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野蛮世界的个体性视野

《日瓦戈医生》是小说但更是诗，是连斯大林也不忍惊扰的“闲云野鹤”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性内心的呈现。因此你无法用任何宏大叙事来拆解它，那种曲解与误读会只留下徒劳无功的夸张与滑稽——在曾经有过的冷战对峙中它不属于任何一方。革命需要疯狂的冲动与盲目的服从，而对革命的反动有时同样需要这些，至少需要集体的意志与集体的行动，而日瓦戈对他们来说，无疑显得太过柔弱，太不够劲儿了。诗性小说，你就只能用诗性的节奏去体贴它，感应它，就像日瓦戈，一个人站在暴风雪中，一个孤独的诗人独自与狼遥遥相望。

我正在讲授的《人文阅读》课程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文明告别野蛮是艰难的。人类用近万年的时间与自己搏杀，也只不过培育了一点文明种子而已。而日瓦戈医生就正是这样一位“文明种子”。日瓦戈有健全的和持之以恒的个体性，他始终作为一个尊严的个人而存在，在这一点上日瓦戈的柔弱本身就成就着一种最可宝贵的坚强。作为个人存在的诗人日瓦戈是清醒的，虽然他也曾怀着对社会生活中黑暗内容的厌弃而盼望革命有所作为，但他珍视个人、尊重个人、同情个人，他的爱是自由、平等和完整的，他不会和煽惑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为敌的家伙站在一起。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那时“二月革命”还未失败，但从街区到医院、野蛮与疯狂已经悄悄蔓延。看看吧，在居委会，甚至在逃难的车厢里，有几个人如日瓦戈，始终是且只是他自己？如果没有个体的关怀，没有对个体这一绝对“少数派”的权利底限的维护，“二月革命”就必定失败。野蛮世界的再度降临，也必将渐渐伤害到每一个或醉或醒的普通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绝对“少数派”。也就是说，所谓“多数派”的胜利，将不会是任何人的幸福承诺和公正企盼的实现。个体没有胜利。

日瓦戈在小说下卷第十一章被游击队抓了去。在这之前他就曾在列车行驶途中遭遇过斯特列利尼科夫：“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而一旦没有了对个体生命的基本关怀，那“明确”、那“直率”、那“严厉”、那“正确”无疑都是令人毛骨耸然的恐怖。游击队的生活同样如此。被动地夹杂在野蛮厮杀的疯人队伍之中，日瓦戈对战斗场面的观察是回归个体本位的。时时刻刻携带着诗人心中敏感的疼痛。他在凝视着敌人，他在“看清他们每个人的脸”，请注意，“每个人”。他不认识他们，“但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悉，曾经见过。”请注意，“熟悉”。在战场上，日瓦戈对来自高尔察克部队的敌人“感到亲切”，战场遭遇竟也恍如“过去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这特别的真实感伴随着日瓦戈“全部的同情”。然而“怜悯心”不能阻挡那象征性的“对准枯树开枪”，更不能阻挡敌人“在开枪的时刻穿过他的瞄准线”。这就是野蛮厮杀的残酷与荒谬。“置身度外是违背规则的”，小说写道，可“现实的秩序”和“事件的法则”并没有左右诗人爱与仁慈的内心。在疯人队伍之中，日瓦戈也许是唯一的清醒者。那些疯人们，“感觉麻木”，正如日瓦戈所云，他们的视野中已不再有“每个人”的活生生的血肉，母亲的爱和祝福，小饰物牵动的隐秘记忆，生命的光彩，他们莫名地仇恨而躁狂。“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这是日瓦戈的概括，但他也许不知道，对个体生命来说，1920年秋天的疯狂还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绝望会眷顾每个可怜的个体生命，只要“敌人的逻辑”是主宰生活的唯一准则。在小说下卷第十四章，我们发现，不仅是日瓦戈，还有那曾经以铁血手腕推进革命的斯特列利尼科夫，都会陷入无法抵挡的“惊恐和悲伤”。“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此精当地点明了“革命癫狂”之下的普遍命运。那些曾经以集体之名挥舞的钢刀最终落在了包括挥刀者在内的个体颈上。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曾经是作为个人的、有感情、有底限、有独立判断的安季波夫，最终也回归于一个绝望的个体，在恐惧中自杀。他说“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是他投身革命的动因，但他又说“我还不知道他们（把我抓住后）会怎么干吗？”因为他也曾这样抓住并处决过无数可怜无辜的普通人，因为他知道他选择的“洗清回忆”的方法是恶，是不折不扣的恶。在雪原上，曾经强悍的生命回归死亡，目睹这一切的诗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未知的死亡。所不同的是，这柔弱的生命在自己短暂的轨迹中，维护了内心的完整和洁白。

