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尼·雅科夫列夫，一九二三年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十八岁参加卫国战争，身负重伤，此后腿部终身残疾。从教育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教育和新闻部门工作，因才华出众而被调入苏共中央机关。一九六五年起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任代理部长（由于其思想解放而被苏共领导看成是“不正统”，因此一直没有正式批准他担任部长）。在此期间，雅科夫列夫继续学术研究，先后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答辩，并获得教授学衔，成为苏共高级领导人中学历最高的、也是最有学问的人之一。然而，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头头苏斯洛夫却对其学术研究持否定态度。

一九七三年，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中央受到批判，并被贬到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速启动政治改革，将其调回莫斯科，先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六年，雅科夫列夫进入苏共政治局，从此进入最高决策层，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亲自起草了包括“公开性”问题在内的若干重要文件，是改革运动的“思想库”的核心成员。一九九零年，他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并宣布退出苏共政治局，成为苏联历史上唯一主动退出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

一九九一年八月六日，在保守势力对改革力量“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雅科夫列夫毅然宣布退出苏共。在“八·一九”政变之前，他多次警告戈尔巴乔夫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然而戈氏未能对此警告引起充分的重视。政变发生之后，雅科夫列夫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接受西方媒体记者的采访，表示支持合法政府，反对政变。苏联解体之后，他又出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并兼任若干民间职务，继续为俄罗斯社会的进步而奔走呼吁。虽然在此后的政坛风云中他逐渐边缘化，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对社会前途的思考和呼吁。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期间，雅科夫列夫先后两次出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先后为三百万名苏维埃时代受到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仅仅从这个庞大的数字（当然这也仅仅是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中便可以看出，极权主义对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而雅科夫列夫为恢复历史真相、还受害者清白和正义又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除了大力推进改革进程并为之提供思想资源之外，这是雅科夫列夫所作出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如果把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看作是一套精心设计、准确运转的机器的话，这套机器是如何失灵的？为什么苏联领导层、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没有觉察到帝国会如此迅速地崩溃呢？为什么那么多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预测到了苏维埃帝国的寿命？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被誉为“一面了解俄罗斯百年历史进程的镜子”，也是回答这个难题的一次尝试。它不仅是一本苏联杰出的政治家高屋建瓴的回忆录，更是一个优秀学者长期艰苦思考的结晶。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在俄罗斯兴起和消亡的原因。在这本书中，雅科夫列夫既对历史的弯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对未来俄罗斯的面貌作出了明确的预测。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书。 

（一）暴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为什么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专制制度、暴力统治和谎言宣传一直是苏联社会的主流？为什么俄国人会选择布尔什维主义这杯“苦酒”？这是雅科夫列夫多年来都在苦苦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在这本著作中企图回答的问题。

　　在俄罗斯出现列宁—斯大林式的统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有着其深邃的民族文化心理——单单谴责或者追究马克思的责任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作为历史学家，雅科夫列夫敏锐地发现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毒瘤，即对暴力的崇尚。说到底，沙皇政权就是军事独裁政权，沙皇制的确定经历了这样几个重大事件：战胜蒙古的侵略，全民受洗归入基督教，彼得一世的改革，以及在卫国战争中打败拿破仑。俄国的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变异的流派，其致命弱点便在于政教合一，违背了圣经中政教分离的诫命。沙皇体制一方面依靠东正教“君权神授”的理论和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来维系民心，另一方面则以赤裸裸的军警暴力机构消灭来自新兴力量的任何挑战。既然统治者依靠暴力治国，那么平民也惟独对暴力臣服。暴力成为俄罗斯社会的最高原则。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近代以来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两股思潮合而为一，首先征服了俄罗斯的平民知识分子，然后再征服大部分平民百姓。十九世纪末以来，俄国社会本来有若干走上改良道路的契机，例如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但它们迅速被“激进——更激进”的暴力革命模式席卷而去。俄罗斯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深刻地揭示了俄国激进主义的本质：“它在自己的想像中做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入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利益对立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妥协意识，他们把社会变革当作一场危险的赌局：要么胜者通吃，要么输家一无所有。最后，暴力成为最为迅速地实现各自目标的捷径。

