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小云陪着他的姑妈张乃慧女士来找我，寒暄落座后，乃慧老人对我说明来意，她为了给活到百岁方才逝世的母亲了却心愿，按照她母亲的讲述，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写了她外公段祺瑞的故事。她说：“我母亲临终前一再叮嘱，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现代人。我听小云说你在出版社工作，能不能帮助我出版这本书？”

段祺瑞？在这资讯爆炸、真伪难辩的时代，谁会对早期军阀感兴趣？我读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军阀就是在民国初年，割据一方土地；掌控部分军权；相互争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阻碍中国统一的罪人恶人，军阀这个词早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尤其是段祺瑞，更被大文豪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鞭苔得体无完肤。早成定论的人物，难道还能翻案？

乃慧老人凝视着我，目光充满热切期待。我沉吟不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小云见我犹豫，就问：“你是不是认为不该宣传段祺瑞？你知道段祺瑞是什麽人吗？他做的官有多大？在蒋介石一统天下之前的民国初年，除了袁世凯，民国还有四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再加上一个大元帅张作霖，这五个人谁都不如段祺瑞这个国务总理的权势大。况且他还当过“总执政”。总执政是什么官？那就是换了名的总统。我们先不提他三造共和的功勋，那是史学界的事。只说这样大的官居然没有自己的房产，一直租房住；他任职期间的二十来年里，先后搬家超过十次，他老家也没有一砖半瓦。现在还有这种没私产靠租房住的高官吗？”

乃慧老人接过小云的话头，说：“也曾有过所谓的私房。怎么说呢？我的外婆是袁世凯的义女。在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时，袁世凯见他一直租房住，就以送住房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外公一栋房产。这栋房子原房主姓殷。他在和袁世凯打牌时，输了40万大洋，就将房子让给了袁，但他没交房契。等老袁一死，姓殷的儿子就拿着房契，找到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我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外公二话没说，就带着一大家子搬了家。这栋房子也只住了两年。”

我有点兴趣了，就说：“看来，段祺瑞还是满民主的嘛！若是放在现在，估计姓殷的没这个胆子，也不会这样走运。”

小云说：“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俭朴。他不置别墅，不收财礼，不抽鸦片，不打茶围，不循情卖官鬻爵。当时的人叫他六不总理，就是不贪，不沾，不抽，不喝，不嫖，不赌。”

“啊？是这样？听说当时的军阀都娶姨太太，就像现在官员的包二奶，三奶，难道段祺瑞没有姨太太？”我吃惊地说。

乃慧说：“听我母亲说，当时的官员沿袭了前清的陋习，都娶姨太太。最出格的，像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数十个姨太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有多少。段祺瑞的姨太太是我外婆帮他张罗的。我外婆自己好面子，怕其他官宦人家背后说她不贤惠，就花钱买了几个贫苦人家的女子做姨太。大姨太进门后不久病死，后来的姨太太命运各有不同。一九二八年，段祺瑞带外婆和二姨太去大连住一段时间，风流成性的三姨太刘氏就在外面招蜂引蝶，与他人有染。外公回家得知后，并未大发雷霆，而是平和地打发她回了娘家，每月给她三十元钱做生活费,算是了断。四姨太是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一进段家就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外公见她郁郁寡欢，就问她原因，并安慰她说，有苦衷尽管说，决不勉强她。她就含泪对外公说，自己在外边有恋人，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她来到段家，是受母亲逼迫，不得而已。外公听完，决定成全他们。就由外婆操办，准备了嫁妆，如同嫁女儿一样把她嫁给了她的意中人。后来外婆又为外公找了五姨太，外公看她太年轻，比自己的大女儿还小，不肯留她，又像对待四姨太那样把她嫁给了一位报馆编辑，据说两人结婚后挺恩爱。外公解放姨太太的事，在当时社会上传为佳话。”

小云笑着说：“看来，段祺瑞的思想比现在的某些大款先进的多。那个时候，他就懂得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不简单吧？！”

