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骚扰，多半是不会让人感到安全的；相反，安全的也便不是什么性骚扰了；而非常性骚扰，却多半是“安全”性骚扰：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以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以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执法者对于相对人如此要求，只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安全高于一切，安全压倒一切。于是，执法者就可以公然进行安全性骚扰了，明的，暗的，形式多种多样，成本也越来越大，一切为了“安全性骚扰”。一旦这样的性骚扰不过瘾了，那就不是安全性骚扰了，而是不安全性骚扰了，人人自危，结果是：不安全高于一起，不安全压倒一切。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同理：世上本安全，安全性骚扰多了，也便有了不安全。所谓安全性骚扰，往往是为了神圣的“国家安全”，而不是国民的安全。最近，我到北京的平谷山野休闲，看中国的大好河山，觉得真好，遂想起来解“国”和“家”这两个字。国，就是口里的玉，假设这个“口”称为国界的话，那么“玉”就是全国人，站起来的人。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说，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个人就是“站起来的玉”，而不是所谓政治概念中的空泛的“人民”。在我们国家，人民往往不是“人”。假如你是自称人民，到人民法院打“民告官”官司，往往很难占上风。有时候你依法“民告官”，人家大权在握的人民法院死活不立案，你这个官司也就无从打起。山西有个法院的院长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官空气”。所以民谣说，“法院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百姓看不起病是难，上不起学是难，打不起官司更是难，确实如此啊。

曾经，我在浙江宁波基层采访，听到某地一个笑话，说该地街上若有人问路“人民法院怎么走”，很多人说不知道，因为他们这里“只有某某县法院”，而没有“某某县人民法院”。原来，“法院不是为人民开的”。再者，我经常路过杭州的几个法院，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就想，百姓怕打官司，打不起官司，打不赢官司，目睹种种怪现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高级人民法院是这个国家的“高级人民”才能打官司的地方，中级人民法院是这个国家的“中级人民”才能打官司的地方。能打起官司、打赢官司的，都应该是高级人民，否则都是低级人民。至于区县一级的“人民法院”称谓，也让人疑惑，谁是人民，谁又不是人民，成为一个难解的天问。

我们所在的每个城市的政府，以及北京党中央的中南海大门口，都有一个醒目的招牌：为人民服务。假设，我说我是人民，我要进政府找某某市长、省长建言，可人家门卫不让我进，我说你们不是提出“为人民服务”吗？我是人民你们怎么不让我进，为什么不为我服务。对方要么不说话，要么就说你不是人民。那么，我不是人民，谁是人民呢？中国有人民吗？

毛泽东当初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实际上后来流传的版本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中国人民”到底是指包括全体民众在内的中国人站起来了，还是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等特定人民站起来了，历史总是一个客观的总结和结论。只是遗憾，现在还不到结论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民众，包括国家领导人，都站起来了，那么这就是“国”，“国”字外面的这个“口”就是国界，“玉”就是全国人，全体站起来的平等、自由的人。如果一个国家的“玉”，只是指特定阶层，尤其是既得利益阶层，那么，这些“玉”不是全体民众，而是特定那些吃国家饭的特等人，“国”成了他们的家，国家也就是他们个人的国家，“家天下也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的民众，往往就是既得损失者，与他们的“国”无关了。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众口一词的“家天下”不是全体民众之福，而是全民之祸。所以，人们称“文革”为“浩劫”，是全民的灾难，世界文明史上的黑色记忆。现在，我再解开“家”这个字，“家”就是“室”字头下面有个“豕”，“豕”就是猪的意思，猪在猪圈里站着，除了头顶有个顶可以挡雨之外，左右都没有防风的地方，可见这样的“家”很凄凉，人降低到了与“豕”一样的档次，哪能与“国”所指的“口中的玉”相比呢？

一个国家，当特定的领导人和既得利益者都成为“国界内的玉”，他们把国当家，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而民众呢？只有自己的小“家”，这个“家”又有多少安全感呢？所以，这个特定的国家非常强调“安全高于一起”，“安全压倒一切”，时刻提防假想的、或萌芽的不安全感出现，处处以“安全”的名义骚扰民众，将“安全性骚扰”进行到底，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国家”安全了，民众的“小家”也就安全了。而且，“小家”的安全来自“国家”的保护，“小家”要学会感恩戴德，时刻效忠“国家”，热爱这个“国家”，争做这个“国家”的名义上的主人。

于是，这样的“安全性骚扰”，也就上升到“国家”级别的安全性骚扰的高度，其意义不是为民众的安全，而是他们自身的安全。这样的“安全性骚扰”，也便成了他们的合法性，也是其“愚民统治”和“奴役国民”的惟一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