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这篇谈话我已放了两年，如今翻出来整理，依旧感慨万端。

    我一直在考虑，钟罄先生没被判过刑，也没坐过正规的牢房，按体制是否该放入《冤案录》里？可是……

他饱经摧残的脸总在我的眼前晃动。 

我初识钟罄先生时只有10来岁，印象中，他温文尔雅，却风度翩翩，且极有音乐天赋，能将小提琴和吉他弄得出神入化。然而生不逢时，作为一省级文艺单位的创作员，却经常混迹于我母亲麾下的民间火把剧团，在露天场子上亮相。听我母亲讲，有一次他们在一乡村小学演出，面对一群闹哄哄的小屁孩，西装笔挺的钟大师居然怀抱古典吉他，弹起了《爱的罗曼史》，结果曲未过半，就在一阵石块、泥巴的雨点中被哄下了台。

其实，钟罄先生“被哄下台”的命运从新社会降临的那天就注定了，他出身剥削阶级，父亲被镇压，哥和弟都死于非命，所以，虽然他背叛家庭，投身革命，为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却无法抹掉原罪。

而另一项“风流”的原罪在阶级斗争被淡化的今天，依旧延续着。由于打了20多年的光棍，钟罄先生时常因在自己家里幽会女性而被破门捉奸，闹的满城风雨，连自己的孩子也感到脸上无光，与其划清界限。更过分的是70多岁的钟老在近两年还因男女之事被拘留，向我爸借钱，才被保释出来。

钟罄先生身败名裂了吗？最近我登门拜访，发现他竟蜗居在大白天也得开灯的逼仄陋室里，忍受着心脏病和糖尿病的折磨。他无奈地笑道：“光阴如水，我却再也流不远了。”

我感触到某根神经断裂的声音。 

我很晚才知道，钟罄先生是驶名中外的川江号子的最早搜集者之一，并在屡遭下放改造的几十年里，爬山涉水，搜集了几百首民歌民谣，有的还曾被传唱一时。如果换一种国家体制，他和流放新疆的王洛宾这类人，早该是风光的国宝级人物了——哪至于活得如此狼狈?

这是平不了反的”冤案”，钟罄先生，还有我父母，还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苟且偷生在无尽头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冤屈里，谈不上有什么正常、健康的个人生活。

感慨不尽，我就在2003年5月6号和5月11号的两个下午，约会了钟罄先生，我们边喝着一块钱一杯的劣等农家茶，边回顾人世沧桑。四周的茶社，搓麻将的世声此起彼伏，而围墙外面，沉睡了7000年的金沙遗址正在开掘，一些坛坛罐罐，一些骨头，勾得现代人浮想联翩。

两次交谈中，天边都响着隐隐闷雷，在这种反常的气候里，钟罄先生连唤我的小名，并且说:“二毛，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整人害人，我做过不少好事，比如下放到乡下搞计划生育，强迫孕妇避孕，9个月也要做掉，太残酷了。我就坚决反对……”

我连忙打断他道:”您的价值不在这儿。”

钟罄先生道:”价值?什么价值?连我自己也忘了——人的德行就这样。”

老威： 我对您最早的记忆是文革中间，大概是70年代，林彪刚爆炸不久，我跟我哥去某省级文艺单位找您。当时在大门口登记，再上靠街的三层楼，就潜入地洞一般的楼道。两旁遍布蜂窝煤炉和锅碗瓢盆，呛得人快闭气了，我们摸索着推开一扇虚掩的门，却见您身着白衬衣，正挥汗如雨地拉小提琴——在硝烟弥漫的红色年代，这就是最动听的声音了——虽然除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之类，您不可能拉别的。

