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借任不寐先生之力，脱去月刊框架，完成了更贴近网络的过渡，发稿量与点击率均颇有增长，他对《民主中国》功不可没。接任者蔡楚，一位诗人，前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已在网上驰骋多年，本刊希冀借他之力，向读者更多展示国内写手的文字。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25节）       

到今年年底，就到了要与《民主中国》各位作者和读者说再见的时候了。按着预先的计划，我明年秋天要去一家神学院读书，而在这之前，英语和圣经方面的功课必须完成。虽然我仍对世界贪恋不舍，尽管前面风浪不定，但我所信的那位至高者既然用祂自己的方法“催促我上船”，我就一点不能耽搁。不过无论如何，离开网络仍然令我感慨万端。——事实上这不仅是我告别《民主中国》的编辑工作，更是我告别所有“网络自由主义”事业的开始。我非常感谢《民主中国》的支持，使我能有机会借着这块地方与诸位话别。       

从2001年我在网络上创办《不寐之夜》以来，整整有五年了。在这五年之中，除了最近一年在海外帮助《民主中国》等网站编辑工作，其他四年都是在国内“红色恐怖”的状态下度过的。我今天想说一句愚妄的话：这些年来，也许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与网络有如此深厚的“阶级感情”。第一，按我的天性和我写作的状态，只有网络可能给我这样的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没有网络不可能有“任不寐”。第二、我为自己的文字和不寐之夜网站，前后被有关当局骚扰恐吓和关押不下数十次，在不寐之夜53次封闭、重开的较量中，我挑战的不仅仅是警察的最后忍耐，更是挑战自己对恐惧的最大承受力。感谢神，今天，我可以靠着神在祂里面夸胜。第三、不寐之夜的BBS五年如一日地记载了中国每天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因此这些年来，我的生命与中国的苦难融合在一起，我的眼泪已经全给了那些陌生人，使我在心理上一直成为这些破碎家庭的编外成员。第四、网络写作也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神用“乌鸦”来喂养我，使我可以靠着网络度过最艰难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些艰难的日子是发生在六四悲剧之后的，我心理上的苦难在网络上得到了自由释放；事实上我把天安门广场建立在这虚拟世界上，使自己如候鸟般重返家园。第五、我不仅领略了网络的自由、光明、开放，也领略了一个未受信仰启蒙的国民在这自由和开放环境下显示出的丑恶、放纵和愚蠢，并深知“善于恭维的人必然善于诽谤，善于诽谤的人必然善于恭维”。这些看见使我能对网络自由有更理性的认识，并坚固我走“神学自由主义”和“独立知识分子”这条孤独之路的决心。       

在国内“网络抗战”的四年烽火中，有很多网友的支持是令我永生难忘的。我不想再一一叙述他们的名字，多愿深深铭记这些对中国苦难具有正常敏感的心灵；由于他们的存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家终于没有彻底因发疯而被灭绝。我如今也特别怀念这些年在国内一起为自由默契配合的那些同道，那种互相鼓励、劝勉和支持，在法西斯恐怖统治之下对保护良心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谈到的这些朋友包括余杰、刘晓波、东海一枭、王怡、温克坚等。显然，我们最近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完全一致的看法，这种分歧由于肉体和世界的局限更可能引起误解。但在追求良心自由反对道德愚蠢方面，他们是我永远要祝福的知识分子。我走的路可能更远或者更偏僻，我仅仅奢望“公共知识分子”朋友不把这种倔强理解为标新立异，而是我对另外一种呼召的热心和顺服。今天，我自己即将告别网络抵抗运动，而很多网络作者，特别是那些鲜为人知的作者，仍将继续在苦难中屹立，我将含着热泪以他们为骄傲，为他们祈祷。王怡和温克坚等朋友身上所显示出来的文字品质和政治素质，不仅使我受益匪浅，也应该是对中国自由主义特别的祝福。       

去年秋天出国以后，我的心灵一直没有告别“国内状态”——对我来说，我在国内怎样，就应该在国外怎样。有趣的是，人们不能明白这一点，甚至利用这一点。但让我感动的是，仍有一些朋友不仅明白这一点，而且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一直鼓励我的写作。在自由世界的张敏女士、宋永毅先生、杨逢时女士、盛雪女士、周封锁先生、胡平先生，以及国内的赵昕、齐辉、张雁等朋友，他们的支持被我看为宝贵，是因为这些祝福和坚固发生在我踏上“天路历程”之后——2004年秋天我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受洗归正，这一年以来我必须重置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在因此而引起的骚动中，我特别需要这些帮助。我不会抱怨反而应怜悯那些骚动中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或者十字军军旗落井下石的文化灾民，我更要为在这断裂中仍然坚固我的相知而感恩。我想特别提到张敏女士和杨逢时女士。就在今天，我还收到了杨逢时同样“性质”的来信——毫无保留的理解、支持和互相安慰。我曾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说：你在芝加哥为天安门的孩子们建造了一个家，那是每年六四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敲门的地方。杨逢时是一位基督徒，是我在北美遇到的真正爱主的姐妹。       

张敏女士一直被我们一家人视为大姐，在我们远隔重洋的四年里，感谢神给我们送来这样一位大姐，这是我们分离之后这世界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是我们终于能够度过这四年各种苦难和试炼最重要的助力之一。张敏大姐现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从她温和恬静的声音里，人们可能无法了解她经历过怎样的政治灾难，而一个经历这样苦难的人却仍然爱着世界和别人，这种品质是属天的。至少是不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我有时候甚至可能滥用了她对我们一家人爱，却从来没有象她爱我们一样多多少少关心一下她的过去和未来。我与张敏大姐的关系是简单的关心与被关心的关系，我是那位只求索取关心的人。当然，她对苦难和罪的敏感、对自由事件的在场意识，同样给我印象深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能理解这一点，而这种理解却总使我有姗姗来迟之感。我们愿意永远珍藏这份珍贵的爱，在我们将来遇到难处的时候，把她翻找出来作为感恩的见证，去想想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而我们本应该在任何处境中，常常喜乐，永不丧志。       

