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父亲过世两周年的祭日就要来了（１１月３０日）。太太劝我一定亲自上坟祭祀，因为去年时我在北京忙生意，祭父的事情由她代办的。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农民，但又是中国乱世的见证者。他生于１９３１年，赶上了“闹日本”、国共内战、工人下放等国家灾难。个人也在灾难中遭灾：先是“闹日本”时全家遭匪灾，一个富裕的大家庭顷刻间只剩了他和妹妹二人；在东北打工混饭时国共内战，为不死在东北，结果被冰冷的河水伤了一条腿；给国家当工人时，他因成份高而被强行下放。

从他的身上，我深刻地体味到一句先贤话语的含义：亡也百姓苦，兴也百姓苦。但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有很强的“抗灾性”。当他得知我被捕后只问了一句：“是贪污吗？”我姐姐说：“不是，写文章出了事。”随后，村里的年轻人把短波收音机上的消息告诉了他。几天后，他买了一部短波收音机。

毕竟亲骨肉，他的思儿之情会有强烈的表露。２００２年春节前，忽有传言：我被批准出监探亲（监狱确有这种政策，不过政治犯除外）。父亲一直等到阴历三十晚上，未见我回，心脏病发作，多亏村里的医生抢救及时，才没丢了命。但是，从那天起，他的健康就真正地恶化了，用农村人的讲话说：“变傻了。”

我以孝敬老人在村里和工作单位上出了名，但却无法在他最危难的时刻尽孝，心里一直难过。但是，这种压抑很快过去了。因为我父亲也等于为中国的民主化作出了自己的牺牲。当我被抓之初，村里有他年轻时代的“宿敌”当面对他说：“你儿子坐了法院，这回你亨不了福了！”父亲倒是乐呵呵地说：“不怕。他的朋友们有人给我送钱。”对方哑然。父亲说得不错，我被抓之初，我的朋友们担心二位老人日子不好过，送去了一些钱，以后还陆续给。甚至说，比我上班时他得到的孝敬还多。

妻子每在接见时说起这些，我很平淡，只一句话：“我相信人性的伟大。”

由于村里打井我出过力，二位老人一直享受着“特权”——免收水费。这项“特权”并没因我入狱而被取消，反而是，村里把困难补贴也给了他们——其实，我姐姐是本村的上等户，有能力照顾父母，并且做得一直不错。

在村民们看来，老人需要精神安慰。

我的一位族兄，在我被抓的第一个春节前，给我的二老送去了一大块猪肉和５０块钱。我和这位大我６岁的族兄很谈得来，我少年时他帮我种过枣树，给我买过小兔儿，他对我的老人的态度算是村民的一个风向标。听说他经常过问我父母的状况，在监狱里我也放心多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早已是五服外的族兄弟了，并且我父亲的那位“宿敌”就是他的亲叔叔。

我的一位族伯，是副县级离休干部，一辈子从教。他是我的启蒙人之一，也是我父亲的聊友。在我父亲第一次病危时，他把１００块钱送到我姐手中，那天天下着雪，一个快８０岁人赶到我父亲的病床前送上一点安慰，以致我姐怪他：“大爷，我爸爸这儿已不碍事了。要是让你摔个好歹，我和洪武（我太太）可怎么向大伙交待呢？！”

我家的东邻，一位彭姓老太太，不时会把“差样的”饭食送到我父母那里，以尽相濡以沫的乡亲之情。彭老太太是位好裁缝，我记忆中：我第一身过年的新衣服就是她用那台老式“五一”牌缝纫机给做的。

好在，我出狱时（２００３年５月１日）他老人家还时好时坏地勉强挣扎于生命线，我同他共渡了两周的美好时光，就不得不为全家的生计去奔忙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我又和他一起呆了三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上午８点４０分，那颗坚强的心停止了跳动。当时我正在书房埋头译书，母亲还了一声：“臣儿，你爸爸不行了。”我没有流泪，尽管我心在剧烈的颤抖，我默默地尽着作儿子的仪式责任：用含酒精的温水给他擦拭全身，随后，给他穿上了他一生不曾穿过的好衣服。

在他的丧事中，我的各方朋友到场，尤以我的老上级夫妇率儿子、儿媳到场为众人羡慕之事。他是地方名人，虽然从公务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当初决定通知我的故旧关系时，为避免给他带来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决定不通知他。可是，他还是“不请自到了”。村民委员会也特意送了花圈——这是普通农民很少能享受到的礼遇，作为普通农民的我父亲得到了。

小小的文章无法写完那些平凡的村人的爱，“人性是伟大的！”始终是我信条。

唯有一件事令我一直于心不安，我一直想放弃那项免交水费的“特权”，但是村里人们反对：“等没了老太太，我们再收水费。”没办法，我只有以乡亲有事多帮忙的办法来补偿他们。

我一直在想：由于父亲因我的事件再一次经历了人生的灾难，但这与以往三次不同了，他得到了人性之爱。他该安心地长眠地下。所以说，作为一个孝子，与其为他树碑立传，就不如把他享受的人性之爱写出来，作为最好的祭物，献给他逝世两周年。

应该附带感谢的，还有我儿子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我表现出的敬意让我再次体验到人性的温暖。记得在看守所关押时，我儿子的一位同学给我写去一封信，他对我的写作与翻译水平表示“崇拜”，并希望我指点他如何最快学好英语（他打算上完高中就去新西兰留学）。我成了政治犯，不仅没给孩子带来压力，反而赢得了一片喝彩。儿子的作文，让老师都流了泪。他在班上念道：

“对于大家来说，和爸爸一起过年不算什么；对于我，却是一个奢望。我爸爸，一个经济学家，只因为与政府持有不同的观点，就被投进了监狱。因此，我也失去了和他一起过春节的权利。”

——这个学习不算好的孩子，写出了他学生生涯中最好的一篇作文，以致于我的不少同学们在传颂这段话。

在一场政治灾难来临之时，我想信人性的伟大足以让灾害程度减到最小；我更相信：平凡人因人性的高尚而伟大。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乡亲、我儿子的同学，乃至那些不曾谋面却给予我的家庭帮助的人们。所以，我就把一篇祭文写成了答谢辞。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写于小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