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民众维权又出现一系列大事件。这些大事件基本上以民众被镇压戛然而止。诸如河北定州血案、山东临沂强制结扎运动、重庆钢厂（军）警民冲突、广东太石村和广东汕尾血案……如果在欧美，每一事件都可以导致大的政治事变。中国没有政治——当权者不与民众对话、谈判，其从事的就不是政治而只是统治——共产党当然可以不惜继续将一党利益建立在民众的血泊中。

这里要谈的大连工潮，没有怎么受到舆论关注。大连工潮的意义非同一般，一是将共产党政府的“超买办主义”面目，通过大规模罢工斗争公开撕破；二是这样的公开撕破已经很难通过简单的镇压或者消息封锁而复原；三是罢工应当说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实现了民众抗争如愿和共产党“超买办主义”有所收敛的零的突破。

一、大连日企工潮回顾

2005年7月27日，大连开发区东芝公司一个生产马达的流水线停工，该车间数百员工罢工。罢工起因：该公司通过将每一个工作流程由20秒压缩为14秒，来规避劳动法员工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个小时的规定。3小时后，全厂停工。日方妥协，同意每月增加工资150元，厂庆时每位员工奖励1000元，工人复工。

开发区共有外资企业1856家，其中日资企业529家。东芝之后又有一批小型日资企业陆续罢工要求加薪。

9月9日上午八时，日资大连佳能有限公司6000多名员工为涨薪罢工。工人们准备去市政府请愿，但政府封锁了交通。一些女工情绪特别激烈，因为她们到23岁便会被裁掉，这一歧视性规定为佳能公司独有。下午三时罢工代表与日方谈判达成工资涨200元。但二十分钟后大连市市长、副市长来到佳能，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也介入，宣称罢工属非法行为，工资保持不变。10日公司开紧急会议,宣布来自政府的意见：不涨工资。10日晚“人民公安”进入公司,强行要求工人签字同意复工,并威胁“不签者不许睡觉”。不想签字的数千工人露宿街头。12日早，公安再次介入,哄出未签协议工人后继续威胁说“不签者开除，并且大连单位永不入用。”12日晚, 工人继续抗议政府行为,整个公司停产。14日下午，开发区管委会、佳能公司与员工代表三方协商，工资涨103元。4天后，有数名佳能公司员工被点名开除。

佳能公司的罢工，引发新一轮日资企业罢工风潮，先后波及三菱、东芝、日本电产、日新工机和旭染织等十几家日资企业。12日，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员工首先声援罢工，9000多人参加。罢工高潮时参加者人数达3万余人。

持续四个月的罢工以罢工企业工人工资普遍上调结束，但上调幅度很小，离罢工工人的要求相去甚远，且多以通过降低公积金比例、养老保险金比例来补偿资方。不仅如此，日资企业更向大连市政府提出索赔要求且获准，数亿赔偿资金从政府财政拨付。

二、“超买办主义”的本质难改变

2002年前后,大连多次发生日资企业内日本人殴打中国员工的事件,大连官方和民间都以沉默面对。今年夏季的罢工潮，政府先是摆出对罢工工人的强硬姿态，继而通过对日资政策的变通和屈辱赔偿，对民众让步，没有一意孤行镇压政策，进步有，但这进步十分脆弱、十分不确定，还需要通过民众的持续抗争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

这次参加罢工的工人大多数是进城劳工。进厂之前，他们一般只有三、四千元的年收入。进厂之后，他们的年收入为六千至一万二千不等。他们基本上来自大连周边农村，从一些罢工工人对外界说的话看，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太大，大到甚至超过了工人们的生理承受限度——上午下午分别只有7分钟、8分钟如厕，每一个动作甚至体位都分分秒秒地被严格规定，累得身体发麻，站立都困难，以及加班和变相加班远远超过了法定限度——工人们是不会举行罢工的。

罢工虽未遭遇司空见惯的强力弹压，但其经济成果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是得不偿失：流水线单位操作时限从20秒减少到14秒，缩短了3/10——上涨的工资理应超过原工资的3/10，但普遍不足，佳能只上调1/10；公积金、养老金的企业缴纳比例减小了，这当然是工人们的直接工资收入被变相克扣；政府赔偿给日资的钱当然也有日企工人们的贡献份额在内。