钟罄：我已经忘了。

老威：我一个孩子，却永远记住了，并且晓得钟老师您是风流才子。

钟罄：风流才子？唉，一辈子有一辈人的故事，真是一言难尽！

老威：我爸也常说“一言难尽”，直到他2002年去世。过去我还认为交谈的机会很多，没料到转眼就……

钟罄：你的意思我大致明白。

老威：钟老师您哪年生的？

钟罄：1929年，今年74了。

老威：看上去不像。

钟罄：我的外貌显得年轻，可内瓤早不行了。高血压，糖尿病，再经不住折腾了。天晓得能不能活够你爸的寿数。所以，今天就在这儿大概讲讲过去，能通过你留点参考资料下来也不错。

我的老家是重庆铜梁，父亲钟迅伦，早年投笔从戎，成为我舅舅郭ＸＸ（43军军长）的部下，我舅舅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又是著名军阀杨森的部下。后来，我父亲官至旅长，于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率军赴前线，却在安徽境内被来犯日寇击溃，千里迢迢逃回家乡。心灰意冷，重整家业，雇人种茶，几年之间就兴旺发达起来，成为县境内最大的茶场，当地人都把我们家称为“钟半山”。

老威：按共产党的阶级成分，你们家算大地主吧？

钟罄：解放后，闹土地改革，我们家茶场被没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国营农场，至今还在。而父亲因历史问题，于1951年，在清匪反霸中被镇压。

老威：你父亲被枪毙时，你在现场吗？

钟罄：1950年1月，重庆解放不久，我就光荣参军，此后一直在部队里忙碌。知道父亲出事，我也不敢回家，怕同志们指责阶级立场不稳。

老威：“恶霸地主”的后代能参军吗？

钟罄：那年我高中毕业，思想上要求进步，渴望革命，就报考南下的解放军第三兵团文工团（稍后改称川东军区文工团）。因文化程度高，并拉得一手好二胡，没费啥周折就被录用了。当时，共产党接手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因此“统一战线”的法宝得到充分应用。文工团团长李漠，政委时乐濛，都是从延安时期过来的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写过许多传唱一时的革命歌曲，包括《二呀么二郎山》等等。这些老革命都很开明，没有因为家庭出身而歧视谁，所以团里汇集了一批业务人才，甚至还包括国民党“万岁剧团”的团长，少将军衔的朱崇志。老朱人很好，在团里担任艺术指导，大提琴拉得出神入化，大家都尊称他为“朱指导”——如果他还活着，就90多岁了，而时乐濛，我前两年见到他时，就已87了。

老威：你周围的政治环境还挺宽松的。

钟罄：团领导的革命资历厚，所以保护了不少我这类的人；而我，虽然在50年就加入了共青团，但由于父亲被镇压，背上了包袱，只有忘我工作去赎罪，我还主动申请上朝鲜前线，为打击美国侵略者出力，我巴不得死在火线，让组织了解我火热的红心。领导找我谈心，弄得我一次次泪水横流，可在那年月，嘴上可以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而在现实里，血仇子弟根本没什么政治前途。1953年，川东军区文工团改为西南军区文工团，我因政审不合格，不能留在部队，就下放到地方的省人民剧团，这是省歌舞团的前身。1955年，空军文工团想调我，再次因政审不合格告吹。

老威：您的音乐素质与家庭有关吗？

钟罄：我不是音乐世家，祖谱上除了我，也没第二个以音乐为职业的，但是我父亲财大气粗，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家里的唱片（含流行歌曲、川剧、京剧）堆成山，我天天都放，跟着哼，耳濡目染，就熟了。40年代，我心目中的偶像是刘雪庵，他大概与我父亲同岁，写过“好花不常开，好境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等许多盛传一时的名曲，听说他还到过重庆，在抗战时期青木关的国立音专教过课。我心向往之，但年纪太小，又担心学音乐遭人非议，就没敢向父亲提出报考。

