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最后的一段儿日子是最难熬的，每天都要写检查，然后到造反派组织的学习班儿让他们通过。毛泽东当时有个指示，意思是说在运动中站队站错了也不要紧，站过来就行了。在学习班上，也说了“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能揪着学生问题不放，不能搞秋后算账。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是这样说，实际上每次“斗私、批修”会都是非常难过的关，针锋相对，刀刀见血。说是“站过来就行了。”但是永远也不让你“站过来”，还要说你顽固，死不改悔，不接受挽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打成造反派的坏头头儿。

那一段儿时间我心里很怕，我们一家已经迁回了老家，哥哥他们还很年轻，对我的事关心不多。好在我有一个姨在本镇，她给我规定，每天必须见到我，我放学后就去她家吃饭。我的一个姓鲁的同学在我姨家附近住，和她家关系很好，我姨就要求这个学生必须每天把学校发生的情况及时跟她说。

有一个人在保护我方面起了很关鍵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王昭山。王校长原是县一中的语文教师，是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儿。文革中“站对了队”，受到支左部队的支持，被派到我们学校当了革委会主任，我们学校的原校长白振东算是个有问题的当权派，调到县城新华书店去工作了。按理说，我们县所有学校都是同一个部队支左，王昭山的组织得到部队支持，和我们就是对立的组织，他就应该站在对方组织的立场上想方设法的整我。王昭山没有这么作，他和我单独谈了很多次话，从来没有说文革的事，倒是谈了许多语文方面的问题——字的读音、词的运用、文章的结构和章法以及逻辑和修辞，我们还谈了一些教育界的名人。看得出来，他好象很愿意和我在一起谈话，我们在一起过从甚密甚至引起了对方组织一些头头儿的怨恨。

有一次，我被安排清理校园，他看到了开玩笑地说：“老学究（这是他给我起的绰号），干什么哪？”我对他说：“劳动改造呢。”他和我说：“说得好，我们都得进行劳动改造。”他一边说着，一边和我一起拾地上的碎砖，我们边干边说，一点也没觉得累。十二年后，我在河北省的一所中学里教书，王庆坨中学的曹式敏老师在我们学校实习，就把见到了我的事告诉了王昭山。王就托他给我带了长长的一封信，邀请我来王庆坨中学教书，并和我谈到了陶行知，让我学习先贤，献身教育，我就又回到了这个学校。那段儿时间我干的工作很多，也很累，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课，文科班的地理课，还担负着全县文科教师的进修辅导，但我的心情很舒畅。

事情总会过去的，我们离校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在王昭山的保护下，我没有被打成反革命或造反派的坏头头儿，也没有宣布我是“右派学生”，只是没有发给我毕业证。我心里暗暗庆幸，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我没有等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已经是万幸了，我还求什么呢？我不需要什么毕业证，我也没想用它来干什么。我们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开的毕业会，会开完后我们就离校了，走出了校门儿，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学校，人们已经走散，还有零散的人在院子里活动，参天的大槐树枝叶茂盛，在夏季微风的吹拂下摆动着它的枝条，见证着历史的过去和现在。

６８年的夏季，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的学校生活已经结束了。现在回想这段儿时间，感触颇多。人生的道路虽然很漫长，但是紧要的地方只有关键的几步，这几步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兵联”组织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政治报酬，所有“兵联”的学生差不多都直接升入了高中，他们的头头则直接进入工厂，农转非当了工人，再由工人慢慢转干，成为国家干部。许多人都知道刘少奇的“入党作官论”，却很少有人谈及农转非也是作官很关健的一步。中国对农业人口的歧视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一个农村户口的人最多只能当到村级干部，当国家公务员的第一步就是“农转非”。“兵联”中有一些学生参军后，学校则写了为他们评功摆好的信，直接发到部队，为其以后升迁铺垫基础。我于６９年在河北老家参军，学校知道消息后，也急匆匆地写了信，历数我在学校的劣迹和罪恶，追送到了部队。

８０年代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都认为那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象苏联的解体、半吊子改革一样，只有罪恶，没有执行罪恶的人，所有罪恶都由“四人帮”承担了，除他们四个之外都是好人，都没事了，“不再争论”并且都“向前看”了。造反派们运动中所创造的政治利润到现在还在享用，甚至延续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都成了国家的精英。前几年，我有几个当了局长、部长、和“党委书记”、镇长的“同学”托人给我捎话儿，说要和我在一起喝酒叙旧。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所有问题上我只对这一点“又臭又硬”，罪恶不得到清算，正邪不区分清楚，就没有和解，我不能不明不白地和这些人坐在一起，我这也是“对事不对人”。

我们的学校很小，受灾也不是最严重的，但他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全国文革受难的情况。经过文革，学生们荒废了学业，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的知识被当作罪恶，造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的青黄不接，人的思想被扭曲，政治投机蔚然成风，人人相见似敌，其余毒影响至今不减。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文革中的一些事件，我们就会低估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２００３年《羊城晚报》有一篇题目叫《无法幸存》的文章，文章说：“当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常日子忽然被撕裂，不幸的人死于噩梦中，幸存者活在噩梦中，也许后者尚可茍且生活，但创痛不会平复，幸存者无法幸存。”事实正是如此，文革的每一个受难者都有一个家，他们的死给其家庭带来的伤痛是无法平复的。张丕林、姚志敏的死也为他们的家里带来灾难。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历经魔难，幸免于死，是苟且生活在噩梦中的幸存者。李铁城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和文革前判若两人，再没见他打过篮球，而在文革前他是球队的前锋；李国福老师过早去世，死时只有五十几岁；张丕树老师文革后长年瘫痪在床，我来学校任教时曾和曹式敏老师去看望他，他早已不能说话了，但当我们谈到文革时，他情绪激动，胳膊一抬很高，不住地砸床铺；李得良老师去了别的学校任教，但那个学校的老师们说他精神有毛病，不能再任课，后来又回到我们学校，在学校干一些勤杂工作。这些老师都可以说是幸存者，但正象《无法幸存》的作者所说，他们也“无法幸存”。

王庆坨中学在８０年底迁到了新校址，我上学的那个学校成了一个大队的小学，后来小学也迁走了，但校址还在。由于那里曾经是个庙宇，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来电话，说要在那里重新建庙，我觉得不妥，建庙宇虽属善事，但完全可以另择新址，这个校址不能动了，应该留着它，并对它进行一些修缮的工作，然后挂起牌子，写上“王庆坨中学旧址”，它是一段儿历史的血泪见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