尽管大连当局后来终于没有镇压罢工工人，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实出偶然，值得肯定，但大连当局对日资的屈辱补偿与赔偿表明，其一开始对工人的强硬，这种“不爱国人卖国人”的心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在罢工潮平息之后，大连市长夏德仁便强调，当前政府在招商引资策略上宜采取全线出击的方式，既不丢弃日本，又把重点转向韩国、美国，并向东南亚延伸。他说：“在这个形势下，还要稳住日资。”共产党现在维持其统治的唯一依靠，就是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主要靠经济的对外开放而实现——这是因为共产党无法或者不愿意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难以获得来自内部市场的增长活力。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向外商低头哈腰，或者想方设法把外商与自己绑在一条绳上，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国家在经济主权上的卖国主义是共产党不得不选择的，因为它不可能与人民形成利益共同体：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它知道人民都恨不得立即抛弃这个党。“稳住日资”本身当然不错，问题全看你怎么稳住日资。靠压榨民众的血汗来献媚日资，这样的办法稳得住一时但稳不长久。今年罢工过去，明年还会罢工，老是靠罢工之后给日商下跪赔笑，长得了吗？当局必须真正下功夫来寻找民众与外商的利益平衡点，也就是要让工人们通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来与资方通过谈判博弈来形成平衡点——否则不存在单方面臆想的平衡点。老师拱手让外商舒舒服服地博取超额利润，工人们怎么不要么罢工、要么回家（例如“民工荒”）、要么用各种办法“捣乱”？除非那些外商与共产党一样没出息，否则“撤资”就是时刻可能出现的。

大连开发区一位官员说，“罢工对开发区不是一件好事，外商来了，一看到工人素质这么差，政府也管不了，投资环境恶劣，会被吓跑的。”大错！没有20世纪20-30年代工人们的罢工浪潮，欧美日本社会就不可能有二次大战后的健康发展；罢工不是工人素质差，而是公认的素质在提高的突出表现。不要说马克思，就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官员，都不能想象共产党这样对待和看待工人罢工。难道中国的民众只有变成奴隶才是素质高、才是好事、才让外商放心吗？难道欧美发达国家相互间的投资都被“吓跑”得精精光了？

如果把外商投资中实际上是共产党贪官的“外逃资金”重新打回老家来洗钱的，把引进外商中产生的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巨大损失，把外商的种种从共产党纵容下学会的偷漏税等等不法行为，都折算一下，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利益早就在“跑得精精光了”。

大连相关官员的说法是我不得不认真思考共产党的“超买办主义”行径。共产党曾经将清末北洋民国时期替帝国主义谋取利益的中国官商称作“买办”。但那样的买办还是羞羞答答的，躲在享有“治外法权”的帝国主义后面的，没有什么“主义”来充意识形态垃圾公然叫卖的。现在共产党可不同了，是“帝国主义”不愿干不想干甚至不敢干的强盗生意，共产党一概先行包揽下来，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借口，将外商被动推向“帝国主义”的贼船，叫你不当“帝国主义”还不行，必须先愿意黑了心跟着共产党欺负中国民众，才好意思来中国投资。中国民众不满吗？罢工吗？要“捣乱”吗？一概不用“帝国主义”操心，共产党一律站在最前面替摆平搞定了！不信对比一下“五卅”运动和今天中国外资工人的维权运动，那时候是帝国主义冲在前面，军阀贪官奸商们跟在后面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现在例如大连的日商遇到麻烦首先是向大连政府求援了，甚至日商本来已经答应的条件，大连官员也要推翻或者打折扣。这种永远站在前面做“前盾”的“买办”，带领外商实行“企业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然是“超级买办主义”了！

三、大连开发区的“买办渎罪”现象

 这次罢工暴露了大连开发区早已存在的“买办渎罪”现象，当然不仅是大连，也是全中国普遍存在着的现象。

据罢工潮之后一些基层管理人员对香港传媒的介绍，“近些年，日资企业大量使用劳务工，这会让日资企业逃避许多责任和义务，比如给工人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这在以往政府是不允许的。”“以往政府”是什么年代的政府？共产党的政府什么时候禁止过外商使用“劳务工”（进城农民或者下岗临时工）？

 此罪一。

据报道，“大连市职工平均年工资18709元，而开发区日资企业劳务工月薪只有500元左右，这个工资标准已保持了很长时间。”500元是低于大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此外，众所周知，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通常都高于某地区的平均工资，怎么大连开发区日资劳务工的年平均工资，反倒只有“大连市职工平均年工资18709元”的1/3？

大连开发区的政府管理不是有渎职罪了吗？

大连政府及其开发区政府在这次罢工潮中，基本上扮演的是帮日商斡旋的角色，其工会亦然，连中间调停人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工会要听工人们的，政府应当站在公正执法者的立场了。实际上，值得表扬的没有严厉镇压除外，从斡旋的结果看，如上指出，政府还是没有起码的法治责任感，倒是仍然让工人们有了太多的恐惧感，例如有工人对香港记者表示：“领导与组织罢工的工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组织罢工的工人事先做好牺牲自己的打算，工人每人会给其100～200元。”在一些企业，工人们根本不敢推举自己的谈判代表，以致“谈判变成政府包办的一种单方面行为。”在日本本土，日本企业工会每年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但到了中；在大连，“日资企业动不动就要求政府介入，甚至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因为，工会不能领导工人罢工，也不能代表工人与日方谈判，这个时候只能由政府出面。”

这里当然有了大连当局及其开发区机构最大的罪过了！

共产党的“超买办主义”罪孽深矣大矣！大连与中国的工人们，“买办时代”未去，“爱国主义”难行，共产党当年主张的与卖国贼的斗争，还得继续下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