《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在于：普通人，也可以做到，凛然不可侵犯地穿过时代风潮的骇浪惊涛，做为一个节奏舒缓而从容的诗性生命，在这野蛮世界走一遭。

诊断科马罗夫斯基

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其实是个充满复杂性的人物。他的“可耻行径”（蓝英年语）对拉拉的悲剧乃至日瓦戈的命运都负有责任。但与其说他是作者“揭露和谴责”（蓝英年语）的对象，莫不如说他是个同样值得悲悯的病人。世界是由日瓦戈们和科马罗夫斯基们，还有一些数目惊人的混沌者，共同组成的。日瓦戈和科马罗夫斯基的对立并不缘于相互憎恨。只有混沌者被无缘无故的恨支配着。日瓦戈是科马罗夫斯基的参照系。甚至也有资格作他灵魂的医生。这正是经典烛照幽微的力量。

作者说科马罗夫斯基“是个精通俄国事务、沉着冷静的实干家”。至于科马罗夫斯基居住的彼得罗夫大街，作者说，“这里居住着稳重、自重而又富裕的自由职业者”。所谓“沉着冷静”、“稳重、自重”，只是这位律师谋取私利（“实干”）的职业能力。就如同他的“对待弱者与下属的那股狠劲”。科马罗夫斯基的“狠”，再加上他的“精通俄国事务”，使他“富裕”，更使他的“低音嗓门”、他的“无足轻重的、对一切都瞧不起的见解”，能够为混沌者仰视。与日瓦戈的人性光彩迥异，科马罗夫斯基兽性十足。

那么，科马罗夫斯基是先天如此吗？当然不是。如果强悍的兽性是一种病症，那么病毒侵蚀肌体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七八岁。一个没有经历过温柔和平的童年的生命不会为美丽着魔。看看科马罗夫斯基与拉拉的悲剧吧。未成年的纯洁的拉拉，“她的美丽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侵入他的心灵。”这正是与强悍的兽性相悖的柔软的人性，科马罗夫斯基曾经做为人而兀立在天地间的时候那值得珍惜的、原初的自我并未被病毒毁灭干净。他的“神魂颠倒”不可遏制地超出了逢场作戏的范围。令科马罗夫斯基的兽性原型——他的宠物“叭儿狗”憎恶的是，他在拉拉那里“沾染上人的气味”。这对科马罗夫斯基是神秘而兴奋的自救与唤醒，对恰逢青春期的拉拉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屈辱和灾难。三年多家庭教师的生活，以及那“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都是拉拉绝望的挣扎和反抗。但这差点击中科马罗夫斯基的子弹给予他的竟是与日瓦戈相似的感受：日瓦戈说拉拉“美得多么骄傲”，科马罗夫斯基说她“与众不同”、“无法抗拒”、“异乎寻常”。那“无法挽回”让他“伤感”，他甚至在拉拉与安季波夫出发前的晚会上“心里一阵发酸，哽咽起来”。这无疑是一个恶棍心中的一位诗人的苏醒。作为个体，科马罗夫斯基遭遇内心“各种相互抵触的情绪”，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拉拉的，是属于美善的。拉拉“活在世上为的是解开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谜，并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那么，谁能说科马罗夫斯基没从拉拉的呼吸间感受到与大地恢复关联的幸福？只不过，对科马罗夫斯基来说，这种情绪太微弱了，稍纵即逝的烟火对他内心的黑暗仍旧无能为力。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上卷第一章第七节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独白：“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的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是被切身利害的作用所驱使。不过要不是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对这些作用进行调节的话，这作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来自深信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一切事物不仅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有人叫作历史，也有人另给它取个名称。”多么害人的“生活的洪流”，让“清醒”的“个人”变得“混沌不清”的可怕的“洪流”！这“混沌不清”不仅包括“操心、忙碌”，还包括残暴与迷狂。安季波夫在我看来就属于混沌者。而科马罗夫斯基，他的兽性原型象征着内心的黑暗，黑暗已经比“混沌不清”可怕得多了。

