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行为上毫无选择时，精神上却可能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一九八五年，我在《重合的孤独》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位年轻诗人，我已经知道，我面对着一种深刻的困境。具象地说，现实在不停提供“噩梦的灵感”，我们的写作跟随着它，划出的正是一条向自己亲历的痛苦经验深处探寻的轨迹。一个轮廓清晰的“追问的历程”。每抵达一个“形而下下”的现实深度，也同时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对存在的理解。或许出于直觉，或许是对中国灾难历史的“怪圈”式循环有所自觉，或许冥冥中被中文动词的“非时态性”所启示，我所体会的困境，自始就直指一种剥去了“时间幻象”的处境。一种“不可能”，揭露出“进化”深处人性黑暗的深渊。它远不止是“时间的痛苦”，更是“没有时间的痛苦”。正因为这，杜甫写于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诗句“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才跨时空地与我心心相契，成为我漫漫漂流途中的座右铭。
中国古话曰“置之死地而后生”；同理，当意大利电视台问我“诗对你意味着什么？”我的回答是：“从不可能开始。”是的，必须有对处境之“不可能”的自觉，还必须像生命一样不顾一切的“开始”。我们自七十年代末由现实而历史、又从历史切入文化的层层“反思”，才显得加倍宝贵。
我这一代人的最大噩梦就是文革。自它结束后，一个质问“谁该对那场大灾难负责？”一直锥刺着中国人。北京西单“民主墙”曾带来短暂的希望。就在那儿，后来写进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名字们汇聚到一起。我们在美学上的区别，凸显了一个急迫的共同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那正是文学最低、也最高的标准。只这一句话，就足以刺穿周围强加的谎言了：文革甚至不是“伤痕”，因为淌血的伤口从未愈合。毛死了，而邓自己的文革版本“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令知识分子眼睁睁看着噩梦又还原成现实。一代代独裁者，以及与他们配套的愚民、顺民，不停上演着一个早已写进中国历史的戏剧脚本。在灵魂的刺痛中，时间就像几千年更换的面孔和名字一样没有意义。由此，大雁塔、长城、故宫、易经“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诗；甚至“六四”的鲜血，也无非那庞大的死亡之虚无的一部分。那么，每个人在这场历史悲剧中扮演什么角色？整体的黑暗中，谁敢宣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当数亿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谁是迫害者？难道现实竟荒诞至此，有灾难而没有迫害者？贯穿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恰与美国黑人的“寻根”反义——我们的“根”就在自己脚下，但那个两千年来渗透了中国人潜意识的“大一统”的传统思维方式，先天切除了个人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致使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只剩一个集体弱智的事实。这或许该称为我真正的“传统文化教育”：课本是深入我血肉和灵魂的痛楚，课堂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而要学习的是如果丧失对一个传统“反省的能力”，会给一个民族带来何等的灾难！我曾站在陕西临潼兵马俑坑边，目睹黄土掀开一角，那个近在咫尺、又常常惨遭忽略的死亡世界，突然暴露出来。“怪圈”原来一点不怪，因为根本没有“圈”。我们无非都是死者，面面相觑着，从未离开此地。
两个宛如谶语般的词句，预示了我的流亡生涯：八七年，我和朋友们在北京组织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八八年，我出国前写下的诗句“回不去时回到故乡”。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让我们亲眼目睹了历史的背道而驰。东欧流亡作家回家之日，正是我们去国之时。但甚至这，也从未令我感到意外。好像现实非如此不足以证实诗的深度：“天空从未开始／这断壁残垣”、“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摘自我写作五年的长诗《YI》，总标题为一个我自造的篆体汉字）。文革后“人的自觉”唤醒了“诗的自觉”，而现在，则是“诗的自觉”在引领“人的自觉”。我在那首长诗中，通过大规模拼贴不同时代和人物，刻意敞开“中文性”内涵的非时间因素，以“取消时间”的诗歌意识，触摸千载不移的人之命运。“每一只鸟儿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就延伸到哪儿 此时此地／无所不在……”这些写于中国的句子，已经涵盖了我被禁止和销毁的作品、流亡中漏雨的小屋、被自己的母语变成隐身人的悲哀。还远不止那些呢，我海外写作的冷静，得有场大喧嚣作对比：九十年代后席卷整个中国的“金钱文化大革命”；“共产——黑手党”公然进行的权／钱交易；北京、上海五光十色的摩天大楼下，被难以置信的不公平经济结构无限盘剥的近十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新官方文化”的金钱收买下，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良知、对暴政的沉默与臣服；在戴着意识形态枷锁的“市场”中，和官方“盛世”宣传相配套的，弥漫于畸形“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喧嚣和文化商标式的“身份游戏”（Identity
Games）；也别忘了由西方政府和大投资商们蓄意营造的“中国市场神话”，同一个彻底实用的利益原则，竟能把“共产专制”变成西方投资的最佳保护者。中国，既是今天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又当之无愧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现实荒诞得超乎任何想象时，颇像一个独具创意的文学概念——“现实魔幻主义”！