如今，我对父亲最深的记忆，就是每当家里来了贵客，他总是让保姆唤我去，并且笑眯眯地吩咐：“二娃子，唱一盘嘛。”于是我毫不害羞地站在屋中，一展歌喉，赢得众客人的啧啧称赞——唉，眼下这一切都随着时间之流越淌越远了！如今我才敢对你说，父亲是极其慈祥的，做过不少好事，还与日本鬼子拼过命，我不明白他为啥会人头落地。

老威：你家其他人的下落呢？

钟罄：除掉夭折的，我家弟兄3人，我排行老二。大哥不学好，抓拿骗吃，骚扰乡邻，父亲一怒之下，将其撵出家门，沦为一个终年不归家的流浪汉。解放后成为街头乞丐，讨不来吃，就翻垃圾，最后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下被歌乐山收容所收容，熬不过，就病死狱中。三弟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国军，不足一年，就被共军俘虏，变为解放战士，此后下落不明。据我堂妹讲，1956年他回了一趟老家，穷困潦倒，还在堂妹家借了一笔钱。可不久，他就因生活无着而跳河自杀了。

老威：如此，钟家就只剩你一根独苗了？

钟罄：我幸好求学在外，参了军，才幸免于家难，也算独善其身吧。

老威：忍辱负重。

钟罄：谈不上，在单位里混得不开心，就主动申请下乡。收集民歌民谣是件极艰苦的事，多数年轻人不愿去，可我不仅愿去，还想长期泡在穷乡僻壤，沉浸在民歌里，就暂时忘却了生于何年何月。

老威：听我妈讲，您是川江号子的最早搜集者？

钟罄：川江号子有好几个版本，因为是经过千百年的口口相传，所以随意性比较大。我的同龄人，话剧演员陶鹏搜集了一个旧社会的《川江号子》，可能是属于下川东（即重庆至万县、奉节一带）。陶鹏版几乎是原始素材，原汁原味的大拼盘、大杂烩。起始则是川剧高腔，撕心裂肺的悲：“清风吹来凉悠悠／联手撑船下涪州／有钱人在家里坐／哪晓得穷人的忧和愁／嘿哟／前面要过一个观音滩／观音菩萨莫得灵验／你我联手……”

老威：我曾碰巧欣赏过舞台上的《川江号子》，似乎是解放军歌星李双江演唱的，姓李的嗓音洪亮，却一身松包肥肉，油头粉面，一边“嘿哟”，一边轻摇小手，摆着划小船的姿势，把我看得肉都麻了。

钟罄：李双江保养得太好，当然体味不了拉船过滩的那种艰辛。我们搜集的这个版本稍晚于陶鹏。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著名作曲家郑律成视察四川省人民剧团，正好我在那儿。郑律成作专场的音乐报告，并指明要听《川江号子》，可团里没人会。于是由郑提议，乘着兴致组成一个采风小组，有郑自己，《兄妹开荒》的词作者羊路游，《王大妈要和平》的词作者许文；而团里也抽派了两位文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小伙子陪同三位老前辈，这就是我和田霁明。

安排妥当，次日大早出发。我和田，两条跑腿的先到乐山安排旅馆，郑与乐山行署专员是朋友，专员就派了辆军用吉普，载我们去峨眉山游玩。抵达山脚极破败的报国寺后，寺里派了个和尚陪同上万年寺。这儿刚遭了大火，烧得只剩半边厢房，天色已晚，我们就在残存的厢房内宿了。这一夜的收获是经寺内长老指点，我们认识了一种琴蛙，紧扣在岩石底，仅指甲盖大，可一叫，就咚咚咚的，清脆悦耳，似古琴声。郑了解名山大寺的情况，长老叹息道：“都废了，都废了。不仅香火冷落，连山上的猴子也被饿极了的山民捕吃了不少；棒老二也多，你们可得小心啊。”

次日回到乐山，专员已指示当地文化部门，安排了船工李大成和三个号工在江边恭候多时。按常规，货船前仓及后仓二分之一都装货，以保持平衡，而梢公在后，船工则前后都有。赶滩喊号时，随兴所至，前后都可领号，称为“前领江”、“后领江”。

