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京人又有了一个兴奋点。这个兴奋点就是，他们又来纪念老胡了。

虽然，实际上产生兴奋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和中共有着各种藕断丝连，或者藕不断，丝更连的一些党内人士。更有一些老人居然留下眼泪，好像我们看见1970年代，人们为了那些统治者的去世留下眼泪一样。

党内改革派诸位大佬，更是出来大谈一番马列主义和胡老的关系，说是胡如何如何懂得马克思和列宁。是读过马克思和列宁全集的人——虽然，他们在这里没有评介究竟马列里有多少负面的东西；也没有说，胡老是不是反思了马克思和列宁，甚至予以批判——就像几乎一百年前，孙中山批判资本论一样。

一时间，胡耀邦和光辉的马列主义，又成为中国社会再次谈及的话题。自由主义者的言说和理论及其人物们，在纪念气氛里退居幕后。

而官方的说辞，更是有一番高论出现。他们把老胡捧到一个很高的，却是非常狭隘的马列甚至今天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官方语系里，如几个代表啥的奇思怪想中去，并结合老毛和1960年代的共产党宣传语汇，造成历史和现实的重复，包裹在胡耀邦身上，一团马列主义毛思想的七彩之光。从任何角度而言，这种光环，假光环的再现，很像马克思说的，人们借助历史的光环在说话。其实，是历史抛却的老一套宣传，今天，却复活得如此巧妙和不露声色。

借尸还魂的手段，在不知不觉中，使得向前走的中国思想界，蓦然好像倒退了二十年。

而这个气氛，恐怕是这次纪念会的，踏破铁鞋觅得的意外之宝。

第二个宝贝是，在信仰破产的中国，人们忽然发现，供上一个胡耀邦，是不明不白，却是极为令人感动的，廉价宣传得到意外效果。

产生的巨大幻觉是，人们可以不再思考中国的党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及其取代之的可能性，以及会不会产生某种危机等问题。

人们在无意中发现，只要循着胡耀邦的思想，在党内推行胡耀邦模式，党的合法合理性就会存在，中国的民主法治，就可以信赖和值得预期。

这里既没有出现戈巴契夫的问题，也没有实行多头政治的必要——因为，胡的一个模式——党内民主的胡模式，好像成为唯一的现实模式。多党制，及其附带产品如新闻自由和法治独立等，都可以一言以遮蔽之。因为全部的可能性，来源于胡式改革。而他的改革，除去平凡冤假错案和实行所谓的实践性真理以外，其他的政治遗产和思想遗产，似乎是不必考量和补充的。

于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巨大的，由一党实行的耀邦模式之幻觉，就成为中国人对峙党之民主和普世价值的一个关键。

这里出现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耀邦思想，是不是中国和中共特色的政治经济改革模式，他是不是触及其他哲学遗产，如普世价值的遗产。停顿在耀邦模式的思维和实践中，最惠于国人的，究竟是那一方的真理。加之这个“党之良心”，因为种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被腰斫，此模式又该如何准确判断和定位。

二，这个模式，是不是通向民主自由的一条道路，值得深思。

解释胡耀邦思想，是不是可以停留在说他如何懂得马列，懂得党内改制，而是要延伸到对于马列和其正统的反思和批判上来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很深奥的问题，而是一个很浅显的问题。全部估计，是看耀邦是不是在向着戈巴契夫的路径演进——这个，也许是评价他的唯一价值取向。然而，没有人对此展开看法，说出观点。

三，戈巴契夫主义的推行与否在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可行，今天的人们，党内外的许多人，还在商榷和游弋当中。

然而，汇合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种水火相融的乌托邦举动，却是党内改革大佬们取得“党幻觉”的一个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习惯性做法。这个做法的逻辑模糊前提是，你是要实行普世的多党 游戏，还是要实行一个党之下的游戏，主张会产生一个好党，一个好政府，一个好人，一个好耀邦的，新乌托邦主义游戏。

这个思维的混乱，一直在困扰着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并由此出现和体制内，外的连动和制肘。连动是，党内批评家一方面告诉你，一党专权的弊端；一则，又告诉你，一党不坏，只是一党之不民主，才坏——于是，逻辑游戏，无法健康进行下去，因为前提是模糊的。

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问题，其实，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所有实践之检验，来源于监督体制的实行——而真理的任何检验，只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暂时之举动——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原理是，不存在对于“人”之主客体的穷尽之真理。任何真理，都是一种社团和公领域中，总体和非总体意志的相对真理；对于所谓真理的裁定，几乎伴随各种党派和政治社团异见的永恒的争论；也是这些群体和社团生存的前提。一旦一方被裁断错误，而另一方被裁断正确，除去选票决定的胜负，并无真理与否的存在。更不可以强迫实行和认知。

这里于是发生多数人的意志和少数人的意志问题，并且仅仅止于这个多数和少数，并无你掌握真理，或者他犯了过失的问题。

不存在多数人掌握真理，少数人不掌握真理的问题。

这个真理，只是存在于争论的自由形式当中。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没有解决真理问题，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坦率而言，中国的实践检验，就是邓检验。除去邓检验，你能够说出什么其他人，社团，人群的代替性检验吗？到了1989年，这个检验就基本破产了。

换言之，中国人崇奉一个所谓的唯物主义前提，而这个前提，其实是相对于唯心主义和宗教的前提，加上没有实行意识形态的开放，遂使得实践代替真理的问题，产生了邓代替毛的一个伪实践之检验。

其实，这里什么也不可以检验，什么也检验不到。因为，政治游戏的平等博弈原则，是互相之间的间性考量，而不是由那一家说出真理为结束。

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上帝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在某个政治家，不要说政客手里了！

四，是平反问题。这个问题的中国特色是，制造冤案者掌控平反之的权利——这一点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这是皇帝制度的延续。慈禧被倭寇打败后，清廷下了准“罪己召”，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是一个昏聩之举。明智之所在，是她知道天下大势，清廷战败，国破家亡，已思变革；昏聩的是，她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这个罪，这个战败，是朝廷本身的存在造成的。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清廷的改革和宪政实施，与其说是一个真理，不如说是一个幻觉。孙中山证实了她这个幻觉。

而平反事由，一方面，是中国人恢复了正式草民而非罪民的地位和身份，另一面，是中国草民依旧没有惩罚惩罚者的法律和道义权利。无论是右派还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没有起诉最高犯罪方的原始权利，只是得到极为有限度的，生活和生存权利的恢复——虽然这个生存权，其实已经是岌岌可危的。

胡在这个方面的做为，值得书记一笔，因为是邓的真理说，启动了他案头膝下的实践，遂使得千万冤案得到中共式平反——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从普世角度的，控告最高犯罪人的任何审判——而如果你要追究这个问题，你就有重新回到监狱和成为"贱民"和"罪犯"的巨大可能性。

我们前此提到，在胡为千千万万人平反的时候，新的冤案，如罗孚案，李光诒案，正好发生。就不要说1989年，或者1986年的若干案件了。因为胡的正义之举的极度有限性，使得他本人，也成为一个不为宪法，党章保护的个人和党员；成为准罪犯。这个，就是他的平反的脆弱性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胡廉洁问题。这个法律层面上的问题，本来不值得渲染。如，西方政客，克林顿，如果他没有任何丑闻和经济犯罪，美国人说，那就没有关于他的新闻。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而如果他有了丑闻，就是新闻，是人咬狗。胡没有丑闻，很正常，不值得歌功颂德。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职员，谁，因为没有贪污和腐化，而受到莫名的赞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