　　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宏观考察，雅科夫列夫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规律：“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未能依靠暴力建成一个人们赞许的社会，因为暴力只能产生暴力。暴力革命——乃是洒在悲剧性幻想的玫瑰花瓣上的鲜血。”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发现了它最根本的弱点：“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然而，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者们手中，玩弄得最为得心应手的正是“阶级斗争”这一威力无比的武器。马克思建立了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真理与谬误共存的思想体系，而列宁却将其化繁为简、彻底“俄罗斯化”了。列宁选择的大多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糟粕部分，却恰恰是能够在俄罗斯现实中发挥出巨大能量的部分。列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谁的理论有利于自己获得权力，他便顺手拿来。因此，雅科夫列夫认为，对于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仅把它当作新的学术流派，而是作为一种指出摆脱绝望和困境的学说”。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暴力被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望尘莫及。在担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期间，雅科夫列夫接触到浩如烟海的秘密材料，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历次镇压，其规模之浩大、手段之残暴、组织之严密，让他不寒而栗。他提到一九五四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给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仅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遭到镇压的人数就达三百七十万。他认为，在官方的数字之外还应当追加集体化时期的三百四十万人以及遭到镇压的三百三十万少数民族，这样的话总数至少不下于一千万。

　　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发生的呢？雅科夫列夫认为：“问题不仅在于列宁或斯大林。当然，对于千百万无辜蒙难者的生命他们负有个人责任。这一点是明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在于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关于这套曾经被人民憧憬、却又已经被人民抛弃了的制度，他一针见血地分析说：“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凡是布尔什维主义一经确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现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现象；而超乎寻常和冷酷无情的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更使人们透不过气来。所有这些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暴力的作用仅仅在于捍卫当权者的权力，它消灭人的肉体、摧毁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最后导致国民整体素质的急剧下降，人们一提起“政治”这个词语便瞠目结舌，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死气沉沉。城市被层层党组织所严密控制，俄罗斯本来已经具备的“乡村自治”的传统也彻底被“集体农庄”所摧毁。可以说，在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上，只有顺民而无公民。

　　在雅科夫列夫看来，专制制度的建立和暴力手段的泛滥，“是罪恶昭彰的党和国家黑手党肆虐的结果，是政治意识形态偏执狂热的结果，又是我们全体殷勤地参与了恶行的结果”。在这里，他尖锐地提出了大家共同来承担罪孽的论点，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罪的——无论是罪恶的参与者、实施者，还是罪恶的旁观者、沉默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过去的历史、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的聪明人。雅科夫列夫痛心疾首地指出：“不要逃避现实——正是我们自己泯灭了人格和良知，冷酷无情地中伤戕害并将子弹射向了与自己相仿的人们；是我们告发了邻居和同事；在党的会议或别的集会上，或通过报刊、电影和戏剧舞台，揭发了那些‘思想不纯正分子’。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也许不是你。但是大家都有份。难道是外星人在我们土地上散播仇恨？”外部的邪恶固然面目狰狞，但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没有康德所说的那种“神圣的道的律令”呢？

　　一场全民共同的忏悔是必要的。三十多年以前，赫鲁晓夫已经率先忏悔了——他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中唯一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进行忏悔的人。今天，更多的人应当开始他们的忏悔。没有经过对罪恶的忏悔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一个摇摇晃晃的纸房子，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既存在于制度之中，也存在于我们中间”。雅科夫列夫发现，即使在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在大众媒体上、在议院里，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暴力倾向和独裁思想。这不是民主带来的病毒，而恰恰是极权主义时代的顽疾，“不能不看到：几千年来俄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暴力模式还能重新产生疯狂的独裁者和觊觎王位的人”。因此，他发出了并非杞人忧天的警告——斯大林主义之“死”尚需时日。 

（二）黑手党的帝国 

　　俄罗斯历史学家弗·祖博克和康·普列沙科夫在他们合著的《克里姆林宫秘史》一书中指出：“苏联人的世界观，是在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历史中形成的。无论是沙俄历史遗产、布尔什维克革命、国内战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都对苏联形成独特的视角产生了影响。同时，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帝国文明，这一点也对苏联形成其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的，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疆域最为庞大的帝国，而且还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共同建构的“黑手党帝国”，正如历史学家尼·津科维奇在《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这个国家里呈现出的是“政治犯罪化、犯罪政治化”的可悲景象。整个统治阶层已经堕落为一个“专业犯罪集团”了。