既然我们是专为听号子而来，所以这只小船没装货，从乐山到宜宾，途中宿了两个夜。峭岸之原始森林，绵延数十里，可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水上还时而飘来打渔船，为如画美境更添了意味深长的点睛之墨。

船未动时，我见李大成才20多岁，虎头虎脑的，还感到没把握，就一再发疑问：到底唱得咋样？记得的号子多不多？该不会吼几句就没了。李笑而不答。等到一开船，他就开嗓了，我的神经触电似的一麻，果然厉害！其他三位也嗬哟跟上，极为默契，郑律成听得露出了笑容——他在半小时前，还皱着眉头说，应该弄个50岁以上的老船工来。

江涛拍着船舷，李大成吼得兴起时，就剥下短衫，敞开紫铜色的胸膛，而号工的和声犹如天籁，一波又一波，惊得白鹭横飞。从乐山到宜宾，几百里水路的行船，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唱。有时吆喝了一遍，引起大家喝彩，再叫来一遍时，李就说，滩过了，再来就不合适了，或者说情绪跑了。郑律成目瞪口呆，他还以为事先排练过，却不明白这种排练从千百年前就开始，并且一代一代留传至今。

可惜当时没录音机，记谱也太难；号子是随兴吆喝开的，其间变化多端，我学过记谱，本来手极快，可跟一遍也记不下来。重复来，他们吼得跟前头又不一样。我说错了，他们说错不了；我提醒前头咋个吼的？他们说忘了。

郑三位前辈，搞过多年作曲，手忙脚乱也记不下来，索性停笔，吩咐我跟随模仿。我的调式记忆有天赋，就边记边模仿，渐入佳境，就把嗓音、鼻音及从小耳濡目染的川腔全耍了出来。歇船时，大家就把我围在中央，评头论脚，看合不合原汁原味。郑律成乐得合不拢嘴，还主动指点，哪儿属于那种和声，哪儿暗合什么发声法，作曲技法分几种，等等。

郑还说，他在延安就熟悉了黄河船工号子，虽然惊天裂地，旋律却简单易记；这是他平生首次接触长江号子，没料到如此诡异多端，犹如愁肠百结，源远流长，而自己却抓不住。他连叹几句“不虚此行”，接着大伙都“夜不能寐”了。

船抵宜宾，虽歇进旅馆，还意犹未尽。于是，郑等人在行署专员的主持下，召开民歌民谣与革命传统的讨论会；我则被派去四处打听，看还有没有吆喝号子的顶级高手。结果在木船运输行社刺探到一位老船工，叫罗自清，据说在方圆几十里称第一。我立马约过来，当面试唱，果然呱呱叫。

老威：比前面李大成如何？

钟罄：厉害多了，号子和川剧记得极多。如果罗自清在你周围吆喝，耳朵就得嗡嗡老半天。我兴奋得忘了请示，当即就拍板定了。

其时，正好有一艘30吨的木船要去重庆，我们搭个顺风，就不用额外花钱。船上有8个船工，人人会吆喝，本来气势已够雄壮；但郑律成说“为了号子更棒”，要凑足10人。罗自青说：“船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加人就得加钱，老板和你们一家出一半咋样？”我们回答：“放心吧，都没问题。”

按行规，船工赶一趟，货主只出单边的钱，并且包宜宾到重庆途中的伙食；而号工级别比船工高，报酬也要多几十元。号工分主、副领唱，并且有权指挥船工。人一多一杂，船老板和号工都暗中拉帮结派，扣手的，经常搭挡跑船，互相的号子唱和也最默契。什么滩什么水什么号子，张口就来。

老威：新手呢？

钟罄：号子腔调是千百年口传心记下来的，新手跟船混几趟，几乎就会了。血液里本来就有嘛。不过，我们这是采风，用的都是行家。

宜宾为岷江、金沙江和长江的交汇口（金沙江和长江本是一条江，分段不一样），两江接头处蔓伸出一条小河，叫南广河，从高县蜿蜒而出——这也是我们搜集的《小河号子》的源头。