科马罗夫斯基是政治人物吗？当然是，但这正是他的人性病症之所在。连年少的拉拉都知道，他是风云人物，“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那时是二月革命前夜，那“集会”决非保皇党人的集会。他与沃伊特太太，也是一位律师，“一位在俄国居住的政治侨民的妻子”，相熟识，后者“思想先进”，丈夫与普列汉诺夫交好。在我看来，科马罗夫斯基至少应该算个“孟什维克”，弄不好恐怕更进步些。科马罗夫斯基后来成为“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这甚至“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可见其活动能量。但你只能说在拉拉面前，科马罗夫斯基心中曾有过美善的烛光跃动，你却无法说他的政治活动是受到过哪怕一瞬间的价值力量的导引的。

二十世纪初叶的俄国，就像作者笔下的暴风雪和狼嗥一样，政治是赤裸裸的黑暗。说的直白一点，科马罗夫斯基们，在利用安季波夫们的热情和幼稚，混沌者是内心黑暗的人的炮灰。旁观的日瓦戈们，他们的“超脱感”在黑暗者和混沌者的洪流面前变成了深重的无奈感。所以，诊断政治，诊断历史，其实正是在诊断人性。电影版的《日瓦戈医生》，那数次出现于背景中的巨形挂像，不就是科马罗夫斯基们的写真吗？诊断人性，也意味着诊断这个社会，每一个人如果都能战胜人性中的混沌与黑暗，不受科马罗夫斯基们的煽惑、欺骗和操控，不受安季波夫们的感染、激励和威胁，甚至科马罗夫斯基和安季波夫如果也有机会倾听人性深处美善的召唤，这个社会摆脱野蛮与疯狂就有希望了。

    科马罗夫斯基的政治与情感“互相抵触”，他的一厢情愿的情感并没能挽救他的黑暗的政治。他“躲藏在白色蒙古”，在红军的攻势下抛妻别子，不知所终。他很可能死在红军之手，但我宁愿称之为黑暗的自我杀害。那么，什么能挽救一个人的内心呢？我想作者一定认为，信仰能。小说中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福音书的重要内容是“对不朽的忠诚”和“个性自由”，或者说，与“埋葬死者的大地”相对应的“另外的某个地方”的存在，使灵魂的自救成为可能。拉拉和日瓦戈，为什么这两个自由的灵魂能够心心相印？为什么内心幸福的降临属于他们而不是科马罗夫斯基和安季波夫？小说下卷第十五章写道：“他们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那是一种“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而科马罗夫斯基和安季波夫，因为没有信仰之天启，因为没有“另外的某个地方”在他们的灵魂中展开，他们“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对这种缺乏敬畏之心的生命，悲悯他们的人性病症，并且透过言说与沉默、爱与盼望，耐心等待他们的醒来，永远是必要的。

普通人的世纪劫难

20世纪是普通人遭受劫难的世纪。这劫难可能是远胜于此前许多世纪之总和的。陈恭尹的《读秦纪》中说：“秦法虽严亦甚疏。”哪知极权主义的最高境界是透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来改塑人性！自虐的疯狂与恐怖又岂会“疏”的，身体方面的饥饿与疼痛更不必说了。《读秦纪》诗的最后一句是：“人间犹有未烧书。”世纪劫难的百年间，这小小星球上有多少国家、多少人、多少年是在没有真正的书、没有真正的阅读的精神饥饿中度过的？“烧书”的办法多多，“未烧书”留下的杰作屈指可数，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算得上一部。

