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一日，单位中共党支书到我办公室一脸神圣而庄重地对我说：“经观察，我发现你是个正直的、对工作有责任心的人。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吧，我愿作你的入党介绍人。”

忽闻此言，我惊愕半晌。一丝被单位同事对自己正直与责任心首肯的欣慰掠过心头，但面对这入党的动员或曰邀请，我却大惑不解，心想怎么今天中国一些基层党员及这些所谓支部书记还拿“正直与责任”来作为入党标准？

想着时就自语式地说了一句：“现在这年月还以正直与责任为标准？”

语出后，我意识到可能有所不妥。好在支书并没有怎么反应过来，只是强调一句：“正直与责任当然重要。”

其实我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这勾起了我对一桩往事的联想。记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上大学时，班上最早被批准加入中共的是一个从贵阳考过来的男生，他宿舍就在我隔壁，而我们大一的班主任，也就是系里的团总支就住在我们对面。班主任是专抓学生思想工作的，发展党员也是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开学不久，我就见那位贵阳来的同学，有事没事总往班主任宿舍跑。到第一学期未，大家回家过春节返校当晚，我又见贵阳那同学拿了两条红塔山烟，侧身进了班主任宿舍。一会他出来时就红光满面，窃笑不已。当时我还困惑：有什么可高兴的？

不几天，一次班会上就听班主任宣布那位贵阳的同学光荣地成为系里新生中第一个加入中共的人。后来有一次在喝酒后听那同学亲口半骄傲半调侃地跟我们说：“我两条烟就把组织搞定了”。可见当时党票应是两条烟的价位。不过当时红塔山是不易弄到的，也显见入党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大学四年中没有人找我谈入党的事，我也是同班七十多名同学中始终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的三人之一。当然自大学毕业时那场民主运动发生后，我对中共的看法就更不一样了。今天在一个民营企业竟然有人动员我入党？我只有惊愕与不解。

从那支书的一脸庄重，我可以相信他是认真的。于是我就将思绪从过去沉思中拉回来，很认真地问：“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这一问他似乎早有准备，只听他成竹在胸地回答：“第一、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第二、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战胜了多年来的自然灾害，尤其象九八年的特大洪水；第三、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战胜２００３年的”萨斯“病魔；第四、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维持中国社会稳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上胜利。”他这回答应该说既有一惯宣教的陈词，但也加入了一些新近案例的注释。对于这一切，说实在的我早已失去了争辩的兴趣，也应该说早已达成了对类似说教认识的超越。然而面对他那一脸的认真，我感到有同样认真来回答的责任，同时考虑类似谬论在今日中国社会居然还有广泛的蒙蔽性，觉得一辩也有点必要。于是我就逐一探讨性地根据他的几个“只有……才能……”来阐述我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疑问，以期望于这个支书为我解疑释惑：

首先，“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能推翻三座大山，获得解放”——

这是句从我上小学或者甚至更早就听老师或兄长们跟我常说的话。小时候听的时只是当作人要喝水般自然而不质疑地接受着，并没有去想其中的道理。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后来我产生几个困惑：

其一，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究竟会是怎样？这是个没法去证明而只能作假设的命题。既然没法去证明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坏或者更好，那么“只有……才能……”式的唯一的、排他性的叙述就不准确，因为存在着“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当然也不能排除更坏）”的历史可能。

其二，既然有更好（或是更坏）的可能，那么我们只能求助于现实社会的事实来证明。先看西方社会，他们没有共产党领导推翻什么大山，怎么人民生活得比中国更幸福——物资上更富足，精神上更快乐？今天中国这些被解放的人民许多竟以到他们国家生活为人生的追求，甚至想尽办法以成为他们的国民为荣耀？

再说中国自身，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国民党争夺政权后，导致中国分为台湾与大陆两个不同政权统治。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变成了亚洲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而中国却在经济上远落后于台湾，政治上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同宗同根同历史起点的民族在不同党领导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竟产生了这般差距，是该归功于共产党还是该归罪于共产党？当然这个情况还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来到人间后，尤其二战之后，地球上同时出现同宗同族同历史起点上因政权而分离的国家还有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朝鲜。这些国家分裂后经过半个世纪，也无一例外地陈述着：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民不聊生，动荡频频，以致共产政权下的民众以冒死逃离到民族的另一边为能事。

如果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特例——大陆太大，台湾太小，甚至说国民党逃离时将大陆财富搜刮去了台湾，那么南韩与北朝鲜，东德与西德就再难找这种口实了吧！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就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并且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方无论在经济、政治或者文化上都远远落后于非共产党领导的一方？如此这个“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推翻三座大山，获得解放”的意义何在呢？中国人获得的是怎样的解放呢？难道不是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了这种落后的现实？不是所谓伟大的解放导致了这难以追补的差距？

第二、“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战胜多年来的自然灾害，尤其象九八年的特大洪水。”

中国的确多灾多难，尤其近年以来自然灾害似乎接连不断，不是涝灾就是旱灾，甚至涝灾旱灾同年结伴而至。这接踵而至的灾难实在给这个民族留下累累创伤。然而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天灾如此频繁地降临这个民族头上？是老天故意惩罚这个民族，还是要刻意赏赐给共产党彰显伟大的机会呢？

