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报道师涛等在押政治犯在监狱中被迫超负荷劳动的状况，说明中国监狱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因为一般来讲，对政治犯的劳动要求有内部掌握方法——不强迫他们与刑事犯完成一样的生产定量；或者有的政治犯根本就得不到劳动机会——其实这也是一种虐待，因为你失去适当锻炼身体机能的机会。

中国监狱法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在这一原则下，监狱实行类似军队化的“双首长制”：一个监区即大队里有监区（大队）长、教导员；分监区（中队）有分监区（中队）长、指导员。一般情况下，统称这四种职务警员及其他警员为队长。

教导员与指导员主管教育事项，大队长、中队长负责劳动即生产事项。

监狱总的来说是生产型的大型企业（比如我曾服刑过的河北省第四监狱即石家庄北郊监狱，对外叫河北客车厂，生产长鹿牌客车），可能的情况下，如经济效益比较好，还能发给犯人一些象征性的工资。但这只在极少数的经济效益好的监狱如广东，才能做到。不管做得到与否，所有监狱的核算体系中都有一项叫“犯人虚拟工资”的部分。

犯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一般不低于9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5块钱存到存折上用于购买牙膏、肥皂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在计划经济时代，监狱的生产与销售都不成其为问题，犯人的生活与社会整体平均生活水平差距并不大。比如河北省第四监狱生产客车的钢材由国家拔给，产品也由地方有关局委包销。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监狱企业也被迫独立核算，自找市场。同时，国家对监狱的管理也不再实行大包干，而是收支两条线。一旦一个监狱的上交款项完不成指标，那么司法厅、部下属二级机构监狱管理局返还的比例也就小了。而干警工资、车辆、吃喝等费用又降不下来，所以就得“从犯人嘴里扣钱”。名义上的90块钱，最多达到2／3就不错了。

如此，就出了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犯人坐监狱基本上处于自助状态，家里要给补贴钱。监狱里也要办一些创收性的项目，比如犯人家属探视住宿本来是一种奖励措施，但改成了收费，如住一晚上100块钱。再有，监狱里也开超市（不可否认地它改善了犯人的生活环境），超市的物品一般比社会上的正常价格高到20％乃至100％。

为了谋求灰色收入，干警为犯人减刑收取“好处费”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有的监狱犯人之间还搞“积分转卖”的办法。比如说你还有半年就出狱，但不能不干活，干活的积分的最重要作用是用于减刑。半年已没刑可减，那好，你就卖给我（比如还有3年），比如说1分1块钱，但这要有干警从中帮忙，否则难以成交。这并非什么新鲜事，湖南邵峰监狱还出现过狱警给有钱的犯人找妓女的事情。事情败露，上了《中国青年报》。

以上都是些枝节问题，导致监狱服刑犯人人权状况恶化的关键经济因素是：

一、监狱企业搞市场不在行，产品销路一般不好；

二、投资项目失败的较多；

三、在银行的贷款也都分到各大队，各自要承担本金与利息。本金还不还无所谓，关键是利息支出，很大。

四、狱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也有社会攀比性，要求有较高的福利待遇。

五、监狱要搞硬件建设，需要大量自筹资金。

在以上五种因素的作用下，监狱管理实际上对“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调适，坚决采取以劳动为主的方法，至于教育则勉为其难了。所以，从1991年以来，中国监狱基本上丧失了改造功能，变成了纯生产机构——重复犯罪率的成倍增长，就是改造政策失败的最好写照。

在监狱向纯生产型企业蜕变的过程中，它很少有机会找到技术含量高的生产项目，必须采取劳动密集型方式。而劳动密集型的项目有很大社会竞争力，因此，让犯人干超负荷的劳动就成了必然现象。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一个社会工人在单位劳动时间内比如8小时干出20件产品（如缝手套），那么监狱犯人至少要干50件。还有，社会劳动者如果在法定范围内工作8小时，那么监狱的犯人就要干10至12个小时乃至更长。再者监狱的生产检验相当严，几乎是完全由“外部控制”——协作方定立质量标准。如此，它才能和社会拼抢市场。日本就发生过由于监狱产品质高价廉挤压了社会厂商，而导致抗议的事件。

我在服刑的后期，所在的中队干过手工勾制凉鞋的生意。因为男人比（社会上的）女人手劲大，所勾得产品较好。释放后，我陪一位朋友去市场上买凉鞋，在同样的勾制品中，我给他挑到了最便宜但质量好的那一种。

此外，监狱还生产社会上不愿承担的高风险产品或提供该方面的劳务。比如环保指标严重不合格的电镀件，无论其排废气还是排污水，都没有人过问。再比盗版印刷，特别是工具书，也是暴利。在监狱内印，没人能查得到。

中国监狱完全生产化，不仅带来了严重的人权后果，还带来了其他社会破坏性后果，如重复犯罪率的提高－－恶劣的劳动条件、不受最低尊重的管理方式，造成了犯人的报复心理。还有，低廉的同类生产成品，必将严重冲击市场。应当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的极其低廉与监狱体制有密切关系。毕竟监狱只列“虚拟工人工资”而不必实发到劳动者（犯人）手中，而社会上的企业既便给工人再低的工资也没法低到犯人的水平如只90块钱（亦不足）的生活费。

附带地说，看守所也属于广义的监狱系统。它的劳动强度比正式监狱要大得多。商品销售价格也离谱。这种状况也是中国监狱完全企业化的一种证明。

同样，看守所的生产项目要比正式监狱的手工劳动更多，或者说几乎完全是手工。诸如粘纸袋、插塑花、拆纤维袋子不一而跳。奇怪的是，绝大多数在押嫌犯没人对此提出异议。因为警察告诉他：“在这里你练成快手，到监狱就不发愁了。”比如说糊套梨的纸袋（双层）看守所的定量日为2400个，到监狱里也就2000个，而社会上的这类工人充其量完成1000个。

看守所里的消费比监狱里高，比方说一盒软包的桂花烟，在看守所卖到4块钱，监狱是3块到3块2毛，社会上正常价是2块3毛至2块5毛之间。要命的是看守所的烟大都是假的。

至于炒菜，比外面饭店里还贵。一份芹菜炒肉可要你8到15块钱不等，到了监狱也就3至5块的样子。

看守所是“天价吃杀（死）人”的地方，也是干警能发大财的地方。有一个看守所所长竟然敢把手机借给未决犯用。至于怎么收费，外人就不知道了。如果按监狱里犯人私藏手机的使用价格（1分钟10块钱），那么看守至少要一分钟50块钱。

不过，政治犯就别想用手机的事了。能用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黑社会的头目，必须就重大案情与外界未被抓的朋友订好如何把事情“摆”到最小；二是经济犯，这些人不仅出手大方，社会也有关系。说不定能帮提供手机的人一个大忙。

坦率地说：至于师涛在监狱受到的超负荷劳动压迫，只不过是万牛一毛而已，毕竟还有我们这些人来关心、呼吁，对那此普通的刑事犯呢？

所以，中国要想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应当考虑将犯人列为人的行列，而不是拿他们当牲口使用。最好的技术性方法是，对社会开放，让国际社会力量与中国服过刑的人联合组成监督体制，对监狱人权状况予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