　　雅科夫列夫发现，这个“黑手党帝国”的三大支柱乃是军队及军工联合体、以克格勃为核心的镇压机构、党的系统。长期以来，这三个部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凌驾于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之上，也凌驾于真理、正义、和平这样一些全人类向往的价值观之上。它们像血吸虫一样附着在国家的肌体上，一面吸取营养，一面还放射毒液。正是这三大部门带头败坏了法治和良知，将国家拖入衰退的深渊。臭名昭著的“八·一九”政变的中心人物，大都来自于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他们梦想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停止已经启动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并将社会拉回到黑暗的斯大林时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乃是“恢复秩序”。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保全部门和个人的特权及利益。

　　那些政变者企图恢复的是一种怎样的秩序呢？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和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曾经写过一本斯大林的政治传记，题目就叫《胜利与悲剧》。在他看来，斯大林的胜利同时也正是人民的悲剧。他引用了画家韦列夏金一幅画的意象来形容斯大林的帝国——一个顶上立着一只乌鸦的、用人的颅骨筑成的金字塔。当然，“金字塔里面隐藏着活下来的人民，他们确实被自己的希望和信念欺骗了，但对他们来说，过去时代的悲剧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斯大林的帝国是用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个帝国对于斯大林和他的走狗们来说像天堂般的美好，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像地狱般的恐怖。沃尔科戈诺夫超越了自己的特权身份，勇锐地指出：“无论多么重大的政策，如果不讲道德，都是冒牌的珍品。斯大林是个残酷的政治家，他在整个一生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一点也不考虑起码的道德价值观。因此，对于独裁者来说，人是个工具，是个统计单位，是一大片不成形的物料中的一块。……斯大林以自己的整个一生和自己的行动证明，谎言是无缝不钻的祸害，一切灾祸都从谎言开始。暴力、个人专权、官僚制度、教条主义、恺撒主义——这一切都被谎言美化了。”斯大林开创了这样一种恶例：他赋予党和国家的领袖以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身份——黑手党的教父。与之相比，意大利那个弹丸之地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教父又算得了什么呢？

　　作为斯大林之后统治时间最长的一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形成了一对十分有趣的对照。勃列日涅夫表面上看是标准的“技术官僚”，其实他是连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都不具备的中规中矩“政工干部”。无论从那个方面看，勃列日涅夫都是极其平庸的，他没有斯大林的钢铁意志，也没有赫鲁晓夫的改革勇气，却能够成为斯大林之后又一个个人崇拜的典型。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根本原因是这个衰朽的体制呼唤这样一个衰朽的领袖。

　　在此意义上，勃列日涅夫的当权绝非偶然。正如雅科夫列夫所描述的那样，“在苏联领导人中，如果说斯大林是受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典型，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由于欺世盗名而堕落的榜样。”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一名丑角。在他治下，军工集团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国家的操纵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地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才能。生前最后五六年，重病不起，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勃列日涅夫的家族疯狂参与走私、贪污等犯罪活动，他的女婿从一名普通军官一跃成为克格勃中将，甚至明目张胆地掠夺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委托黑社会进行销赃。莫斯科市民都知道，最高领袖的家人们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看，他们就是一丘之貉。

　　雅科夫列夫曾经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两年，还在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久，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入的体认（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前克格勃头子、“八·一九”政变的主角克留奇科夫攻击雅科夫列夫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经过俄罗斯总检察院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纯属诽谤）。因此，他一直主张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与西方积极对话、和平相处。进入苏共决策层之后，他接触到了许多绝密材料，不禁为邪恶力量挥霍浪费、翻云覆雨的斑斑劣迹而感到震惊，这最终导致了他与这个黑手党帝国的决裂。

　　作为纳税人，苏联人民从来不知道国家财产花费到了那些领域，以及为什么苏联经济会垮掉。对此，雅科夫列夫愤怒地写道：“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国人民将会知晓：数以亿计的资金被罪恶地滥用于军备竞赛、对外冒险、为别国提供军援；滥用于无任何意义和效益可言的土壤改良计划和谁也不需要的民防建设项目；滥用于搜捕和迫害‘人民的敌人’。”单单所谓的“外援”一项，就令俄罗斯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在决定外援项目的时候，决策层大多盲目行事——只要哪个非洲独裁者声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向爱好奉承的苏联领袖说上几句赞美的话，那么数以亿计的援助立刻便捞到手了。这样，在“苏联之友”名单中就出现了“非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食人皇帝博卡萨、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埃塞俄比亚残酷无情的杀人凶手门格斯图等人。而普通纳税人是毫不知情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党和国家的机密”。

