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给李国涛打电话

王一梁

 

 

 

在牢里,铁头一直嚷着要绝食,但过几天我就要出狱了。临走前,我悄悄地对他说:“如果你真的绝食了,一定要设法让隔壁牢房的李国涛知道,他是上海人权协会会长,会帮助你的。”铁头的眼睛一亮。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想,这一信息肯定带给了铁头不少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       

在我的文章《我的法轮功难友:铁头叶剑飞》里,曾写到过这一细节。后来铁头见了,在这段文字后加了一个注解:“但是,谁来帮李国涛呢?”

是的,但是谁来帮李国涛这个正为他人的人权而日夜战斗着的人权协会长呢?

       

8月份起,我开始每星期打一次电话给李国涛。我俩就像恋人一样,不管有话没话都要说上二句。渐渐地,电话固定在星期二上午十点钟,我把它称之为“星期二电话”。

不管多忙,我都会提醒自己别忘了打这个电话。       

和李国涛电话一直保持畅通到上星期。但今天,已是第五天了,我却再也听不到李国涛的声音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8月的那次电话里,我吃惊地发现,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李国涛竟然被当地警察以“口头传讯”为名,连连被关进警署的“铁笼子”里不下二十次,而且,每次一关都几乎满钟:12个小时。       

今年5月2日,我曾代表狱中作家委员会网就李国涛连遭警察毒打事件,撰文“李国涛再遭警察毒打,狱委表示强烈关注”。从时间上判断,李国涛被接连关进“铁笼子”就是在那次报道之后。

还是在那次电话里,我向李国涛问道:“警察还打你吗?”       

“不打了,现在换以‘口头传讯’为名来整我了。只要见到海外媒体上出现我的名字,或者我参加了什么签名运动,就把我叫到警局,也不多问,便把我关到‘铁笼子’里。”       

“‘铁笼子’?是那种警局的走廊上,只能站一个人、看上去像是鸡笼的笼子吗?”

我眼前顿时浮现出一幅共产党警察为了羞辱人,特制出的一种铁笼子的悲惨景象。

“那种笼子以前我也关过,不过,现在关我的笼子比以前要好多了。共产党的硬件在进步,这一点我们要承认。但他们把我和流氓、妓女关在一起!尤其可恶的是,警察把我一关就走了,常常还做出故意把我忘记了的样子。”       

根据中国法律,警察有权“口头传唤”任何一个公民,只要在12小时内放人就算合法。面对上海嘉定警方如此卑鄙下流的勾当,我该怎么办?再撰写文章呼吁吗——再为警察整李国涛提供一个借口吗?

我想了想后说:“我以后每星期给你打一次电话好吗?”

本以为李国涛会拒绝。李国涛是个骄傲的人,他从不脆弱。“好啊,但我们在电话里只讲一分钟。”

国涛的声音在电话里听上去有些激动。可以想象,在这三个月里,他身心两方面饱受摧残。我每星期与他的一次电话,说不定能使嘉定警方有所忌惮。

       

刚开始电话,我和他真的只讲一分钟。但很快我们的话就越说越多了。我建议他可以写写回忆录。当听到李国涛问,有什么欧美小说值得推荐翻译的时候,我便建议他和我一起翻译Serge的作品。       

Serge在中国至今鲜为人知,但就是他第一个使用了“极权主义”这个词,就像奥威尔最先使用了“冷战”这个词一样,他俩都是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的伟大批评者。这个提议显然使李国涛感到兴奋,以后我们的“星期二电话”几乎都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在电话里,我忘掉了他那里的严酷现实。而按照我们的计划,Serge值得翻译的作品至少有十卷本,足够我们忙上几年了。       

这段日子真正是我和李国涛的蜜月。我为自己的这种电话策略也感到有些得意,因为自从有了这个“星期二电话”后,警察也确实不来找李国涛的麻烦了。

但有一个“星期二”,我忘记了打这个电话,等到我想起已经是次日了,结果没想到,李国涛却在中国时间的“星期二”下午又出事了。

下面就是这个电话的部分记录:       

太平洋时间10月19日,星期三,晚7点(中国时间: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点)。       

李国涛:“前天,下午3点钟,我被带进了警署,警察问了我二件事情:一、我是不是接受了希望电台关于退党之事的采访;二、关于福州大风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我回答: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你们无权问我,我也不会回答。前后问了我不到3分钟,却足足写了三页纸的笔录,然后要我签名。我拒绝了,我说,因为我什么也没有说。警察说,这份笔录还包括在居委会里的问话。但事实上,在居委会里我也什么都没有说。警察说,你不写,没有关系。我们有旁证!接着,警察把两个当时根本不在场的联防队员从外面叫了进来,让他们作为旁证在这份笔录上签了名。”

“看,伪证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在电话里,我听到李国涛在愤怒地吼道。我也愤怒了。我说,我马上让海外电台来采访你。李国涛的这一声怒吼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听到!       

但李国涛平静地拒绝了我这一建议,理由是,至少他现在的电话还保持畅通,我们的“星期二电话”还可以继续下去。就在这同一天,李国涛又被关进了“铁笼子”里。一直关到午夜12点才放人,回到家里,发现电脑已被警察搬走,连一张收条都没有留下。

       

后来,我又和李国涛通了几次电话。电话里,李国涛在为许万平最近被秘密审判一事而呐喊。在后来的电话里,我们也谈到了Serge,但他的兴趣似乎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浓厚了。正当我继续想再就翻译Serge作品的细节和李国涛深谈下去的时候,他那里的电话却再也无人接了。

三天前,我给李国涛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写道:我非常想念你!

昨天,井蛙对着电脑突然叫道:“李国涛来信了。”

却原来是李国涛为“ 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呼吁书上的签名。“只要见到海外媒体上出现我的名字,或者我参加了什么签名运动,就把我叫到警局,也不多问,便把我关到‘铁笼子’里。”

国涛兄弟,你如今那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晚,我得给铁头打一个电话了,只是不知道他这一次又会说什么,但他肯定也非常想念你!

我们如何才能帮得了你?

200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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