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个词，画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当每个人都面对着世界性的困境，哪里是“中国文化”的位置？它含义的模糊，似乎正与它的被滥用成正比：那些对儒、道、释的谈论，大多只和书本上的“过去”相关，却与我们每天的生存现实绝缘；那些因招财进宝而香火鼎盛的庙宇、靠避凶免灾才大行其道的“风水”、以假弄真坑蒙世人的古董赝品，干脆该直呼为人性劣质的张扬！那些为国际政治、经济交易佐餐的舞龙舞狮式的“文化观光”呢，扑鼻一股浅薄、实用的铜臭气！
那么，还有没有出路？一连串否定之后，还找得到肯定吗？回答是：找得到。这里有个必须明确的前提：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理论，能“套得上”今日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困境和我们的活力同样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地挪出一条路来。以诗歌为例，中国古诗精美绝伦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语言相去太远了，它们提供的是一个中文诗曾经发育得多么成熟充分的范本。但同时，仅把西方诗歌视为模特也是“不够的”。且不说经过中文翻译的“变异”，我们读到的，只是某些视觉意象和观念的缩写与改写（这正解释了大批翻译味儿十足的“中文诗”之渊源），更可悲的是，储存在“中文性”内部、对我们自己必需且对他人有益的那些启示，也因为从未存在在西方诗歌中而一并遭到了忽略。于是，“中文诗”永远只不过是用中文写成的（更差的）西方诗！不，我们的思想必须是“原创”的，必须不依赖任何一个已有的文化“模式”。它不得不“新”的意识结构，必须“为我所用”地自由取舍一切人类思想资源。
争论已久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其实全无意义。这里，唯一的“体”是活着、感受着、提问着、思考着的个人。他／她没有任何锁定的来源或去向。既然“纯粹的”中国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种虚构，而“共产党文化”只是中、西劣质混血的结果。那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寻求一种另类的、良性的“杂交”——基于人性的、个性的追问，让世界在我们的思想之内四通八达！我们取舍的标准，与是否“中国的”无关，仅仅与是否对思想“有效”有关。一切有助于建构思想更深层次的就“用”，否则不“用”。
当我们肯定思想的“个人性”，就直接沟通了一切文化传统的原动力。想想透彻语言极限的老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传播自己政治主张的孔子、悲愤“天问”投江自尽的屈原吧，那是对“自我”和“自由”怎样的张扬！返回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我们既继续着儒家的人格修炼和社会关注，又不放弃道家的“精神超越”，甚至佛家对整个生命虚无的体悟，也是更高层次上的“开始”。当每个人面对着这样的“标准”，谁说“个性解放”只属于西方？
当我们肯定有一个“中文文学传统”在，那其实是在谈论一个到来太晚的、对自己语言和思维的“自觉”。过去一个世纪，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文革的“破四旧”，再到今天潮水般扫过的各种“后学”，中国人对自己宝藏的无知和对外来时髦“理论”的一窝蜂追逐同样触目！但其实，与只有西方文化单一资源的思想者比，我们本来多么富有：一个绵延数千年、自成一体且被无数古典杰作证实过的传统，在在提供着比较、对话、互动的可能。只要我们明确一点：思想首先是“个人的”，然后才由于它与中文资源的深刻联系而成为“传统的”。这种良性对话的结果，甚至凸现出把中文建成一个（或许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与欧美相媲美的传统的可能性。
当我们肯定“中文性”的哲学与美学内涵，特别是通过“取消时间”来把握人之处境，其目的也并非寻找一个与“西方”相对立的“东方”。这里，恰恰是在对西方哲学“时间性”的反思中，推出更深一层的“时间意识”：解除了“时间迷信”才暴露出每个人——并不只是中国人——脚下的绝境。对于我，这个建立“非时间的”诗歌空间的意识，既可以说是自《易经》的启示引申而来，也可以说完全基于我对当代生存状况的理解。它们互相“推进”到了彼此的深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没有出路”，且“从不可能开始”。
我的诗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也是一种肯定——对背叛一切群体的、既定的“模式”之肯定。当代中国文化上的“无依无靠”，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机遇”。不管乐意与否，我们就站在诸多文化的汇合点上。杂交反正在进行。它的“成功”与否，只能由造成的“品种”——每个个人的质量——去衡量。也正因此，“国家”、“文化”、“政治正确”等等都不再是判断的标准，反而成了被判断之物。我们的社会态度也因此清晰无误了：谁尊重自身的“自由”，就不能容忍任何对他人的迫害；谁希望自己被公平对待，就必须反抗其他所有的“不公”——无论那来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政府，还是明显持双重标准的、不顾中国扭曲的社会结构而一心和中共分赃的西方资本！“背叛”是一种自信。它意味着，一个人敢于在自己脚下反抗丑陋的世界。
两千五百年前的诗人屈原，用他罗列数百问题而无一回答的《天问》，开创了一个“追寻更彻底的困境”的思想传统。他的意义，决不止限于中文文学史，而是给了整个人类一个机会：用我们对自己发出的小小“天问”，和他建立“创造性的联系”。这是否还叫“中国文化”？用什么名字去总称这个当代的“诸子百家”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中国，毕竟在无数个人的“背叛”中，一点一点移出被共产党文化颠倒的价值观了。这，正是令我感动之处。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