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２日，我因参加民主墙运动，创办“民主志友学社”及《理论旗》《志友论坛》两个刊物，被冠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深陷难狱，关押于青岛市常州路看守所。

青岛常州路看守所是一处德式建筑，位于青岛海滨，与老市府和市中级法院毗邻。走进那所监狱的大门，要拐几个弯，通过一条狭窄阴森的通道，才能进入深狱大牢。我当时被押于这所监狱西廊最北端一处不足１０平米的长条形小监室。室内新调来两个在押犯，一个犯故意伤害罪；一个犯强奸罪。因我入所时全天候戴铐子，生活无法自理，狱方便分配这两个犯人来监室料理我的日常生活。当时我带着手铐生活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解手都很困难，夜里经常做被狗咬住双手的噩梦，为此我多次抗议警方残酷迫害政治犯。

这处小监室，很小有阳光照进来，常年阴冷、潮湿，夏天水泥墙壁上都滴水。地板是木质的，已多处开裂，没有床，夜晚打地铺就寝，白天卷起被卷，正襟端坐。监室铁门紧闭，门上有个小探视口，只有看守巡视时才打开查看。室内墙角上有个马桶，大小便通用，吃喝拉撒睡都在这巴掌大的小屋，空气屎臭尿臊，令人作呕。狱内每隔两天放一次茅，仅三分钟时间，让在押人员倒马桶，上大便。当犯人们报告未大便完时，看守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掰断”。

那时坐牢最难熬的是饥饿，每顿饭仅一个二三两的窝窝头，一天两头吃咸菜，仅中午喝点乱菜汤，星期日吃黑面馒头。犯人们因腹内没点油水，每天闲饥难忍，眼巴巴地盼三顿饭，常常饥饿的心慌意乱。那时我正是青年长身体的时候，整日饿的我连铁都想啃几口。最残酷的是星期天，吃两顿饭。为了渡过这漫长的饥饿日，犯人们只好从每周一开始，从牙缝里省下星点咸菜，积攒起来到星期日就着喝凉水，把肚子撑起来死熬。那年月，狱内不干活，也不准送任何吃的。狱内也很少有腐败。各牢房里常常不约而同地唱起囚歌：手里捧着窝窝头，碗里没有一滴油……

我们监室最初仅押了３个人，后来发展至５-６个人，大家常常为分饭不均争的面红耳赤，甚至为窝窝头多出点或残缺点，碗里的菜汤多片菜叶或少片菜叶而大打出手。为避免此类吵得我整日不得安宁的纷争，我动了不少脑筋，最终想出主意，用黑面馒头捏成小方块，晾干后做色子，把每份窝头与菜汤配好，排列有序，掷色子按序号拿饭。

进监狱的人不乏是“二进宫”，个个绝顶聪明。他们多能带着手铐脚镣熟练地脱衣穿裤，用线拨胡子，自制针线缝被补衣，无所不能。当时狱内严禁吸烟，烟瘾大的整日坐立不安。胆子大点的常常借提审之机，拾几个烟头，回来后从被褥里掏点棉花，用鞋底子在木地上反复搓擦，直到冒起烟来，再轻轻一吹，红彤彤的火光就从棉花里亮了出来。于是他们点燃烟头，每人吸一小口，便飘飘然了。

那时，看守所这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毫无人权意识，提审人犯仅喊编号，不叫名子。我对此种侮辱深恶痛绝，看守喊我的编号，我故作没听到，直到他们叫我的名子为止。自从我被押进这看守所，预审人员发疯似的日夜提审，轮番轰炸。我记得当时提审我的有公安局预审处的李处长、刘云锋、刘平等。那次抓人是中央下令，全国统一行动。他们急于查清与民主墙运动有关的所有人和事，因而天天日夜提审，我根本无法休息。为此我抗议他们变相体罚，并不再回答任何问题。当时青岛市检察院李文英处长一直伴同公安提审，他们经研究接受了我的抗议，七天后不再夜审了，但白天仍不间断地审讯。他们以搜到我的一本日记为线索，主要问我与全国那些人有联系，写过那些文章，特别是陈尔晋提出建立共权党的事。由于我情绪抵触很大，审讯僵局一直难以打破。当时《刑法》《刑讼法》刚公布施行不久，加之政治上批判文革余波未尽，他们执法还算文明，对我的惩罚也不过是撤座而已。

一个月后，在我的反复抗议下，手铐也去掉了，我可以如其他犯人一样，轮流出监室打饭。这天早上，我手持盛窝窝头的小筐，跟随提小桶打稀粥的人，跑步去楼廊门庭取饭。我第一次打饭，不懂规矩，背对着给犯人打稀粥的看守，翘着屁股向筐里拾窝窝头，不料屁股挨了重重一铁勺。我回头一看，那高高的、黑黑的人，人称“大老黑”的看守，正怒目圆睁地骂我不懂规矩，说我把屁股对着他。

我望着“大老黑”怒不可遏地扔了窝窝头，大吼起来：干什么，凭什么打人？

那“大老黑”听我一吼，竟愣在那里。他压根没有心理准备，监狱里的犯人竟敢如此对他说话。楼廊里的所有监室都打开小窗，向这里瞅。正在这时，值班看守一面向“大老黑”递眼色，一面推了我一把，让我回监室。我刚回监室不久，“大老黑”就拿了两个窝窝跑了过来，打开小窗，扔了进来，冲着我心虚地说：给你的。我不是打你，你屁股耽误我打饭，我是捅了你一下，叫你让让。看得出“大老黑”分明是听到值班看守说我是政治犯，怕我在提审时抗议他打人。其实当时尽管我很火，但回来后就没再当回事。不过抗议看守打人的事，的确有过一次。

那年夏季，我们监室有个犯人被叫出去谈话，回监室时浑身凸起道道血痕，监室的人问他怎么搞的。他说是看守用湿毛巾抽抖的。这在看守所里本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但那时我年青气盛，眼里容不得沙子，第二天提审时，便当着检察院的面，揭露他们狱内残酷戏弄、折磨人。预审员还真当个事，认认真真问了挨打者的名子和情况。我当时内心还暗暗赞许他们。但没想到事过一天，那个挨打的犯人又被提了出去，回来时红肿着眼对我说：你可害苦我了。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肯说。我这才反悟，原来我是帮了他的倒忙。这是多么博大精深的中国监狱文化特色啊！

当年我被关押在青岛常州路看守所一年零两个月，如雄狮在笼，很少放风，且三个月后也不再提审我了。我天天面对铁窗铁门，寂寞如同饥饿一样折磨人。为了对抗无聊的侵蚀，我把吃饭用的竹筷，劈下一片，蘸着抹疮用的紫药水，在节省下的大便草纸上，天天偷着写作。先后写下《镣铐哗啦》诗集和《对规定的否定——我的多元非决定论》哲学文稿。我把这些文稿偷偷缝在枕头里，但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狱中清号时，撕开我的枕头，拿走了我的全部底稿，直到我获释后，才凭着记忆恢复、整理出那些底稿。尤其是我那首“独持已见说自由，奋笔纵横扬国忧。文章沉浮成冤狱，铁窗试枷亦风流。”一诗，还特请了书法家，写成条幅，悬挂家中，以为对铁窗生活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