宜宾虽大，当时却没码头；于是我们就在头天黄昏，赶江上轮渡，抵南广河边的南广镇，并且在镇上租了干净被褥，住入专为我们腾出来的船之中仓。睡法和船工一样，横着，人和人头脚倒错。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水这么近，只隔一层板。

舱位腾出来，船工们就睡露天甲板，用帆布和几根棍支个篷顶，被子蒙头就摆平了。

次日天不见亮，就“唉乃”一声开船。按规矩，此刻该号工出声吆喝，船才撑竿离岸，桡片齐划，颇为状观，可为了不惊醒我们，就开了一阵哑巴船。

在随后五六天中，罗自清的领号没有李大成频繁，也没有刻意表演的痕迹，他总是根据需要才吼一阵。比如船一进入正规水域，为了驱赶残梦，集中精神，他一出声就石破天惊，随着速度的加快，还需调整桡片的节奏，“嗬咳嗬咳”的呼应顷刻就响彻江面了。

老威：可惜再也体验不到这种音乐现场了。

钟罄：有多种状况是非吼不可的——其一抛河，即将船从岸左挪往岸右，这是为了绕开礁石，汇入航道。虽然距离较短，但需船工齐心协力，所以号子的指挥铿锵有力，大伙也跟得起劲，可谓分秒必争。

老威：分秒必争？

钟罄：对，若号工走了神，船尾舵工就立马叫唤：“喊得了！”正抽烟的，也要马上掐灭，叫一声：“喔也罗幺哦呃——！”

老威：钟老师，您的嗓子太地道了！

钟罄：差远了。要真叫起来，这茶园里的人都坐不住，还以为我发神经。

老威：请继续。

钟罄：其二过滩，特别是长滩，旋涡多，水流时缓时急，所以要控制好速度，桡片的左右前后都划得颇讲究，否则就危险。此时的号子就喊得变化多端，扣人心弦；其三是水流缓慢，走船吃力，吆喝号子的时间就长，一遍接一遍，号工和船工脖子、手腕上的青筋暴起，汗淌成了槽，听上去，仿佛喉咙着了火。有时几公里水路，要这么持续吼半小时、一小时，其间夹杂着大段大段的川剧唱腔，有煽动性的，也有色情的，甚至有喊天骂娘的。总之，喉咙着火，肺腑着火也得拼力吆喝，因为掰哑巴船更累。其四为上水船，动作要统一，桡片要闪得快，此时号工就挺在船头，大幅度地做动作。另外，突然加快和停止，连续过滩都需要号子。你想，长江有多少滩？多少礁？多少旋涡？多少荡？不进则退，罗自清的嗓门可谓是铁铸的，吼不破。

老威：哪些情况不喊号子呢？

钟罄：不过滩不喊，水流不太快，船顺着漂不喊，大家可以休息。但罗自清此时也不闲着，就即兴说唱。我的任务主要是记谱，后来号子变化多端，记不了，就只好弃笔，从头至尾模仿。但随着抛河、下滩的频繁，吆喝突兀，模仿不过来，就只能凭印象大致把握。

船抵重庆朝天门码头，我们与船工依依不舍地道别。由于模仿的东西比较零碎，我们又去寻了一群船工，吆喝了一回，却与长江上听的有天壤之别。失望之余，我们住入北碚北温泉，都把笔记和心记的东西展示出来，整理加工，然后送郑律成过目。我年轻记性好，是主要的模仿者；而郑律成在随后半个月里，用五线谱搞了一个版本，叫《川江船夫曲》，前头加了一段鼻腔音，比较洋派；中间一段与我搜集的相似；再后就拼凑了几个素材。