真是前所未闻！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今日官场风行的贿赂中，有一种贿赂比钱财物更厉害，这就是情色贿赂。如果把前者当作常规武器，那么，后者就是无坚不摧的特种武器了。在当今社会中，极少有贪官不好色的。近期在广州珠海深圳三地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当事人百分之百包养了二奶。那些包二奶的官员、老板们，又有哪个不是老夫少妻？在这些肮脏腐臭官员的心目中，越年轻漂亮，玩起来越带劲过瘾。民间有个顺口溜，形容腐败官员作风十分形象，说，“领导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开宴。吃足喝够怎么办？歌舞厅里转一转。领导转累怎么办？洗浴中心涮一涮。涮舒坦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按出火来怎么办？拉着小姐干一干。玩够小姐怎麽办？找个大款算一算。大款算完怎麽办？给个项目赚一赚。”——活脱脱丑态百出的官商勾结，一幅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我问乃慧：“段祺瑞给你们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吧？有值钱的文物吗？”

她苦笑着说：“除了好的家风外，啥也没留下。听我母亲说，当时的官府都知道外公不收礼，不吃空缺。我母亲记忆最深的是当时任江苏督军、后来成日伪大汉奸齐燮元的礼物。他送的二十件礼物中，有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璀璨夺目。家里所有人都喜欢得不得了，孩子们更是半夜爬起来摩挲它，都盼望父亲能留下这件宝物。可是，第二天上午再看，这件宝物已不知去向。原来，段祺瑞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了。他收的最完整的物品是冯玉祥送他的大南瓜，其他人送的东西都是留几样不值钱的，其余一律退还。我外公任职期间，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别的收入，可是他却不忘救助有经济困难的人。他部下有求，他总是从自己薪俸中，分出一部分接济他们。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寓所，压减服务人员。以前从不过问家事的外公，开始对日常开销亲自过目，算细账。实在没钱用，由老部下们支援一下。”

根据她的介绍，我想，这位段执政可算是一位自制力很强，清心寡欲的好高官了，那么他的子孙又怎么样？中国经过数千年“家天下”与“世袭”的传统熏陶，哪有高官不荫及子孙的？咱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例外，有些高官子女借助老子的势力，平步青云。他们得到的哪种肥差、哪个职位不是权财双赢？！时下，这样高官出身的新贵为数不少 。难道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于是我问：“那么，段祺瑞的儿孙们，总少不了沾他的光吧，因父辈的关系而做官，也算是很正常的事啊！”

乃慧摇头说：“听母亲说，外公用人唯才不唯亲。虽然当时他的儿子和女婿都处在求职阶段，但是他没给任何亲属安排一官半职。他大儿子段宏业小时候寄养在亲戚家，长到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由于幼年没受到良好教育，不求上进。有人提议给他找个职位，外公不答应，说他儿子放在政府里只能坏事。不过说句公平话，我大舅也非等闲之辈，他在围棋方面造诣很高，属当时的佼佼者。我外公常说，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底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做高官。他说这话是以自身经历为根据的。我外公七岁就进军营，除受儒学教育外，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由于家庭横遭突变，被迫十五岁就独自离家，带着几件衣服，两双鞋子，一吊铜钱，一把雨伞和一张地图，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自己的堂伯从军。这其中的艰难困苦一般人无法想象，而这也玉成了他刚毅的性格。我外公为儿女的选媳择婿条件也是看对方人品，不论门第。如我的父亲张道宏毕业于美国克莱克大学和西点军校，外公是通过报纸的介绍选中他的。一次我父亲坐火车时，见一个小孩因为来不及而把屎拉在车厢地板上，小孩的妈妈正要清洗，不巧被一位外国车长看见，他大声喊叫，硬逼着小孩母亲把粪便吃掉。我父亲愤怒地用英语和这位车长争论，最后使他不得不认错。火车上围观的乘客，都向我父亲伸大拇指。我外公看见报道后，认为我父亲有骨气，有才华，又经过外婆了解，就把我母亲嫁给他了。

我一路听来，觉得段祺瑞的为人和现在一些腐败臭烂的高官的确有着强烈的反差。可是，段执政时代的三一八惨案经过数十年不懈的鼓噪，已经家喻户晓，这种武力镇压爱国的学生和民众，致使多人死伤的罪孽，能用他本人生活清廉来抵消吗？

