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星期五。

申请执照的过程一帆风顺。这得益于李卫平的一丝不苟，没有遗漏任何细节。连“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连连赞叹：“你们的材料准备的真全，别人的申请总要跑上好几趟，你们一次就完成了。李卫平的确有能力，仅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所有材料准备得天衣无缝，这才保证了今天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的通过了审批。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

审批程序完结，剩下的就是等待，五天工作日加两天休息正是七天。七天后，我们就有了正式合法的维权机构身份。

申请获得批准后，我们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下面的工作：

一，与当局沟通。沟通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便于我们开展业务。他们的理解对我们中心的生存起着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同意，我们恐怕无法开展工作。而且，只有政府人员听我们的课，我们才能获得利益。至于沟通的人选，我们的共识是：沟通的对象最好说话有些分量，头脑清醒，有大局观。我提议了一个人，他是市局的，几次的接触给我的印象不错。

二，建立一个网站。因为网站是树立自己的形象，宣传自己的业务的最佳方式。

三，尽快置办办公用品。

四，着手新闻发布会。尽可能的多联系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及驻京记者。

四件事中第一件最重要。如果他们断然拒绝，我们的家产也就不用置了，网站也就不用建了，新闻发布会也就不用开了。这一重中之重的事，我们定在了星期一。

这次沟通的结果怎样呢？我有些忐忑。申请域名时，我以为较难，结果很顺利。审批时，我担心很难，结果也很顺利。那么这次与当局的沟通能否一样顺利呢。我不知道，我在心中祈祷。

四月四日星期一

休息了两天，享受一下轻松带给人的愉悦。许多事情大概都是如此，过多的拥有会厌倦，只有到了稀缺的时候，人们才会感受其珍贵。重获自由的四个月来，我整天无事可做。为此，我已厌倦了休息，而一个星期的忙碌又使我渴望休息。两天的休息很快的过去，我又要开始紧张的工作。

今天是决定“中心”命运的一天，我要与“市国保大队”的人谈话。拟订的内容如下：

一，成立“中心”的理由。我们认为成立中心的理由是充分的，既合法又合理。我们是善意的，我们的负面资源是我们唯一的有效资源，我们可以利用。

二，我们个人的生存状况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当局应当理解我们的苦衷，容许我们做点事，这一要求并不过分。

三是，将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函转给他们一份，算是信任，算是诚意，也算是通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目的。

国保大队答应来见面谈。谈话过程似乎是平等真诚的。我把我们的想法与希望全讲了，他们的回答是：他们不太相信我们的诚意。从他们本部门的角度考虑，也不太赞同我们这样做。当然他们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我极力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我们的诚意：一，    我们要生存。我们的一生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事了。也该考虑一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责任。二，    我们无意与政府做对。我们经进过监狱，我们不会再想进去。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分手时，我似乎看到了希望。我们以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他的事可以慢慢来。我们想用我们未来的言论，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诚意。

但我们没有天真到，我们一次就可以说服他们。我们也没有天真到，他们有权力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知道，我们要不断的与他们沟通，希望他们能将我们的意图真实，全面的转达给能做出决定的人。这个能作出决定的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对他寄予希望。其原因也很简单：人权已经明确的写进宪法。这之后，总该做点什么。

但毕竟是摊牌了，这意味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将裸露在阳光下。对此，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不违法！可我在此时猛然想起老同学的那句话：“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你们需要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

法律以外的因素是什么？它那么重要吗？比法律还重要？以至于它能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未来？我真的有些不信。我想：表面文章总还是要做的。不可能一切都是假，总还要保留一点真。只要有这点保留，我们就有机会，就有可能。

四月五日，星期二。

“市局”的态度是没有明确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对于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的理解是：可以按我们预先设计的方案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房屋的合同已经签了，我们应当马上搬进去。昨天上午与“市局”的谈完之后，下午我就与许东岭购置了家具。

