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描写社会贫富差距的千古绝句。令人感慨的是，千年尘封的社会写照，今天却仍能再现。

就在北京这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心脏”，就在那个耗资数十亿被国际建筑界称为“大粪蛋”的国家歌剧院的背后；就在北京最昂贵的“会员制”俱乐部正闪烁着点点华灯的后面，前门大街西面就是一大片典型的“贫民窟”。这里有７万多居民，６０岁以上的达９９１４人，残疾９６３人，失业登记４４２７人，社会低保９２９户，外地女嫁北京人的２７７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他们大部分日均生活费不足８元，其中一个３口之家的住房仅为４·８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

这里街巷狭窄，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８２厘米宽。古老的胡同里几乎看不到空调的影子，每度０·４８元的电费会让人心疼。电扇和火炉是大栅栏居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北京的另一处“贫民窟”，就是从中关村往北的海淀区城乡交界处的八家村。这里是从事低端行业的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在七八年以前，这片外来人口的聚居区是一片农田，据当地人士估计，现在至少有一两万外来人口住在这里，远远超过本地人。他们的居住方式基本上分两种：“大院”和“小院”。“小院”指分散居住在当地村民家里。出租房屋给外来人，显然这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村里随处可见“出租房屋”的招贴。“大院”则是成片的，用围墙围起来，专供外来贫民集中居住的简易房子。大院的条件不如小院，房子低矮，没有取暖设备。

饶荣祥是我走访的贫民中的一个。他的家是一间仅七八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占了大半面积，墙和天花板糊着报纸，剩下的一半放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是一个正燃着的煤炉，兼有做饭和取暖的功能。在这个院子里共有２８间，每间的摆设都差不多一样：拣来的一张或者两张床，拣来的桌子，拣来的电视机和收录机，每间都住着一家老少，夫妻俩带两个小孩的最多。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院子里住着将近一百个人。

在北京类似这样的贫民社区还有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小营等。

看看北京的富人区。在这里，也正如杜甫描绘的那样，到处都是“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的另一番景象。

这里，阳光一览无余地洒落在清澈的人工湖中，伴着隐约传来的优雅钢琴声，几只野鸭和黑天鹅在湖中追逐起舞。这里是湖水、绿地、珍禽和轻轻流过脚面的溪水。别以为我这是描写的某个风景区或者公园，这就是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的“紫玉山庄”，富人区一禺。这里的房价，３００多平方米的一栋别墅标价为６４８万元，最便宜的别墅１８０多平方米也要３０１万元。

在北京还有号称神秘中国“第一豪宅”的贡院６号，每平方米的售价达４万元。这里的房间，满目辉煌：特制的双色大门、仿古立柱、大型壁柜、豪华餐桌，据称都是地道的木材制品，经过多达１７遍的独特烤漆工艺，做到天然大理石的装饰效果；大厅中的灯具是来自威尼斯的水晶灯，还有手工贴制的金银箔墙、整块施华洛奇天然水晶水嘴开关、百年榆木树瘤装饰柱、整张牛皮墙面、整张马驹皮手工缝制茶几等顶级豪华装饰；更有可擦洗的真丝壁布……。

香山脚下，离我租房处不远的周边，“别墅热”已发展到了巅峰，其中“香山艺墅”一马当先引来哄动。这些别墅的售价也都在每平方米１万港币以上。

我有幸在一个富人区里走了一遭，的确，看到的都是奔驰、宝马、蓝鸟以及卡迪拉克、林肯、兰博基尼等高档名车，有的住户一家就有好几辆车。

在中国的其它大都市呢？上海有两座豪宅被提名，然后依次是武汉、广州及深圳。位居榜首的是上海的紫园，一间住宅售价高达１·３亿元人民币。上海一个房地产商以一千六百八十万元购买了一艘进口游艇，出手如此阔绰。

“保利超豪华汽车”这种售价高达近一千万元人民币一辆的汽车已在国内售出２５０多辆。国内一个最大的民营旅游投资公司“宋城集团”的总裁黄巧灵，在杭州市郊的数千公顷的水稻田间，耗千万巨资将自己的豪宅建的像美国总统办公楼“白宫”一样，旁边还有四伟人石雕像及华盛顿纪念碑。越来越多的富豪正用他们所构筑的“豪宅梦”向世人展示那种“享受”奢华的“生活”。这些富豪们，喜欢穿着配上各种奢华配件的名牌服装，穿金戴银，开着吉利车牌号码的奔驰或劳斯莱斯，在卡拉ＯＫ包厢或者是桑拿会所里度过夜生活。更有一深圳富豪在外面“爽”的还不过瘾，就在自己的别墅里花５０万建卡拉ＯＫ房。