那么从灾害产生的根源而言：同样是这遍土地，从古至今当然也不乏各种自然灾难，但从人类认识的自然规律而言，自然灾害多是上天对这遍土地上人民的惩罚与警示，是人道违背天道的报应。这话听起来似乎带有迷信的色彩，但它所说明的人不能逆天而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也即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否则自然就会失常，灾难就会降临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近年来动不动就是百年不遇的洪水或天旱，并且不遇的时间不断在加长，而灾难降临的时间却不断在缩短，以致年年不间断。那么这多年来的自然灾害是否也有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呢？是否无视自然规律，只注重眼前利益，盲目追求ＧＤＰ政绩，甚至权钱勾结，巧取豪夺，打着开发的幌子，干着掠夺破坏的勾当，以致森林被毁，草地沙化，河流枯竭，空气毒化。如此一来怎不阴阳失调，四时倒序，旱涝无常？

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无数自然灾害，从这些灾难中走过来的依靠，我今天很难一下概括出来，但有一点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中国古时五千年历史中并没有共产党领导，也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延续了民族的脊脉，并且还创造了骄人的古代文明。历史的事实有力地证伪着“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战胜多年来的自然灾害”。

至于九八年的大水，虽说是百年不遇，就算千年不遇，难道还比大禹治水时期更猛，那可是洪水滔天，江河改道啊！古人不是没有依靠共产党而战胜了洪灾？

从世界来看：人类历史上不仅历经无数自然灾害，而且现在每年世界各地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灾难。从各种资料来看，那些大多数非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遭受自然灾害时，显示出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更强，在自然灾害后恢复力更快，人们生活得更祥和。相比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那些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人民不仅没有惶惶不可终日，而且他们面对自然力有更多的泰然自若，因为他们社会为抗御灾难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第三、“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战胜２００３年的萨斯病魔。”

这个论断自２００３年后似乎成了中共在大陆普及很广，认同度很高的口号。中共官方媒体几乎不遗余力地将“萨斯”宣传成考验了中共伟大、卓绝的力证。然而我就怎么也不能理解：其一、“萨斯”为什么就在中国暴发？这是否亦如洪灾旱灾在中国多发一样有多年来破坏自然导致的恶果呢？其二、就算“萨斯”在中国暴发是偶然性的，那么同样的“萨斯”也传播到过世界其他国家，欧洲、加拿大、美国等等，为什么“萨斯”传到这些国家并没有迅速扩散，危及全国，造成全民族恐慌，而偏偏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肆无忌惮地传播、繁衍，以致让这个民族处于极度的惊恐中呢？难道“萨斯”对中国也是情有独钟？还是在这里找到了更适合传播的土壤？其三、“萨斯”之后，世界各国努力反省，检讨在针对“萨斯”这种病的防治上的得失，以期为今后面对类似灾难提供借鉴时，中国却在铺天盖地地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唱共产党的“伟、光、正”，那种努力，似乎从这场民族灾难中终于找到了中共存在的合法基础，他们甚至完全不避让人产生纵容“萨斯”为祸的嫌疑。一个党或是一个政府，如果需要民族的灾难来证明它存在的意义时，这个党或是政府就不仅是虚弱的、可怜的，而且是肮脏的、可耻的。

第四、“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维持中国社会稳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上胜利”。

这个论断也是唱了多年的了。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国度，这个论断完全是作为真理的常识来宣示的，并且在中国民间、甚至部分知识分子中都有很高的认同度。然而多年来我对此总是心存怀疑。

首先、从历史来看：中国大陆自中共夺得政权以来从上个世纪５１、５２年“三反五反”，到５６、５７年“反右”，到５８、５９年“大跃进”及紧接着三年大饥荒，到６６－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到８０年代反精神污染，再到８９年镇压民主运动，最后到９０年代后期镇压法轮功。这中间那一次运动不是牵涉到成百上千万的人，甚至是整个民族卷入，并且那次运动不是造成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直接受害者，许多无辜者甚至在运动中被剥夺了生命。这些运动从未间隔过十年。这种高密度、大范围、强迫害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怎么就是体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稳定？如果这也算稳定，那谁能举出一个非共产党国家比这更不稳定的来？从过往的历史来看，中共自产生以来就从没有使这个国家稳定过，那么怎么得来“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今天中国腐化遍地，民怨沸腾，社会犹如干柴炉火，各种矛盾激化已达临界状态。每日在中国大地发生的因权灾导致的民难是不胜枚举，几乎到欲求一天上网不看到这样那样与权力有关的灾难都成一种奢望。如此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演的灾难，并且常常是群体性、大范围的灾难，无不是证明着这个社会的极不稳定。如果将这种弥漫整个民族的灾难的社会现实也称之为稳定，那这种灾难的稳定究竟是谁的稳定？是谁需要的稳定？

再次、近半个世纪来我们民族的记忆上只有不尽的苦难，没有什么所谓胜利，从以往的历史及今天的现实来看，我们生发不出依靠共产党带领走上胜利的幻想。实在要寻找这遍土地上的胜利者，那也是贪官污吏的胜利，那也是权贵掠夺的胜利，是他们假借极权政体从胜利走上了胜利，对天下百姓何胜之有？

我的话显然太多了，说到最后我已是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跟一个动员自己入党的支书说话。虽然我几次发现坐在我对面的支书一脸不自然地呆笑着欲起身离去，但又更不自然地强迫自己坐下，那份神态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此中止言说。我当时真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估计就算他马上走出我办公室，自己对空也得把这些话说完。整个过程他没有回答我的任何提问，事实上可能也容不得他回答，当然他也没法回答。待我终于片刻停顿，欲听支书开导时，他如遇大赦般站起，连声说：“你先忙，我有事，先走一步。”话没落音，人已出了办公室。

自那以后，我每次碰到那支书时，他总是一脸不自然。

２００５－１１－１７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