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小看游击队打鬼子的电影长大的一代人，被灌输的多为中共抗日的光辉形象，提起抗战的丰功伟绩，能从我贫乏的记忆中搜罗出来的事迹，除了被说来说去的平型关大捷，也只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战斗片残留的戏剧性画面。以中流砥柱自居的共军还打过哪些胜仗？从前学过的历史课本上并无明确的交代，我只模糊地记得，其中有很多篇幅都是讲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的情况。

光阴如箭，今年欣逢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眼看各国都在举办不同程度的纪念活动，得尽了抗战好处的中共自然要抓紧机会表功庆贺，好给疲软的党威党权加一剂历史的输血。针对当局一系列喧闹的表演，史学家辛灏年在纽约奋起猛击，他连讲演带撰文，一时间批驳与揭露层出，在海外华人圈甚有反响。辛君的重述抗战史发人深思，也激起我求知的冲动。本着补课的目的，遂加紧读了些相关的论著。本文的撰写，就是为梳理我最近读黎东方《细说抗战》一书后的沉重心情。

应如何评价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抗战业绩？该怎样定性那一场血战的胜利呢？黎东方这本详述了二十二次会战的专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悲怆的参照。黎书秉承了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例，它叙事简约，细节的描述一字一钉，行文中适当插入作战形势地图和翔实的统计数字，每叙述一次会战，都明确列出敌我的兵力对比和伤亡人数，然后据以判别双方的胜负得失，并联系前后的战局作简要分析，指出其间的影响和关系。与那些高谈阔论的抗战史书写或太个人情绪化的回忆录文字相比，黎书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其难得的忠实记录性和灌注心血的专业考订性。读完黎书，我才切肤之痛地体认到那一场仗多么难打而又不得不打，才苦涩地咀嚼出国军为胜利付出的代价。就黎书实录的情况而论，与其把抗战胜利理解为中国一对一地打败了日本，不如说国军以惨重的伤亡拖住了日军的进犯，直拖到世界反法西斯战局转入有利于中国战区之日，才得以拖垮其嚣张气焰，终迫使强悍的入侵者缴械投降。

战争固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究其实质，还是强与弱的殊死较量。自古以来，国破族灭者不可胜计，生存的残酷逻辑从不吝惜弱者的价值。自甲午海战以至“九一八”事变，中国人即面临此一严峻的存亡形势。中国虽比日本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但从各方面的实力相比，中国都处于极端的劣势。按黎书的描述：日本的海军有两百万吨战舰，空军有飞机二千七百多架，陆军训练精良，装备充足；中国的海军仅有五万九千吨兵船，空军的三百零五架飞机率多老旧，陆军从士兵到军官都训练不足，且装备极差，他们没有坦克掩护，没有空军协同，也没有与日本可比的大炮做火力猛烈的后盾。在如此悬殊的对比下，国军若轻率应战，几等于以肉喂虎。关于蒋介石不抵抗的对策，从前耳食了太多号称“爱国”或“进步”的指责言论，如今细读黎书的形势分析，再详览蒋在备受批评的情况下尽力完成的应战准备，才省识到那些激愤于一时的“爱国”、“进步”言论之只图鼓噪声势和不负后果责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北伐成功和国民政府的建立，没有在短期内建立起统一指挥的国军，特别是没有在日军入侵东北后充分备战，便意气用事，去仓促抵抗，其结果必如甲午之役那样一败涂地，而杉山元所叫嚣的三月内解决整个的“中国事件”，很可能就成了不幸的现实。

但不管怎么说，民国毕竟不再是清朝，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远非日军起初急切期待的那么简单。不能打也不该打的这场仗一旦被迫地打了起来，弱势的国军尽管打得很惨，却也锤打出了拼命的顽强，原来分散的各路兵力反倒因受创而凝聚起一致对外的力量。神奇的是，百年来积弱积病的国体居然在血肉模糊的挨打中榨出了救亡的活力，受尽凌辱的国民硬是不屈，终于摔打出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然而，不管战果多么辉煌，均来自军民生命的惨重伤亡，活着的中国人应该痛切地记住，是国军以六条命拼掉日军一条命的血肉消耗，才将抗战维持了八年。付出如此残酷的牺牲代价，不只因武器装备及其它物质条件太差，还有混乱中调遣不当和指挥失误，以及种种本不该发生却偏偏发生了的不利因素。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阵亡都电影片那么轰轰烈烈，甚至有大量的将士都死得无谓或窝囊。弱者的胜利就是这样疲惫、狼狈和几近崩溃地赢得的。我们后来者根本不具备称颂他们的合适言辞，任何空泛的赞颂，特别是中共式给当前贴金的赞颂，全都是对亡灵的亵渎。

战争不但消耗生命，更在破坏经济的同时大量地花费钱财。对穷困的国民政府来说，物力财力的补给更比人力的调遣困难拮据。战争的无底洞需求远远超出了全国人民的纳税能力，而海岸线早被日本封死，海关税收完全断绝，国际援救物资也只剩下非常稀少的运输通道。国民政府在经济上几陷入山穷水尽。后来幸有美国支持，但按照黎书提供的资料，美援来得既不慷慨也不及时，而且附带条件，设有关卡，美援不但未能有效地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为迅速建起美军在华的军事机场，中国政府还替美国背了财政负担。重庆方面没办法，只好剜肉补疮地滥发纸币，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就这样焦头烂额地硬撑到日本投降，惨烈的胜利更使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国际国内都背上腐败无能的黑锅。

现在可以明确地一览胜利的结果了：国军死伤总计三百一十二万六千零八十七人，阵亡将官达二百多位。一九四五年七月的重庆物价涨到战前的二千一百六十三倍。军力损失既如此惨重，经济破坏又至崩毁边缘。就此后果而言，解放军的获胜，大半都是藉日军之手完成的，四年的内战可视为压断国民政府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再让我们看一看共军的情况：抗战初起，逃至延安的红军仅剩二万余人，抗战结束，其军力已扩充至一百二十万之众。谁流血牺牲，谁自肥壮大，数字便是最好的说明。明乎此，则当初日本首相多次来华访问时道歉，毛、周、邓三人反一致道谢的情由就不难理解和确实令人发指了。

《细说抗战》，黎东方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