老威：这个船夫曲发表在哪里？

钟罄：没发表，也没演唱过，可能郑老自己也觉得改编得有问题吧。我作为后辈，当时要了一份，作为学习的资料。但私底下认为，既是采风，就该是原汁原味。

老威：那么您搜集的版本如何？

钟罄：我是四川人，又熟悉川剧，当然地道的多——这算是解放后对川江号子的首次搜集。因有陶鹏解放前搜集的川江号子，为了区别，我就把自己搜来的改名为《嘉陵江号子》或《小河号子》。

后来，我带着这个版本上了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的联欢会上，我成了号子队的领唱。1957年，我的版本在苏联莫斯科的音乐节上获得大奖，自此流传开去。为了政治演出的需要，旧的内容被删除，悲怆的原味搞成了乐观向上的时代味，气势更宏大，却更空洞。中央乐团创作组的罗中溶在1956就对《嘉陵江号子》进行了规范化的声部处理；之后，一个叫廖胜京的，给号子配上了钢琴伴奏……

老威：与共产党改编陕北民歌一样吧？

钟罄：差不多。唯我所用，唯政治所用。比如“牡丹花开哟嗨／红又红哟嗨／小河的拉船哟嗨／乐融融哟嗨／不怕天热哟嗨／流汗水嗨／汗珠越多嗨／心越雄哟嗨！”

老威：船工把脊梁骨都快累断了，还会吆喝“心越雄”？

钟罄：这种感觉是演员的，而不是船工的。可惜我因家庭背景，无政治上的发言权，只是一架搜集民歌民谣的业务机器。

老威：您搜集过多少民谣？

钟罄：数不清了。我先后搜集过川江号子、小河号子、乌江号子、岩工号子、森工和抬工号子。巴蜀之地，长江极其支流，没有我脚迹未至的地方。我还搜集过《散悠散》，《秀山花灯》，《罗幺姐》，《黄洋扁担》等等，数不清了，我一直被同行们称为“民歌王”。

老威：您搜上来的东西都经过重新填词、改编吗？

钟罄：只要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公开演唱并流传开去的，都经过了重新填词与一定程度的编曲，政治需要，个人起不了啥作用。但也有不少，我锁在抽屉里，没拿出来，哪一天我死了，就“原汁原味”到头了——因为要么原唱者“失踪”（即使没失踪，要他或她再唱几十年前的土歌，也由于时过境迁，丧失了那个味儿）；要么原产地“失踪”（自然生态破坏得太厉害，原先偏僻的地方也因意识形态和商业原因变得不偏僻了，人们被多洗几次脑，民歌民谣也就地蒸发）；还有我个人能力有限，搜集得太多，用不出来，慢慢就淡忘了。

从解放到文革前后，除开政治运动受煎熬，一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穷乡僻壤跑，这是命，不认不行。

老威：为什么？

钟罄：由于家庭出身剥削阶级，出国不行，上京和外地演出不行，搜集上交的作品被随意改编。甚至到了80年代，也不调老婆，不评职称，不分房子，不解决子女工作，所以老婆不得不与我离婚。

老威：您的脾气挺好的。

钟罄：棱角全磨平了。单位同事都愿意呆在大城市，出风头，只有我这公认的傻儿，愿意下乡，逃避人际纷争和歧视。

老威：在乡下呆着，心里平衡吗？

钟罄：过去的年代，民风还算朴实，沉浸在民歌民谣里，心就变得简单充实。大约是1958年，我在三峡地区搜集民歌，船至神女峰下，远远就眺望到“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在绝壁间横空出世……

老威：有多大？

钟罄：现在的人想象不出的大，一座山峰一个字。据说这是被流放至此的右派们的杰作。这五个字，整整耗了几百个右派分子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上山就得半天，还要腰里系绳，从崖顶把人一个个放下去，铲草，平整石面，再把弄字的石灰，一背篓一背篓搬上去。刮风太冷，出太阳太热，加之吃不饱，许多人就象蚂蚁一般，倒毙在苦役途中。当时，我就听说右派们为了早日赎清思想的原罪，竟争先恐后下悬崖涂字，大概有四、五个人，都被风刮飘起来，落下万丈深渊，连泡沫也没起一朵，尸体在下游几公里才打捞上岸。