　　在对外政策上，这个黑手党帝国一只手慷慨大方，大把抛洒卢布；另一只手又紧握大棒，威胁“犯规者”，直接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等国。在对内政策上，统治者一只手严密封锁信息、实行愚民教育；另一只手又指挥秘密警察来打压所谓的“异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离心离德者”。雅科夫列夫亲眼看到了这种卑鄙政策的可怕结果：“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沉重罪恶不仅在于数百万清白无辜者丧失了生命，他们家庭遭到了悲惨命运，制造了毛骨悚然的环境。这个制度的罪恶还在于人们的心灵无尽无休地被仇视、凶狠和怀疑所扭曲。”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并不因为民主化而突然消失。因此，俄罗斯人民要摆脱阴影，过上健康的、正常的、幸福的生活，还将作出艰辛的努力。 

（三）“斯大林”与“莫扎特”的对立 

雅科夫列夫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之一，概括为两种人物的对立，而这两类人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创造着历史：一类是斯大林式的人物，另一类是莫扎特式的人物。

　　在这里，“斯大林”既是指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又是指一套庞大而复杂的象征符号——即俄罗斯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的“下流人”。“斯大林”代表着人类恶的、贪婪的、凶残的一面，他是最恶劣的“流氓无产者”中的“英雄”，这样的“下流人”如果等级做了皇帝，将比以前的皇帝还要残暴千百倍。这类人是真、善、美的敌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被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如希特勒），而某些人依然还在享受着部分愚民的崇拜（如斯大林）——因此，雅科夫列夫高声呼吁：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在雅科夫列夫的笔下，善于伪装的斯大林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这个面目是自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逐渐清晰起来的：“斯大林是职业掘墓人。他个性暴戾，是最奸诈的恶棍。他是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最明显的代表人物，是耍诡计、搞恐怖活动的能手，是封建主义国家镇压制度的创始人。这种制度造成的神志不清如此深刻、如此损坏一切和吞食一切，以至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这个杀害千百万人的凶手顶礼膜拜。他对国家实力和精神潜力的衰竭、对千百万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苏联解体之后，经济自由化政策迅猛推进，俄罗斯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情况，一部分老兵和老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这是新政府应当解决而又未能切实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人怀念斯大林时代的思想苗头。雅科夫列夫对俄罗斯当下斯大林主义的死灰复燃保持高度的警惕，他特意强调：“斯大林主义反人民罪行的规模大得无比。斯大林杀死的共产党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独裁者杀死的加起来还多，提醒这一点对当今斯大林分子布尔什维克是有益的。”

　　而屹立在另外一座山峰上的是“莫扎特”。这里所说的“莫扎特”，与其说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人类辉煌的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道德操守，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莫扎特精神——这是人身上最光彩夺目最珍贵的品质。世间万物——从野人亲手点燃的篝火到计算机，从车轮到宇宙站——都是莫扎特式的人、天才和知识分子创造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普希金以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曼德尔斯塔姆、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他们都可以归入“莫扎特”的精神序列之中。他们是俄罗斯的骄傲，他们是俄罗斯的光明，他们是俄罗斯的良心。一个没有精神追求而只有经济诉求的民族，无法为人类奉献文明财富。俄罗斯民族最让人尊重的地方就在于，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莫扎特”也没有停止文化艺术的创造。

　　在过去的八十年里，“斯大林”们在俄罗斯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他们执掌了权柄，决定着他人（包括“莫扎特”们）的生死。斯大林主义吓破了许多人的胆，也迷糊了许多人的眼睛。雅科夫列夫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是一种衡量责任心和心理完整性的尺度。”答案不需要经过周密的演算才能够得出来：“斯大林不简单是历史上几百个暴君中的又一个暴君，他建立了暴政体制、全面镇压个人和社会的体制。但是斯大林主义不仅是靠流血、而且是靠神话来维持的。”可悲的是，参与制造这种神话的人当中，就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这样奴才比一般的奴才更加可恶——他们对个人崇拜、民族蒙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配合斯大林本人制造了那些神话呢？这些神话又以何种方式写进了各种历史书的呢？