于是，我提起三一八惨案。我说：“现在北京的张自忠路，有三一八惨案纪念地，说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5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李大钊等人领导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曾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射击，造成死47人，伤150多人的血腥惨案。牺牲者中包括国立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已把该处作为纪念殉难烈士、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的教育基地。对这件事该怎样解释？”

乃慧叹了口气，说：“或许你不信，听我母亲说，外公是无辜的。当时他不在执政府内，而是在家里和人下棋。顺便说一句，我外公对中国围棋是有贡献的，如围棋巨匠，被誉为以棋悟道的吴清源，就是被他发现和培养的。当时吴清源经常来段家下棋，他的家庭经济困难，外公每月资助他一百元，直至送往日本深造。还有其他围棋高手如顾水如等，他都尽力培植。这些事相当多，我先不提了，就说三一八惨案吧！那时，军阀奉军正和北伐的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交战，日本帝国的军舰公然助战奉军，并联合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名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要求大沽口炮台撤销防务。列强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干预行为，引起北平民众的极大义愤，在李大钊等人的带领下聚集到天安门前抗议示威，然后游行队伍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激愤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向里冲去。见群众来势凶猛，一个值班营长慌了手脚，脱口喊出：开枪！士兵奉命向人群射击，惨案就此发生了。”

小云接着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像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梁启超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鲁迅先生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更成为以后咱们中学教科书的必选读物。

当时，诸多媒体全都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报纸就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就连当时被民众讽刺为花瓶的国会也做出决议说：此次聚会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

乃慧又说：“外公知道这事后，情绪十分悲愤，几天来吃不下，睡不着。他曾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他们是值得同情和保护的。’又颁布文件，说：‘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手下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逐一给以优恤抚慰。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素食，以示忏悔。对八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也回电断然拒绝。”

小云说：“段祺瑞算是北洋军阀中的大军阀，但是我认为，就政府的人性多寡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就是北洋政府了。你看，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段祺瑞虽然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他绝不反对五四运动，这从他任命拔攫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精英分子一事可看出来。一九一六年他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二四年任命章士钊为教育部总长；在五四运动中担当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的马叙伦，也被段祺瑞封成教育次长。在对待平民方面，北洋军阀的确是宽容和人性化。比对北洋以后掌控中国大陆的政权，看看他们在对待群众诉求方面所采取的无人性手段，段祺瑞政府是不是相当温和开明了？记得老舍的话剧《茶馆》有句台词，说：‘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前清。’按这逻辑，咱们在政治民主方面真有点一代不如一代。”

说实在话，我对小云的这番话和她姑妈说的段祺瑞事情，陌生得很，乍一听真不知如何接话茬。他们口中的北洋和我脑子里偶尔想到的北洋军阀差距太大，让我一时转不过弯来。我相信小云和她姑妈的话句句是真，但是，能出版她写的书吗？出版社要考虑生存啊！

小云见我不说话，又接着发表高论，说，“你看过最近新京报上袁伟时的文章吗？他说，‘从民国初年至1928年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是中国历史罕见的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你算算，他说的黄金时代正是北洋时代啊！袁伟时说,‘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全部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是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其基本形式是自由讨论。任何人的意见都没有强制力，人人自由选择。即使有极端主张，也是说说而已。只有这种形势才会涌现那么多大师级人物。’请你想，如果当时政权专制凶残，不容异己，能出现如此生动活泼的局面吗？”小云越说越来劲，她是有备而来啊，我该怎样回复她？

我记得有人说，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太长时间的人，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陈述，不会再花精力去求证核实真相，因此长期以来，很多历史真相都被严实地遮蔽了。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认知就是完全附着于主流话语的诱导。我想，不独是我们这一代，即便是老年人，绝大多数也已对那段历史以及演绎那段历史的风云人物感到遥远，隔膜，恍惚，脑海中的印象仅仅是各类教科书中的政治定论，空洞，教条，绝对化。谁还能有活生生的感性认知？我拿不准现在出版由他亲属述说的、比较真实的关于段祺瑞的书，是滞后了还是太超前了。它在市场上究竟如何定位呢？

小云冲我喊：“我们说了半天，你倒是表个态啊。”我慢吞吞地回答她：“你们若能自销两千本，我们出版社开印了才能不赔钱。”

2005年9月22日脱稿   2005年11月25日修订于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