伍呐喊几声。但只有身在战争中的人才体验着在中国生活的惨烈、孤苦、无助。艾晓明的独特体验在于，她从旁观者的看台走下来，到交战阵地上去了。但这种上战场没有主动被动区别，旁观者最终会被卷入进来。只是知识精英或看客精英们对待战争的感受是影视网络模式的，而无权弱势者们（请注意，他们很少或几乎没有暴力；虽然看客精英们一再警惕地说他们是暴民）在战争中挨打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是活着一天即赚一天的事。总有一天，看客精英们被会打醒，或者醒悟之前就被打死。

看到艾晓明呼救的文字令人无言，说什么都显得残忍；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但我们仍只能诉诸说，谁有权利让别人牺牲，谁有权利让我们牺牲？我永远记得姚立法、李昌平、崔祥联等地方意见领袖们一次次地跑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向专家学者们请教；今天的李昌平、姚立法已经自成专家学者，今天的崔祥联被迫远走他乡，到另外一个村庄里过生活。我记得纽约时报等域外媒体的驻京电话在无数中国农民那里传抄；我记得定州事件中的村民是搭着棚屋过生活；我听说广州的砍手党不可理喻地变本加厉。想到这些事，有时候真想象年轻朋友们那样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是，我们是不能够流泪的。

我是较晚才得到消息的。在大而热闹的北京有太多的信息，为了自己的工作，我只好经常斩断这些信息。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而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等我听说太石村事件，那时的舆论已经很乐观了，说什么政府承认了村民罢免的权利，太石村是民主的“小岗”之类，我听了只能是苦笑。虽然我不愿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人，我苦笑了却又希望事实真如维权政治活动家们所说，政府这一次也许会让步的。

但我知道，前现代的存在状态，无论它是自然状态还是社会状态，都是一种战争状态。霍布斯说过：“在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霍说的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洛克说，“如果一个统御众人的人享有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的自由，可以任意处置他的一切臣民，任何人不享有过问或控制那些凭个人好恶办事的人的丝毫自由，而不论他所做的事情是由理性、错误或情感所支配，臣民都必须加以服从，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政府，它比自然状态究竟好多少？”洛克说的就是一种社会状态，他说“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在自然状态中想夺去处在那个状态中的任何人的自由的人，必然被假设为具有夺去其他一切东西的企图，这是因为自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同样地，凡在社会状态中想夺去那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们的自由的人，也一定被假设为企图夺去他们的其他一切，并被看作处于战争状态。”

因此，无视战争状态，硬要说明非暴力抗争、和平抵抗的意义，是一种糊涂的认识。社会的战争状态并非是一种阵地分明的攻守状态，弱势者的生存力绝非和平、非暴力可以说明。像郭飞熊先生那样及时报道太石村事件进展的做法，是一种新闻记者的做法。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在艾晓明指望的新闻界几乎无人敢实践，以至于它成了我们社会最为难得的义行。

我的想像终止于弱势者，实际上我们都是弱势者，只不过强者无所忌惮的暴力还没有凌驾到我们的头顶，即使凌驾也被我们自我欺瞒或转换掉了。比如，中共的警特机关把监狱设在我们家里，比如宣传机关把我们的网络玩具随时收走关闭。我愿意说，这种做法跟黑恶势力欺压弱势者一样，都是跟中共的执政理念、跟六千万共产党人的意愿相违背的。只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困境。次法西斯政治中的大小公权力，其“伤害权”并不合法，但却肆无忌惮。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未想过指望下岗工人、乡村农民的维权斗争能够解救我们，能够把市民变成公民。我从未想过鼓动民众去做牺牲。民主转型注定有人要牺牲，但我们没有权利牺牲他人，没有权利把他人作为我们文章的注脚或行文案例。实际上，我更期望的是，弱势者真实地表达自身，我们更鲜活地表达自己，表达作为弱势者的我们。

悲观地看，我们到了一个非暴力解决不可的时代，到了一个社会溃烂动乱乱动不断的时代。乐观地看，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革命的前夜。只是四五亿城里人能否把握好这一次君子成人之美的革命，能否实践一种狂欢式的成人革命，需要市民的自觉，也需要中共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