　　神话之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教科书上说：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才翻身做了主人，“从此站了起来”。在经济建设上，俄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国，斯大林死后卫星也上了天。这一切似乎头头是道。但是，雅科夫列夫追问道：这一切是靠什么手段获得的呢？“原来，靠的是几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靠的是消灭农民，靠的是奴隶集中营，靠的是河流、森林的毁灭。”

　　神话之二是“斯大林领导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此，雅科夫列夫的质问同样是有力的：难道离开独裁者人民就不能取胜吗？为什么发动进攻的希特勒只损失了五百万人，而苏联人进行防御、战斗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死亡了三千万人？正是因为斯大林发起的清洗运动杀害了军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指挥官，才导致战争初期苏联军队的溃败。作为一名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终身残疾的士兵，雅科夫列夫的结论是确凿的：“全体人民高度紧张、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的结果实质上被人掠夺去了，被人利用来神话篡夺胜利的权力体制了。”

　　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丑角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此后的多名苏共总书记，都是“斯大林”的某一个横断面的延伸。对于苏联政坛上的最后一具僵尸契尔年科，雅科夫列夫写道：“契尔年科是我们这个制度即将覆灭及毫无生命力和完全不合格的最耀眼的信号。他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他最喜爱的是读劳动群众的来信。我不敢说他是位‘眼睛里充满着布尔什维克热情’的有坚定信念的活动家。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习惯促成的。”当然，契尔年科所阅读的“劳动人民的来信”都是秘书精心挑选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克格勃们化名写的歌功颂德的信件。可是，契尔年科却信以为真，读得津津有味，并以之为自己惟一的爱好。他被写信的人感动了，他也被自己“深入群众”的崇高品质感动了。这是多么可悲，又多么可笑啊。

　　契尔年科之流的平庸人物，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领袖，得益于苏联平庸的干部选拔制度。领袖们安插在上层的人，相当一部分是目光短浅、见风使舵，然而“政治可靠”的人物——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自己形成挑战。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最高领袖考虑的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私利，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优败劣胜”的“潜规则”，“接班人”一个比一个差劲（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例外）。对此，雅科夫列夫充满嘲讽地写道：“较有远见的党的活动家们懂得，新‘领袖’的荒唐可笑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制度全面结构性崩溃的反映。荒诞剧院继续上演自己的戏，但导演的无能越来越明显。”这一时刻，即便是普通民众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戏就要演完了。

　　然而，苏联的历史中不仅仅活跃着“斯大林”们。在那些最黑暗、最邪恶的时代里，俄罗斯的“莫扎特”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完全停止他们的呐喊与呼号。雅科夫列夫充满崇敬之情地写到了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以及他们的同伴们，“那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渊博知识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积极性的人们，他们确实向同胞说出了真相，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遭到了迫害。”可以说，没有这群“莫扎特”，也就没有极权主义的垮台和民主的实现。他们顽强不屈的存在，成为老百姓拷问自身灵魂时的一个参照系。在这个维度上，一个萨哈罗夫的力量胜过十万名克格勃特务，这也正是索尔仁尼琴在回忆录中使用的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牛犊顶橡树”。

　　雅科夫列夫高度评价了苏联所谓的“不同政见现象”，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整体上是我们所需要的，确实是我们的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精神源泉”。尽管这个词语遭到了诬蔑和扭曲，被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了，但在雅科夫列夫看来，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实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那么，“有不同的思想”难道是什么天大的罪过吗？他反问道：“为什么思想不一样就等于犯法和反社会，至少是等于做了某种可耻的罪过？谁根据什么权力可以规定出一种规矩，即所有人必须而且只能同样地思考？”

　　然而，苏联领导人一贯的做法是以蛮横的方式消灭一切“有不同思想的人”，并把“统一思想”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等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样一批“莫扎特”式的人物的是悲剧性的命运：进行政治审判、利用精神病院、驱逐出境、剥夺工作、在大众媒体上（首先是通过《真理报》）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和辱骂。对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的迫害，也就是对自由思考和主动精神的迫害，这种丑恶行径引发了另外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开始瓦解。而所有这一切又使道德、社会、工艺和经济方面的许多病变现象越来越深重。”这就是苏联瓦解的原因，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的腐朽开始的。

　　雅科夫列夫把俄罗斯的希望寄托于“莫扎特”们身上。他认为，伟大的俄罗斯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是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人、人的生活、死亡和不朽是绝对的。

　　但愿他的希望变成现实。 

二零零三年春初稿，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