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制性的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在这里，“体制性”一是指“权力寻租”这样的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二是指这种行为受到制度或政策的公开或隐形的保护。

一些人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权力大规模、公开介入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这是不确切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但没有私人或利益集团“寻租”的动机，因而不能说是权贵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人，如吴敬琏和近几年比较活跃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青年经济学家姚洋等人，把权贵资本主义解释为“腐败”，如姚洋写到：“权贵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法宝是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腐蚀政府工作人员以获得政府所赋予的合法特权；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法治与权贵资本主义》）这种理解也不到位。“腐败”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在现在的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中的某一阶段，甚至比较普遍，但也说不上是“权贵资本主义”。因为，“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资本化”，而不仅仅是有人去腐蚀“政府官员”。

可以简单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例子。有过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人都知道，“宣传部”是中共政权的核心部门之一，这个部门的职能是控制意识形态，同“经济”毫无关系，是吃中共“皇粮”的。但是，这个部门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可以以加强“理论教育”、“提高理论水平”的名义，要求所在地区的机关干部、教师或者其他身份的人去参加所谓“培训”、“考试”。然后合法地向每个参加考试的人收取管理费、资料费等等。

再如，一个房地产公司要开发某处房产，需要几十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盖章，而每一个部门盖一个章都向开发商索取一笔费用，这也是权力寻租。即在这些部门和一些官员看来，政府和执政党的行政权力是一种有价值的物品，可以向使用者收取租金。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府部门收取的费用，当然不会由开发商支付。这些开发商是经济实体，以赢利为目的，他们会把政府机构的所索取的费用加到房价上。因此，最后为这些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二、“权贵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好？

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只是到了两三百年之前，主流文明才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究竟好在那里呢？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是等价交换，生活在这个体制中，如果你需要多少价值的东西，你就必须拥有同样价值的东西去交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等价交换。通过等价交换这个机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被激发出来了，形成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同一个的国家国民的富裕程度是联在一起的。

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不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组织社会经济活动，那么人们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就不需要花费在创造社会财富上面。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历史上曾有过一些民族是靠劫掠临近民族的财富维持生存的，在这样的民族，人民就以好勇斗狠作为生存训练的主要内容，以增长蛮力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中国社会曾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天生就喜欢读书，而是因为社会的激励机制是“科举入仕”，平民子弟只有读好书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因而精英都去啃“八股”。

“权贵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权力资本化，因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激励就是要人们去谋求权力，去做官。

不久，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批评现在一些青年科学家不安心搞科研，一心想做官。殊不知这正是这十几年“官本位”回潮产生的激励效应，做官和搞科研之间的比较利益如此悬殊，一个理性的人要追求官位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了。

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一个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科技进步能力、缺乏效率的社会。

不仅如此，近些年遍地开花的，无视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证明，“权贵资本主义”不仅无效率，而且反效率。

由于“权贵资本主义”诱导人们去求官，但是，相对于人口规模来说，一个社会的官位毕竟是极为有限的，这样一来，官场的倾轧就在所难免。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的国家，官场政治产生的社会效应其大无比，满官场都是跑官要官勾心斗角，社会风气焉能不坏？

因此，在官本位的制度中，中共政权空喊的“科教兴国”、“以德治国”，其实都是南辕北辙的废话。

交换经济使社会各利益集团结成一个具有共容利益的网络，而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是靠掠夺，而不是靠创造来获取社会财富，因而无法同其他利益集团形成共容利益，因此，权贵集团必然又是反社会的。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概括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那就是：反效率、反社会、扭曲社会的激励机制。因此，一个权贵主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公正、社会矛盾丛生并不断激化的社会。

三、为什么说中国已经陷入了权贵资本主义？

前不久，以吴敬琏等为代表的少数几个还有良知的经济学呼吁要谨防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但在我看来，事实上中国已经陷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判断标准至少有三：

第一，以公权力为依托的利益集团“权力寻租泛滥”成灾。

为了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我们不必去罗列当前中国社会中比比皆是的政府高收费、乱收费，以及在经济开发中指定开发商等行为，仅以政府公布的国家审计署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为例，你就可以看出当前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中共政府机构利用权力寻租有多么普遍，有多大的规模！需知，国家审计署披露的主要还是中央一级的党政机关的情况，由此可以不难想象地方政府的寻租规模有多大！

第二，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单方定价普遍存在。

关注社情民意的人都知道，“下岗工人买断工龄、政府征收农民承包地、城市居民动拆迁”是这些年来引发社会冲突的几大热点。

在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一些工人要失业，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随着经济发展，工业或者其他经济用途的用地增加，需要征地，需要动迁，这些也是很正常的事。而在当代中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引发激烈矛盾甚至死人呢？随便挑一个案例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全在于社会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价机制，供求双方之间没有个公开透明的竞价平台，也没有超脱于双方利益，尤其是超脱于强势一方利益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总是由强势一方单方定价；这样的定价机制怎么可能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均衡？何况，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共党政官员的末世心态愈来愈严重，于是，“抓紧时机捞一把”泛滥成灾。这有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和速度为证。而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恰恰容易为这种行为提供合法性。

第三，也是最为严重的是，政府动辄动用国家暴力镇压利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的和平维权行动，赤裸裸地公开维护权贵集团的利益。

