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泰晤士报》最近公布的２００５年全球高等学府排行榜中，北京大学比去年的排名跃升两位，名列全球第１５位，取代东京大学，跃居亚洲第一。排行榜的根据是各校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师生比例、学生数目、从海外聘用教师人数，以及海外机构最想聘用的大学毕业生等指标。北大成为“亚洲第一”，至少有三个问题我们要清醒，一、北大在这次排名中位列“亚洲第一”，到底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比东京大学乃至亚洲其他大学优秀？二、即使北大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和哈佛、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三、有更多比排名更重要的事值得人们去关心，去追问。比如，我们可以问一问，今天的北大与蔡元培时代、胡适时代乃至马寅初时代相比，到底有了哪些长进，或者有那些不足？ 我们可以问一问，北大为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正在做什么，还能够做什么？在未来的历史书中，后人将如何评价２１世纪初社会转型中的北大？

衡量一所大学的标准有很多，包括排行榜采用的那些的那些标准也是，但其中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很清楚的，大学严格的来说，它应该是知识中心、学术中心和思想中心，是探求真理的地方，是每个师生寻求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的地方，是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任何不同学说、不同思潮、不同观点的地方，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竺可桢说的大学涵育万有才能成其大，意思都一样。换言之，真正有追求、有理想的大学是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永远不会被已有成绩束缚住手脚，它鼓励自由的创造，倡导不同思想的碰撞，以真理的追求为依归，以学术的发展为目标，以培养具备明辨是非能力、有着健全人格的学生为己任。它从来都不会因循、苟且、患得患失，它在社会危机关头能挺身而出，它不会陶醉在已有的成绩和历史的功劳簿上，它总是向前去了。

一所大学是不是合格，就看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是自觉地肩负起了这些大学的使命，守住了大学的这些核心价值。名列这次大学排行榜榜首的哈佛大学最初只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教会学校，１９３６年３月，当它迎来三百周年校庆时，已然是世界知名的大学，从那里走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影响的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政治家、律师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当时的校长康诺德是个化学家，他在演讲中主张，哈佛的将来一是要坚持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和教授个人的观点。二是不仅注重实用科学，而且同样注重理论科学，使纯粹的理论科学也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哈佛毕业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哈佛大学的校训是Ｖｅｒｉｔａｓ，就是真理的意思，“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诚哉斯言，只有不断地追求真理，时时以真理为指针，将真理放在一切世俗的功利之上，大学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以及创造、更新的能力，持续地为社会提供新知识、新思想、新价值。将近７０年过去了，哈佛大学之所以没有衰落，而且更加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始终是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追求、这样的理想。

说得简单点，大学要有超功利的追求，要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一所大学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能走多远，往往并不取决于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标，而是那些不能量化的、物质背后的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感受得到的氛围，如同空气、阳光一般重要，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起来，一所大学要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环境，一个允许独立思考、允许杞人忧天、允许大胆探索的大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近年来，来自北大的学术抄袭、招考研究生等丑闻不断。老实说，北大今天还没有什么值得自我陶醉的，当它名列“亚洲第一”时，它最应该做的也许并不是庆祝，而是反省。一所好的大学当然要具备不断的自我反省的能力，认识自身的不足，重新找到起点和支撑点，重建大学精神，接续曾经有过的优良传统，放眼世界，看到相应的高度，这样的“亚洲第一”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