想起许东岭我就感到愧疚。完全是由于我的疏忽，把他也裹进了我们的圈子，让他也在看守所里受了两年零七个月的罪。他当时下岗没有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恰好我当时正在想找些人帮我抄信封，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反正你也得给钱，给别人不如给我。也算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当时也怕事发时连累他，但是又想：他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又没有“反革命”的“主观故意”，即便有事也不过是审查一下而已。７９年，我不是就因为没有这个“主观故意”才没给我定为“反革命”吗？法律经过了十几年，不敢说日趋完善，至少不至于倒退吧。就因为我的这份天真，把一个对政治丝毫没有兴趣的人也拖进了政治的旋涡，背上“反革命”的黑锅。我经常对别人讲，我最对不起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许东岭，另一个是张国君。他们正常的生活被我打乱了。许留在北京，每月只６００元的收入；张则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没有多少人记住他们，可我却清楚，他们当时做的事是多么的不可缺，仅五天的时间就要完成７０００份传单的任务，我一个人真的做不来……

回来后，他没有抱怨，我们还是朋友，有求必应。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无私地为别人做那些琐碎的事。租房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马连洼是什么地方，更不知道那里的价钱。买家具还要找他，原因很简单，他知道有个旧货市场，那里的价格会便宜些。离开北京十几年，我真的什么地方都不清楚了，真的需要有个人帮。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在你的身边。

家具买的很顺利，旧家具看上去跟新的一样，价格十分便宜。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家具搬进了我们的工作地点，摆放后的效果也不错。虽然简陋些，但应付“中心”开始时的工作却绰绰有余。晚上我舍不得离开这８２米的大居室，就住在了那里。我暗想：我出来后，一直住在父母的沙发上，今天我也好好享受一下这宽敞房间的滋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感觉一定很美。可当夜幕降临时，我就有些感到孤独，房间里空荡荡的让我伤感。我曾经以为我只喜欢静，我今晚才知道我还有人性的另外一面。我喜欢静，是我需要静的时候，我也喜欢动，动得轰轰烈烈。

我告诉卫平：我“占领”了这里。

他哈哈一笑说：“我明天就去！”。

今天下午，卫平也将香山的小家，搬到了这里。我们俩才正式的开始了“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的征程。

四月六日星期三

上午，我们向“市局”的相关人士通报了我们定于四月十二日举办“新闻发布会”的事。下午，反馈意见就回来了，他们不赞成我们这样做。对我，他们更是明确告之：你在剥权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是强制性规定。

他们除了对我的告诫外，还有如下四点：一是，我们不违法，他们不干预；二是，不能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资助；三是，不要变换形式，披上合法的外衣再干与人民为敌的事；四是，把我们真实的想法与实际操作过程写一份详细的材料上交给他们。

对我来讲，主要以“想法”为主。对卫平来讲，主要以“详细的操作过程为主”。

下午的谈话，我们是有诚意的。可看来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诚意，并极力阻止我们做这件事。对于他们的四点要求，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因为一切都在你们的眼皮底下干，瞒不过你们。如果你们还不放心，你们可以安排一个人在我们的“中心”兼职。甚至于可以做我们的会计，这样我们的帐目往来你们就一览无疑。至于刘京生不能接受采访的事，我们可以放弃，由李卫平来做这件事。关于接受境外资金的事，我们认为：要看资金的流向，用在帮助政府上，就不能认定为犯罪。我们也答应了，把我们的想法与实际的操作过程写成文字的东西给他们，但要至少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做准备。我们希望“新闻发布会”的事能得到政府的理解，并能给我们一个是否可以召开的明确答复。

谈话似乎很艰难，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他们不赞成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可又说：“不违法就不干预”。怎么理解这句话，成了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关键。如果我们理解为：他们的不赞成只是因为我的存在，那么我不在了，我们的违法嫌疑就可以排除了。我们就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如果我们理解为：他们的不赞成，是基于我们根本就不能这样做，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努力的去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都开不成“新闻发布会”。在这里，法的底线似乎显的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法以外的因素权力！不管我们如何理解，我们都要依附于权力。

最困难的时期，最难过的一道坎。前面几步我们走的太顺利了，今天我们才遇到了真正的麻烦，面临真正的考验。考验我们，也考验他们。考验我们的能力与意志，考验他们的胸襟与胆识。双方都在冒险。如果我们失败的话，损失的只是金钱；但如果他们失败的话，损失的将会是信任与荣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损失要比我们大的多。当然，这一损益的评估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他们是否也采用这样的方法评估，我们不知。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讲，损失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家不认为自己损失了什么，你说再大的损失人家也不在意。

此时，我们需要耐心。耐心的等待他们的回音。