在由于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价平台和监督机制而引发的利益纠纷中，政府不是作为维护公正的“守夜人”，而是往往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由，凭借国家暴力，对处于弱势一方的维权者进行严酷镇压，无论同弱势群体对立的是政府还是私人开发商。当代中国，这样的国家暴行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最近发生在广东番禺的太石村事件、重庆特种钢公司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重庆警方监禁披露重特钢工人维权信息的浙江商人施晓渝先生，不过是中共地方政府滥用国家暴力的一幅副缩影！

除此而外，还不说自中共十四大片面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来，企事业单位中管理层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至数倍乃至数十倍、一些消耗垄断资源的企业的领导人年收入超千万元，是否经过了什么公开透明的合法程序？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巡视的官员对拦轿喊冤或在衙门前擅自击鼓鸣冤的平民百姓，还有承接诉状的风度。而今天的中共中央政府却为毫无申诉渠道的平民上访设置了重重障碍，实质上是取缔了中国公民的上访权力。这不是当今中共政府最典型的赤裸裸维护权贵利益，无视平民百姓疾苦的劣政又是什么！

上述几点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权贵利益集团干扰甚至主导着社会经济生活。尽管中央政府的个别官员有时也对此种现象表示不满，但无济于事。最近，素以亲民而引人注目的总理温家宝南下视察数日，却对因村民维护合法权益而引起官民警民冲突、连国际社会都已经发出声音的广东番禺太石村“过门而不入”，就是一个明证。

四、回溯改革历程，问题出在哪里？

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27年。在这27年中，举世公认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一步改革都是成功的。说它是成功的，可以用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描述，那就是这个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对当时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人，相信对此都会有所体会。

农村第一步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呢？回溯那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首先，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生产的决策权以及与此相关的分配权下放到了经济主体------农户身上；其次，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撤消了作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这实质上是改革了中国农村的行政体制；第三，当时的学术界、理论界和媒体比较活跃，媒体经常组织实事求是，注重实证的公开讨论，为农村改革顺利推进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

用理论语言来概况，我们可以说，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功的全部奥妙在于她是以是“完善个人权力”作为支撑点，以及围绕这个支撑点展开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舆论方面的配套。

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也由于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缺乏必要的理论工具，理论界和媒体没有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宣传农村改革成功的真实原因，甚至错误地把农村改革的成功概括为"一包就灵"，殊不知，权力向农村的经济主体承包同向城市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承包，不仅在激发效率方面，而且其社会效果也截然不同！

随后，由于“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一个停滞期。再后，是邓小平“南巡”之后，以中共十四大为标志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旗帜的新一轮改革。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中共十四大以后掀起的改革，除了一次又一次卷起阵阵泡沫之外，并未创造出改革前十年的辉煌。不仅如此，在中国经济陷入“悲惨式增长“的同时，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

最近，已任北京某大学付校长、当年曾经参加十四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研究报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承认，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

不过，这位幕僚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完全是中共十四大之后衍生出来的恶果！是中共十四大精神符合逻辑的产物！

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私有产权是能够使激励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的产权形式。因为，一个理性的产权所有者，必然具有使自己的财产不断增值的冲动，剩余价值学说对其中的道理做过细致的分析。不过，私有产权的约束功能又容易导致产权所有者压低劳动力必要成本而扩大利润空间。因此，在私有产权的社会，除了国家制定最低工资法等办法限制产权所有者的这些不良手法之外，还通过工会对资方的制约来保护劳工的权益。

而中共十四大的经济方针，是在启动产权改革的同时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是说，中共是在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们没有建立起任何经济性约束机制、而由于“放权让利”改革模式中，原有的对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的行政性约束也消解的条件下，不仅把收入分配的行政权力从政府手中下给了管理者们，而且还鼓励他们要“拉开差距”！这样一来，怎么可能不出现“监守自盗”式的疯狂掠夺？

我无意去深入分析中共十四大经济方针的逻辑矛盾，仅想指出：获得成功的农村第一步改革着眼于经济主体个人的权利，而十四大所着眼的则是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奥尔森在《权力的逻辑》中指出：“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国家------发达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国家。”“如果个人的权利足够广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奥尔森揭示的这个道理的逆定理同样存在：反过来，如果缺乏个人权利，“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就很难受到有效制约。中国改革的二十多年历程证明事实正是如此：当改革背离了充实个人权力这个基点之后，就必然演变成为管理者“监守自盗”的恶作剧！而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五、“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二十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几位饥寒交迫的农民出自求生的欲望，秘密签下了一份“托孤”的契约，不少人认为那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这种表述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可悲的是，在后来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这场明明是基于争取个人权利的、始于民间的无声抗争，被官方主导的舆论和当时尚未脱昧的中国知识界阉割了！于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国家主义喧嚣掩盖了争取个人权利的民间抗争；国家利益掩盖了公民个人利益；日益强化的官僚权利不断侵蚀平民的权利……。曾经有过“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惨痛经历的中国人，又再次体验“改革吞噬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以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以缓解他们的生存危机为起点，而今天，据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已达4000万人！

早在二十多年前，发端于南美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遭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诟病，并引起了中国理论界的关注。二十多年过去了，权贵资本主义终于在中国酿成大势！事实证明，面对权贵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怪物，如今统治中国的这个政治集团乃至它竭力维护的这个体制，根本上缺乏趋利避害的能力，因此，理性和常识告诉我们，那个或许含有反思意味的“科学发展观”根本不可能得到落实。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就是一头怪兽，而当这头怪兽尝到资本的味道之后，就必然演出一场高歌猛进的抢劫掠夺，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然而，飘风不终朝， 骤雨不终日，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靠欺压和掠夺手段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