日瓦戈在二十世纪初炫目的迷乱中度过他的青春时光。因为他从舅父那里得到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启蒙教育，他在暴力和暴力的较量面前只能做一个守护基本人性的旁观者。他亲自见证了普通人被残酷而猛烈地卷入“革命”之狂潮的全过程。世界上永远有不公正（如1905年革命中的“狞笑着的哥萨克”），因此也永远有对不公正的反抗（如“怀着十分的憎恨”的科洛格里沃夫），普通人正是因这当仁不让的反抗才印证了自己的尊严。但20世纪初叶俄国的情况却并不这么简单：有一种力量，一种企图透过控制普通人来主宰世界的力量，来自人心之魔瓶不慎释放出的黑暗，它试图以人间天国的异教蛊惑来赢取普通人所有的信任，当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命运托付和抵押给它，由它引领，那持续整个20世纪不绝的劫难就拉开帷幕了。黑暗的力量以光明和胜利之名收缴了普通人独自和理性地反抗不公正的权利，于是黑暗吞噬黑暗，暴力遭遇暴力，混乱中普通人踉踉跄跄地跟随着，渐渐变成了混沌的人，甚至沦为疯人。

1917年，日瓦戈从陆军医院回到莫斯科，“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这还不算，更致命的是，“上层的特权被取消”，以这样的承诺作代价，“毫不可惜地彻底同独立思考分手”！“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这成了对所有人的不容置疑的要求！借着酒精的力量，日瓦戈说出了他心中的疑惑：“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当时十月革命尚未来临，遍布半个星球的普通人贯穿整个世纪的悲剧命运也只是刚刚开始，你不得不承认，日瓦戈是个伟大的预言者。

那个可怕的十月在激烈的枪声中过去了，普通人呢？“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这些人取代了旧有的特权者，新的特权以“恐吓手段”为武器。日常食物紧张，却只能偷偷找“市郊农村的农民”买蔬菜和土豆，因为“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紧接着“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而支配的结果却是“不是劳动人民的”需要搬出去。“伤寒病”流行，找不到搬运的车，“窝窝囊囊像羊一样坐以待毙”，出门需要“出差证明”，甚至强制征劳役并重兵押送，这就是“普通老百姓”过上的好日子。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日瓦戈说：“（农民）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目睹普通人的受难，这使得日瓦戈的旅途沉重而忧患。

被红军烧焦的村落，瓦雷金诺之行听到的“坐在火山口上了”的声音，游击队枪口下的可怜亡魂，这公正吗？普通人在沙皇体制下遭遇的不公正，经由一场被抵押出去的反抗，又大摇大摆地重归生活。甚至不由自主地投身人与人为敌的相互仇恨与自我伤害，彻底陷入“革命癫狂”，在多少普通人的灵魂里，野蛮重新占据了本来不甚宽广的人文空间。从日瓦戈的故乡，南下、东进，甚至西传，野蛮与人文的对局就这样开始了，而且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小说下卷第十六章中写到的“古拉格”、“惩罚劳改营”在那场革命的三十年后以更加惨无人道的形式逼问着人们的良知。书中说：“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异教在20世纪并不光彩的胜利以及他们对普通人所作的一切。

那么，怎么办？为了普通人能走出那沉重的世纪劫难，能清醒地把未来还给自己，我们这些人文知识分子能做什么？普通人日瓦戈在冥冥中凝视着我们。“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他在诗中说。在小说的《尾声》部分，日瓦戈的老友戈尔东说：“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总结得多精彩！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拼尽一切力量逆流而上，让粗俗和物质化的重归深沉而高尚的理想，让罗马重归希腊，让革命重归教育。而这就是阅读《日瓦戈医生》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在《人文阅读》课堂上，我对选修这门课程的百位年轻学子如是说。

2005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