而我们的百姓呢，却过着与他们天壤之别的生活。

一个在新疆打工的妇女仅仅因为无力给孩子买一块蛋糕，这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就选择了跳车自杀。湖北农民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４０００元工钱未果的情况下，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南宁市某厂的下岗工人为了能让３多个月没吃过肉的儿子吃一顿肉，情急之下，在肉摊上拿起一块肉就跑。后其父经不起羞辱，愧对孩子，丢下妻儿，走上了绝路。一顿肉而已啊，几两猪肉，就让一个家庭解体。当城市的富豪们坐在饭店的包房里吃着几万元一桌的佳肴时，他们似乎不会想到几两猪肉对一个贫民的意义。在人口密度最大的四川省，有的地区一个月人均收入也就是１００多块钱。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丈夫去世了，劳动能力也不行了，儿女在外面打工也挣不到多少钱，她就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在四川省，她们可以为了一碗５块钱、１０块钱面钱去出卖自己啊！她们的贫穷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已形成鲜明的对照。贫困山区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偏远山区的学生在不能够挡风遮雨的校舍里读书。而城市暴发户则住在１·３亿元的豪宅里，有钱人还可以吃３０多万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如此巨大的差别，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以此展望中国社会能否保持稳定，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在调查中了解到，中国已经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富有阶层：百万富翁约有三百万人，千万富翁有约３０万人，而亿万富豪已超过１万人。另外，中国还拥有一个由１０００万高级经理组成的高收入阶层。而中国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呢？有３０００万左右。这一数字碰巧与农村未脱贫人口的数量大体相当。这些富人的财富占社会全部财富的６２·４%，而贫民只占全社会财富的１·４%.可见，中国的穷人付出上是最多的，但其得到的却是极其的不公平。

中国的贫富差距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私有化产物，是过去所行的政治经济路线种下了“因”，现在才有这样贫富悬殊的“果”。特别是上一届执政中的十三年，由于政策失控，官商勾结的圈地运动席卷全国，物资财产资源通过各式各样巧妙而“合法”的程序掌控到权贵们手里，国有资产在官权的操作下变戏法儿似地到了少数利益者个人的手里。与此同时，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通过操作政策资源大肆敛财，从市长、县长、乡长、村长到大学教授、医生、小学教师；从法官、检察官、税官到公章管理员、仓库保管员、火葬场焚烧员，每一个职位就是一个敛财的操作平台，蝗虫般凶猛的官僚队伍将国家的财富啃噬的只剩一具空壳。到现在，山已毁了、矿井挖蹋了、江河污染殆尽了，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如此，官商勾结的利益团体依靠这种资源巧取豪夺、坐享其成，将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农民的血液、骨髓榨干吸尽。富豪越富、多数穷人越穷，两个极端的“二元结构”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二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均衡发展，这是一个断层，少部分“富豪”迅速走向了现代化，多数穷人却与现代化无缘。这是中国经济畸形发展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一个国家是否富裕光看人民币在银行的储蓄总额是没有用的，富人掌控大部分使用不尽的资产放在银行里，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孩子升不起学。种地的人吃不饱，做工的人买不起住房住。挣扎在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的最底层。

当年邓小平在深圳“划了一个圆”而使中国走上经济改革道路，他也曾看到这一点，他说：“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

他的惊叹未免太迟了，中国经济改革二十五年来，为了搞经济建设，全国的储蓄，包括农民储蓄都拿到城市里修高楼大厦、飞机场、高速公路去了，自然就没法发展。去年我国未解决温饱（依人均年收入六百三十七元人民币以下为准）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八十万人。中国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逾一兆元人民币，按上面所说的贫困标准，这笔钱足可以让三千万贫困人口脱贫五十二年。

现今的中国是一个“百病缠身”、“瘤疾难愈”的中国，社会矛盾在江泽民时代日积月累，就像人体里的各个机能失调，造成了无法治愈的病疾顽症。现在，胡锦涛要在“十一五”期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新、去追查、去清洗、去还债、去纠正、去擦屁股，谈何容易！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５日于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