当时，我从当地人嘴里晓得了这些文化人的命运，就庆幸自己的“主动流放”，还好歹拥有相对的自由。

老威：我80年代在艺术馆工作，也采过风，当时年轻，觉得挺好玩。

钟罄：好玩？我不觉得。比如1960年冬天，我去巫山境内搜集民歌，走了几十里山路，又困又乏，就夜宿一乡村文化站。当时正闹大饥荒，人们满山遍野转，能入口的，就捞一把吞下去；许多死尸，上半截埋了，下半截还露在外头，小腿肉叫剔了下来，白惨惨的骨头，至今还时常横在我的梦中。开始，我兜里还揣着粮票，有村有店，就买些粗饼干充饥；后来不行了，就自带干粮，快到民歌搜集点就先歇脚，躲着偷吃一顿，再仔细把嘴巴和牙腔扫干净，装着没吃的样子，重新有气无力地上路。否则，农村人见了城里装束的人，就象见了又活又嫩的肉，贪婪得吞口水。你想，连有白鳝泥的山都掏个大半空，被这种泥巴撑死的人，双眼鼓得象铃铛，浑身青紫，象服了过量砒霜。

扯远了。总之这一夜，大队干部把我领进空空如已的文化站，烧了一瓶水，也不问我吃没吃，扭头就走了。床和被子都潮乎乎的，散发着怪味，我喝了点热水，勉强和衣躺下，暗叹恍若隔世。因为这儿两年前还挺热闹，天天傍晚，男女老少成堆，都坐在这儿唱新编民歌，颂扬盛世，颂扬共产党、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的好。我在现场边学边唱，手腕子酸了，舌头也唱麻木了。我记得米面虽短缺，但玉米红苕还能敞开肚皮吃。好象还杀了一头猪，虽然这猪比较瘦，百十斤不足，连内脏带肉，社员一户才分几两。

胡思乱想着，肚皮就咕咕乱响，我咽了一阵儿口水，正要入睡。可迷迷糊糊之间，耳畔突然飘入一种似梦似幻的哭腔，冷入骨髓，且有板有眼，这是我从没听过的一种调儿： 

月白如浆，月暗如墨，

痛煞妾也；

云聚如昨，云散如今，

思煞妾也；

星起如生，星落如死，

恨煞妾也！

官人呀官人呀，

醒来呀醒来呀！

一口水，一口饭，一口菜，一口面，

你我同食十年。可眼下，

上半口属阳，下半口属阴，

从土里起来呀官人，

起来合成照旧的一口吧！

老威：我只听你背诵这词儿，也叫人肝肠寸断。

钟罄：这既不是纯川腔，也不是纯民歌。我马上睡意全无，就翻起身，披衣开门，外头果然层峦起伏，月光如洗，好个清凉的纯粹世界。可仔细看一阵，会发现秃树干上垂着白幛，荒冢横七竖八，风一响，似有无形的饿鬼列队而来。

哀歌停顿了约10分钟，又复起；我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循声了望，竟象被勾了魂儿似的，抬腿向前走了约半里路，才苏醒一般在一个岔路口刹步。估计歌声是从三、四里开外传过来的，我确定了方位，才慢慢折回来，关门躺下。朦胧睡去，脚凉如冰砖，直将整个人化作冰窖——那歌从醒时唱往梦中，天亮了，犹余音绕梁。

次日起身，在一层薄雾里辩准昨夜的路，走了大约三里远，终于在一处山坳寻着一间土坯房。屋外铺洒着纸钱，而四下却悄无声息；我站在阶沿下迟疑片刻，上前敲门。从门缝里探出一颗包裹着白孝帕的脑袋，那神情，犹如刚从壳里孵出的小鸡娃，于是我就撑着门板，问这随时想缩进去的小鸡娃：“你家大人呢？”