我也愿意向盛雪女士表示敬意，当她长期坚定地站在民运事业之中的时候，她正在参与一种捍卫道德常识的工作。丑化民运并使之边缘化，已经从党的既定政策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道德自义表演和维护世俗利益必须求助的基本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的，盛雪、周封锁等人的努力正在安慰着中国的民主理想，并在北美社会为这种理想挽回了荣誉。我很遗憾自己要暂时放弃社会事物方面的关怀，但我愿意在这里声明，我与所有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们站在一起，这是我的荣耀。       

我对网络的告别首先是从《民主中国》开始的。我特别应该向《民主中国》的作者和读者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的支持。有作者已经注意到，我成为《民主中国》网刊的“编辑”以来，一直努力奉行这样一条编辑方针：走平民路线，坚持底线原则线。众所周知，海外中文网络媒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作者重复、争抢三五个明星作家这种情况，因此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子，就成为我当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我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的。第一，尽力挖掘底层作者，特别是那些经历过监狱苦难却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但编辑这些作者的文章有很多难处，编辑工作量相对而言更多。然而这些作者显然要承受更多的写作风险，因为中国当局对网络写作的迫害一直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他们更多挥刀向这些无名写手，却不敢过多骚扰知名作家。因此，我现在仍然觉得为这些平民作者提供言论空间是值得的，而这一年来，明星作家的作品经我手编发的绝无仅有。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苏晓康先生，他为我的编辑方针尽可能提供了支持。第二、坚持底线原则，这是指集中版面关注中国仍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和他们家属的命运。我出国一年来，无论是自己写作和采访，还是约稿，都偏向了这个方面。其中包括胡石根案、刘贤斌案、何德普案、杨子立案——胡石根在这一年里先后获得“魏京生民主斗士奖”、“杰出民主人士奖”，而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杨子立的妻子路昆，经我参与提名而获得了“21世纪中国民主基金会受难者家人奖”（“受难者家人奖”是我在《议报》社区工作时推动的一个项目，更得到了宋永毅先生和基金会朋友的支持）。之所以把这些努力视为“底线原则”，是因为我一直坚持必须正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因此要把尊贵归给当得的人，并因此显明六四以后整个中国社会价值标准的全面颠覆。       

这些编辑方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尽可能拒绝任何与人际纠纷相关的稿件。如果我这方面的坚持伤害了某些朋友，我想在这里道歉。不过我更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提醒诸位继续关注李健平案。李健平先生是我到《民主中国》工作后给我投稿最多的作者之一，然而不久，他就被中国当局逮捕判刑。我曾经在《民主中国》上撰文呼吁关注他的案件，今天我继续这样呼吁。我觉得保护作者是每个刊物应尽的道德义务。我很高兴我与苏晓康先生在这些方面一直存在共同观点。       

最近两个月来，我又在网络上看到赞美我的文字在诅咒我的地方重新聚集。我炫耀这些“正面信息”不仅仅想说明自己仍然贪恋世界，也想说明，这正是我该离开网络的时候了。但我告别网络和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以琳”之家是极不情愿的——我刚买了很漂亮的房子、孩子刚考上这里最好的法语学校，妻子刚找到可心的工作，而我要是去外地上学，我们非常可能要“从这里起行，度到那边去”，一切重新开始。按我的肉体，我并不愿意从埃及出来，那里“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也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终日终夜捕取鹌鹑，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我更贪恋那里人们对我的文章的掌声和注意力，尽管我一直坚持与“人民群众”的隔离政策。我曾说过，这世界分两种人，一种人哗众取宠，另一种人不哗众但取宠。我更多时候属于后面这种人。最近当我想到真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想到“作门徒的代价”，真正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想到旷野里的孤独寂寞，就忧忧愁愁。我常为这一天祈祷，但当神垂听我的祷告的时候，我却因恐惧而犹豫不决。然而神是爱我，祂并不是要把自己交给万人做世俗君主的神，而是掌管万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在海上行走拉住下沉的门徒的主。昨夜我与神辩论，神的旨意是清清楚楚的：“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但我回答说：“主啊，是的，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但没有说不靠食物”。神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哑口无言。接下来就是整夜的赞美和感谢——没有神的带领，谁愿意离开吃饼得饱的原则和那五千人的拥戴呢？       

离开网络工作有很多遗憾，但有更多的轻松和快乐。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没有办法拒绝来自上面的旨意。记得今年在芝加哥六四纪念会上，有朋友问我：你信主以后会不会也不再关心政治了。我当时这样回答现在仍然这样回答：我不会，因为神告诉我们这样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不爱这世界，但我因爱主不得不爱这世界——而我理解的政治，应该把爱作为它的原则。如果政治中还没有爱，基督徒必须把爱在世界上活出来。我们有自己的天路历程，但这条道路不是从死亡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今天开始的。但是我必须意识到缺乏超验根基的世俗之爱不过是爱自己，因此我必须终结这“显在人前”的生活。在网络上，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世界和肉体整整五年了，我至少要用五年的时间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神学院正好是五年的时间，那是我应该去、更应该由之出发的地方。       

恕我不能一一给每位作者回信，我想在这里就我的离开一并提前告知诸位。至于这篇文字将一如既往地面对那些来自“低一层次”的愚蠢，我早已习以为常并将继续视为荣耀和祝福。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与厚爱，并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民主中国》——让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祈祷民主的中国早日到来！

2005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