小鸡娃（此时我方认出这是个10来岁的小姑娘）细声细气道：“爸爸昨夜死的，妈和生产队的人抬他下坎了。”

“其他人呢？”

“爷爷、家婆、两个弟弟昨年就饿死了，爸爸骂我贱，饿不死。”

小鸡娃的泪水在眶里打转，我实在看不过眼，就从兜里掏出个冷馒头，掰了一半递去。我自己也开始吃早饭，可才咽两口，小鸡娃已经全下肚了，还边咀嚼边向我伸出鸡爪一般筋络暴突的手。

我只好把没进嘴的也给了她，并趁机问：“埋人这么快？”

小鸡娃顶着脖子噎过了，才回答道：“他们说饿死的样子不好看，要趁天黑埋。”

“昨夜的调调是哪个唱的？”

“调调？”小鸡娃不解其意。

“就是一声声拖得很长的那种野调调。比如嘛，我学一下，你听听：‘痛煞妾也——’。”

小鸡娃扑哧一下笑了。接着把门全敞开，搬张小凳让我坐下，自己却进屋舀了一大瓢水，递给我喝。

“那调调到底谁唱的？”我喝了一口，又追问道。

“妈妈。”

“她唱了多久？”

“爸一咽气，她就开嚎。生产队干部说是封建迷信，不准她嚎，可是好久好久都止不住。”

“是么？”我心里很失落，“你妈啥时回来？”

“不晓得。”

“她还会不会唱？”

“人都埋了，还嚎个啥子嘛。”

我一阵胆寒，没料到她小小年纪就练成如此铁心肝，于是就站起来告辞。小鸡娃却一把拽住我：“等一会儿嘛。”

“不了。”

“等一会儿嘛。”

“不了。叔叔是搜集山歌的，你又不会唱。”

“我会唱很多呢，比如大跃进的，公共食堂好的，放丰收卫星的……”

“叔叔不想听，叔叔想听昨夜那个调调。”

“那个调调是封建迷信。”

“叔叔就要听封建迷信。”

“我也会嚎这个封建迷信。”

“你也会封建迷信？”我一下子楞住了。

“当然。”她挺挺干瘪的鸡胸，提气酝酿了几秒钟，泪水就打起转来。她突然干嚎两声，然后唱道：“月白如浆，月暗如墨，痛煞妾也……”

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因为小姑娘唱的，真和昨夜的调调一字不差！除了声音有些稚嫩，可以区别，我简直就怀疑是自己中了魔，还是这本身就是邪魔的世界！我掏出本子记录，可我晓得，这是不可能公诸于世的。

老威：在相隔40余年的今天，您可以公诸于世了吧？

钟罄：我已被磨平了，风烛残年，早失去年轻时的热血冲动。

老威：可如今，您这样老资格的民歌民谣搜集者，该算“国宝级”的人物了。

钟罄：光棍一条，两手空空。就是我目前的写照。由于家庭成分，我受了一辈子排挤，政治形势一紧，我搜上来的作品就被理所当然地剥夺署名权。演出了，得了奖，甚至被剽窃、篡改了也和我无关。文革开始，民歌搜集中断，作为单位内长期的受气包，我也在同事的动员下造反，参加“投枪支队”，写大字报。可1969年，保守组织一翻身，搞清算，仅管我从没打过人，也作为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被揪出来，关押、批斗达一年多。都80年代了，还以老政策区别对待我，不能出国，不能上京，限制使用。

老威：您81年就离婚了，没再找个伴儿吗？

钟罄：我一直在找伴儿，并为此几乎身败名裂，连儿子也与我反目……

老威：我晓得，您还被拘留过几次。

钟罄：一言难尽，我不愿再谈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